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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型的社会改革家》，副题《专业人员放弃高位报酬，矢志扶贫济困》。文章写道，美国有许多专业人士放弃了权大薪高的职务，把全部时间用于济困扶贫。这种职业上的变动已经使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联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华尔街大公司的财务经理巴特·哈维，在巴尔的摩郊区有宽敞的住宅，闲时便到欧洲去度假，哈佛大学的学历还使他置身于哈佛校友的关系网中。按传统的看法，他这大半生已经功成名就：声望、金钱和随之而来的权势样样都有。但是，两年前他更换工作，到一家低薪的基金会，从事振兴日益衰败的内城区的工作。哈维说：“以前我过于注重金钱，价值观念太狭隘。”他回忆过去他本人偶尔到纽约市哈勒姆区和东村用餐或消遣，目睹这些充满犯罪、腐朽不堪的社区与他所生活的富足世界竟是如此悬殊，使他心里感到十分不安。他说：“看到人们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生活，我总想，应该有人来管管这类事！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我实际上与其他人一样，正是该来管这种事的‘人’中的一员。”
玛丽亚·福斯卡里尼斯放弃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去救助无家可归的人。唐纳德·马丁医生放弃了在马里兰州行医十九年的职业生涯，到一家为穷人治病的诊所工作。梅里尔·克拉克放弃了他在管理咨询方面的专业工作，去帮助失足青年和不知所措的未成年父母。他们希望用他们的技术，用他们在美国名牌大学受到的教育，以及他们与美国企业界的广泛联系，去推动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他们转换工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对他们所从事的高度专业化的工作及其所供职的官僚机构的寡情薄义深感厌倦和绝望。有些人认为，有必要按照长期受宗教信念熏陶而形成的社会价值观，或者说应该按照根深蒂固的关心穷人疾苦的信念行事。他们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家庭、朋友和同事们的怀疑、批评和夹杂着内疚感的饮佩之情；而他们自己则认为，他们正在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从中得到很大的满足感。
对于这些从事专业工作的、曾经手头阔绰、一切都唾手可得的人来说，投身于新的领域不但耗费大、工资低、工作时间长，而且往往是请求别人帮助而非给予别人帮助，这一切都绝非易事。这样的人在美国高级白领中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五，但记者尼克斯动情地写道：“在年轻的专业人员都一心向上爬，而关注社会的积极性正日益消亡的时代，居然有一批人，放弃自己在广告界、医学界、法律界、金融界和戏剧界等部门的高收入、高地位和受人尊敬的工作，终日为穷人、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被剥夺公权的人四处奔波，尽管他们为数不多，但确实令人惊讶。”
要求中国目前的利益分享者（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阶层）像这样“纡尊降贵”，无疑是缘木求鱼。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成功的唯一标志的社会是不义的社会。一个社会需要一批知识人，他们不应仅仅是专业人士，而是某种价值观的承载者。他们是微量元素，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当中国知识界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民间资源的使命的时候，当代文化的雪崩也就降临了。首先抛弃“沉默的大多数”的知识群休，必然遭到“沉默的大多数”的抑制甚至敌对。“无机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无机文化”，到头来不过是自言自语而已。
我保存着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底层体验，而且不间断地去体验底层。我清醒地知道这仅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的底层体验和我所体验到的底层，是我开始思考、写作的起点与支点；如果我的思考与写作跟那些文坛学界的名人有一点不同，那么我要感谢它们。记得福克纳说过：“我很难理解，一个人既然热爱上帝，又怎么能够不同样地热爱自己的邻居，尤其是一个受压迫的邻居呢！”
我也如是想：一个人既然热爱中国、热爱真理，又怎么能够忽视甚至蔑视跟自己在同一块天空下艰难地生活的中国同胞呢？
这是我写得最困难的一篇文字——不仅因为文章的题目，还因为我自己选择的写作状态。
第四辑 火与冰
一
没有嘘声的北大是残疾的北大。
今天，北大最多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授，而是栅栏。一个同学因发出嘘声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旁人不过发些“太不走运”的感想而已。然而，防民之口，如同防川一样，是靠不住的。
齐克果：一个嘘自己的人，一个以嘘自己为乐的人。这正是齐克果的伟大之处。在嘘别人之前，先嘘自己，这是我想对朋友们说的话。
二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
所以我每次提起笔时，不禁心惊胆战。
三
在三教上完某节课，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桌上的书本，门口便如潮水般地涌进一大群学生。他们如狼似虎地抢占座位，我欲出而不能。很钦佩他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同时为自己的懒惰而惭愧。一问，才知道下一节是日语课。忽然想起五十多年以前，一群同样以“北大人”自命的青年，在枪炮声中唱着宏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从北平一直步行到昆明，宁死也不愿在那群矮脚猪猡的统治下生活。
西南联大的校歌已经没有几个人记得了。西校门一侧的抗日烈士纪念碑寂寞地立着，校友们的名字依旧清晰。我常常在暮色中来到碑前，为这些真正的校友们燃一柱心香。
报纸上登载，日本殡仪馆里背死人的工作大部分由中国青年承担。而东京红灯区的妓女里支那女子的比例也日渐上升。彼岸，“中华民国”的“总统先生”自豪地说：“我算是半个日本人。”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向仇人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我依然无话可说，总觉得愧对纪念碑上那一排排名字。
这就是历史？
四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纪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里，你一定会被捆在火堆上烧死。
我笑着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时，我大概已经堕落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徙。
五
堕落。
这是一个朋友对当下大学生阶层的精辟评价。我却宁愿使用这样一组比喻：如果说当代人的堕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头撞去的飞机里，爆炸之后尸骨荡然无存；那么大学生的堕落则是从机舱里跳出来后作自由落体运动，可得一副全尸。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过多了一把布满破洞的降落伞而已，照样摔个半死不活。
堕落：程度的不同，仅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堕落，具有相同的性质。我们没有资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
六
国庆节，骑车经过海淀路，一瞥之下，觉得那家金碧辉煌的“肯德鸡”连锁店有些异样。走近了，原来门口挂出一幅红色的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标语下面，是那个加州老头笑眯眯的肖像。
觉得老美倒还挺能入乡随俗的。
七
读完《资治通鉴》，这才明白蹲在监狱里的柏杨为什么要费巨大的心血去翻译它。
《资治通鉴》是本适合在监狱里阅读的书。爱国的青年最好不要读，这里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的论据。这些句子只写在中学的课本里。
八
海外学者回国来作报告，总喜欢激情澎湃地谈“爱国主义”，谈得声泪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样的场面所感动，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终于有一次，我突然冒出异样的想法：到底“爱国”的是谁？是在国内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普通人，还是扬我国威、衣锦还乡的海外同胞？谁更有资格谈“爱国”的话题？
我绝对尊重海外游子们纯洁的感情。但我总认为，真正爱国的人都是不说“爱国”的。
九
老先生们津津乐道“乾嘉学统”，大师们的牌位重新被抬出来供奉起来。对我来说，却只记得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清初思想家，乾嘉诸老的名字一个也记不得，也不愿望去记。
所谓汉学空前绝后的辉煌，不过是文字狱最残酷的时代里的一堆文字垃圾而已，我统统不懂，也不以之为耻。
十
萨达姆又当选总统了。唯一的候选人，全票通过。
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说：“选举是公正的。”
十一
周末，当代商场。一字排开的十多位美艳照人的广告小姐很快淹没在人堆里。一大堆男人和女人衣冠楚楚，却抛开绅士淑女的风度，像饥饿的乞丐扑向面包一样向柜台前面挤，一双双伸出去的手，像是溺水者拼命想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抓起来的却是一支支的香烟。原来，这是万宝路香烟在搞促销活动，美女们胸前佩着“万宝路小姐”的飘带，柜台前是一盘盘供顾客免费品尝的香烟。
报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烟消费国。而克林顿却向几大烟草公司宣战，颁布了新的禁烟法案，规定青少年买烟必须提供年龄证明。
为同胞的健康担心，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个问题，还得向林则徐老前辈请教请教。
十二
认识自己的愚昧与卑微，是自信心得以建立的根基。
十三
自信是一种遭人怨恨的品质，因为自卑的人占绝大多数。
于是，我注定了不可能拥有太多的朋友。
十四
一九九五年的最后一分钟，在未名湖畔的铜钟前，一群手里拿着小蜡烛的学生围着几位老教授。其中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敲响了新年的钟声，“北大的钟声已经沉睡了好些年，今天，它又响了！”老教授们个个都像年轻人一样生气勃勃、笑声朗朗。
我听到了一段对话。某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