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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大学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徒出身的齐白石照样成为艺术大师，他没有“大学文化”，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学生们讲课。这样的天才数不胜数。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不幸的是，中国人习惯作这样单线的思维，他们会说：大概有吧？似乎有吧？不会没有吧？差不多吧？于是，汉语的艺术功能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凸现：一大批诸如“大学文化”的词语被智商高绝的庸人们制造出来，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来，汉语所受的毒化已无药可治——有多少人能参透“大学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能指”与“所指”已经完全分裂甚至对立。
“大学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大学”的人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更为不幸的是，我自以为是在选择童话里那个孩子的命运，偏偏要说出绝不能说出的真相。皇帝的禁卫军持着剑戟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而我手无寸铁。
不捣毁禁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终身不渝地坚信这一点。
一百五十四
专家。
专家就是最明白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宇、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
一百五十五
苏曼殊作画。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了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一个小小的人。求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满纸，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里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的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一百五十六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也大抵如是。王阳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
一百五十七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曰：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贴而易施”。读者梁漱溟写了一封长信抗议此序“讥难佛理”，激烈批驳陈独秀的论点。当时陈已是全国大名鼎鼎的革命家与文化领袖，而梁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藉藉无名的一名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名。
陈梁之交，堪称大侠之交。在陈，心怀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见，以才自负。当时北大的教授，要么是旧学大师，要么是戴着欧美博士帽的新说，陈偏偏慧眼看中了无文凭无名气的、批评过他的梁氏。而梁则俨然是《战国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锥在囊中，脱颖而出。
在陈、梁的心灵里，没有“私”这个字。否则，陈对无名之卒的批评定然会怀恨在心；梁对文坛泰斗的地位定然会弯腰献媚。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感情，他们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一百五十八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一九一六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蔡元培为何力约他出任文科学长？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意聘他。”陈起初回绝说：“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不过是想让诸葛亮帮他个人打江山；蔡元培请陈独秀，却完全是为了办好北大，境界高出刘备岂止十万八千里。我遥想蔡校长默默地坐在旅店门口的那些清晨，心里暖乎乎的。这位前清翰林、光复会领袖、留洋学者，坐在简陋的木凳上时，在想些什么呢？北大就像是将要出生的孩子，在他淡淡的、宁静的微笑里孕育着。阳光的影子在窗格子上悄悄移动，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北大有过许多任校长，留名者寥寥。蔡元培获得所有人的敬重，原因肯定不简单。时下，我在学校里常常看见某些九品芝麻官甚至不入流的办事人员也对教授呵责有加，我就想：北大离“北大精神”已经很远了。北大，不再是教师和学生的北大，不再是知识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变成了权力的北大，资历的北大，生物学和计算机的北大，三角地老有两个警察闲话说玄宗的北大。
那么多的老师和朋友跟我讲起蔡元培。其实，大家都没有赶上能够谛听蔡校长教诲的时代。而对那一时代的回忆，乃是对这一时代的否定。
一五九
潘光旦是一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名字，因为心理学是一门被权力驱逐出科学领域的学科。直到八十年代《性心理学》重版，我们才知道蔼理斯的译者是潘光旦。宿舍里，每人的床头都有一本《性心理学》。
一九六六年的那场大风暴里，潘光旦却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惨无人道的拒绝。先生曾有著名的“从游论”，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此时当是何种心境？他被迫坐于潮湿的地上，像畜牲一样爬行着除草。一九六七年五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小腹肿胀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日，于六月十日惨死。
在这桩悲剧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应当格外分明。但我没听说哪个学生的忏悔——他们只是说自己当年太天真，被欺骗了。
一百六十
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高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下。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快乐，官僚和高人们以上千元一瓶的人头马豪饮。然而，这仅仅是价格的高低而已，他们跟猪圈里喝泔水的肥猪们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饮者乃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怀消愁愁更愁”，是曹操、是刘伶、是李白、是东坡、是鲁迅、是郁达夫、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大侠们。酒之诞生，乃是源于感情的脆弱。真正喜欢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道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因此永远不醉。
一百六十一
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文艺报》上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云南省作协召开“三大件”文学创作选题论证会。据报道说，云南作协向全省作家征询未来一到五年的创作规划，各地的作家都报来了自己不同门类的创作计划，省作协在既要突出主旋律，又要保证各种风格、题材的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的前提下，结合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比例和民族作家的分布情况，确定了首批参与选题论证的十九位作家。
这则报道比《聊斋志异》的故事要精彩许多。经济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文学还在“计划”里鬼打墙。按照年龄、按照民族，确定比例来挑选作家作品，是对文学本身的羞辱。作协领导的用意是良好的，现在不是宣传扶贫么，文学也应该扶一把，挑选一批作家重点扶植，岂不能“多快好省”地出作品？
可惜创作不是母鸡下蛋。第一流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教育部的“211工程”，也是同样荒谬的思路。
一百六十二
燕园旧事。有的旧事仿佛海市蜃楼。旧事我都没有经历过，是听学长们讲的。
据说，八十年代中叶三角地的海报字迹工整，好些是抄录自己的论文提要，然后在后面写道：“以文会友，肝胆相照，对我的论文有兴趣，或者在这一领域有所见解的同学，欢迎来与我讨论交流，我的住址是：×楼×室。”据说，那时候先生与先生、先生与学生、学生与学生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然后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三十出头的学长在谈论这些旧事的时候，一脸的伤感；而我在倾听的时候，却是整颗心神往之。因为，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天能挣五百元”、“重金征求托福高手，绝对保证安全”、“霸必龙酒巴，情侣最低消费二十五元”……白发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天宝的遗事，真的是一杯陈年的老酒？而我，宁可早生一头的华发。
一百六十三
王安忆去采访女劳教队，管教干部向她推荐了一些采访对象。他们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王安忆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推选去和采访者说话，他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她不禁怀疑：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
掩盖真实的手段有很多种，这也许是其中最具善意的一种。这样的场合，是对采访者智商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