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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访谈录-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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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少奇同志也好,恩来同志也好,朱德同志也好,尚昆同志也好,绝对没有要背着毛主席擅自发出中央文件的想法和做法。我了解一些情况,也许不完全,但可以讲出来作分析参考。1952年11月,少奇同志在苏联黑海边索契休养时,江青也在那里。有一天她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望,很认真地对少奇同志说:“主席身体不好,以后中央会议上已经原则决定的事,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可以办的,就不要事事请示主席,让主席多活几天。”少奇回来以后,把这个情况同周恩来、朱德等几位领导同志讲了。当时大家认为,这可能也是主席本人的意思,因为主席曾几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这样,有些具体小事的文件就不送主席了。可能毛主席发现报他的文件减少,引起他不高兴。1953年5月19日,主席在写给少奇、尚昆同志的信中,说了几件事,其中有一条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同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就处理中央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等文件的情况给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两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现将5月14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的通知送上,请即审阅,以便发出。”毛主席在杨尚昆同志的报告上写了一些批语。批语是写给少奇、恩来、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的。其中说:“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毛主席让检查的这段时间,共9个月多一点。这中间少奇至少有一半时间没有批发文件:1952年9月30日至1953年1月11日,少奇去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和在苏联休养,三个半月不在国内;1953年3月上旬至4月初,少奇因治盲肠炎,手术住院,出院后在新六所休息,将近一个月没有工作。另外,这期间毛主席1952年11至12月视察黄河,1953年春几次因病休息。当然,不论检查文件的结果如何,少奇、恩来、尚昆同志他们都会主动承担责任。从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毛主席的批评不是针对少奇同志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这一篇,加上的那个标题,是没有根据的。江青从苏联回国后,1953年冬住在玉泉山,有一天约我去谈话。她又说了在苏联索契讲的那个意思。她对我说:“你要甘当无名英雄。我协助主席,你要协助好少奇同志。今后少奇同志的责任将越来越重,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还说:“周扬告诉我说少奇同志和你曾经到街上湖南饭馆吃饭。可不能到外面去吃饭哟,那太危险了!”江青说我和少奇曾到湖南饭馆吃饭,没有这回事,是她弄错了,但当时我未作解释。后来知道,是周扬同志有一天去西单曲园酒楼吃饭,饭馆的老板讲起,他们店的湖南菜做得很地道,曾用来招待刘少奇同志。其实这位老板指的是我父亲曾为接待少奇到曲园酒楼订菜。周扬同志有次在江青面前讲到了这事,不知怎么竟引起她的注意。回家后,我把江青的谈话告诉少奇,他一句话未说。那段时间中南海的春藕斋、紫光阁常有周末舞会,毛主席、朱老总和少奇我们去春藕斋,周总理去紫光阁那边。一天在春藕斋舞会上,毛主席跳舞时对我说:“我现在睡眠不好,脑子坏了,今后要少奇同志多做工作。他的担子重了。”我回来告诉少奇,少奇没说话。这些是我接触到的一些情况。当时的背景是毛主席正在考虑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实际情况可能非常复杂,许多事情我不知道。
关于高饶事件(1)
  黄峥:这期间还发生了高岗、饶漱石阴谋篡党夺权的事件。王光美:关于这件事,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都有过回忆,薄一波同志写过文章。我了解不全面。解放后,中央将全国划分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区,相应地设了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领导这些地区的党政军全面工作。1952年7、8月间,党中央决定将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从外地调北京,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1949年10月就担任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而且华北局就驻在北京,所以不存在“进京”的
问题。需要从外地调进京的主要是其他五个大区的领导同志。最先调来的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同志,是少奇同志7月13日代表党中央发电报通知他来京的,来京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随后来的是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同志和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同志,来京后习仲勋同志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同志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们二位虽然不是当地的第一书记,但实际上主持中央局的工作。因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同志已经出征朝鲜,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罗荣桓同志,林、罗都因病长期休养。没有多久,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也先后调来中央。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从外地调京的5个人中,高岗的地位最显赫。他在进京之前就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新组建的国家计委权力很大,被称为“经济内阁”。所以,当时干部中流传着一个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时高岗的野心急剧膨胀起来。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全国即将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同时,党中央开始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如前所说,毛主席这期间提出了中央领导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恰恰在这段时间,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等几个问题上,毛主席不同意少奇同志的看法,有过一些批评。毛主席对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务院工作也不满意,还撤销了由周总理任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高岗觉得有机可乘,在背后展开了一系列把矛头指向少奇、恩来同志的阴谋活动。在1953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活动得很厉害。他利用毛主席批评“新税制”的机会,大肆攻击薄一波同志。他当时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少奇同志,就故意把少奇同志说过的一些话,当作薄一波同志的观点狠狠批判。会议结束后,高岗南下杭州、广州,一路游说,向不明真相的干部散布少奇、恩来同志的坏话。他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少奇有一个圈圈,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一个井冈山大圈圈。他散布“枪杆子上出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可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却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当彻底改组。开始一段高岗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大家也想不到。少奇同志听说高岗对他有些意见,很坦然,还主动找高岗谈话,征求意见,连着去过两次。可高岗当面没说出什么来。但高岗的活动没有停止。他用拉拢的办法去找邓小平同志,说少奇同志不成熟,要小平同志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当场驳斥了这种说法,明确表示反对。高岗又去找陈云同志谈,赤裸裸地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小平、陈云同志觉得高岗的这种活动太不正常,而且性质严重,很快去向毛主席作了反映,引起了主席的警觉。高岗的活动在领导干部中没有多少市场,却偏偏得到了一个饶漱石的响应。饶漱石刚到中央组织部,就迫不及待地挑起事端,发动对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组织部是少奇同志分管的。饶漱石竭力否定组织部的工作,还影射攻击少奇同志。黄峥:饶漱石不是少奇同志的老部下吗?不少人都觉得,少奇同志1942年离开华中调中央工作的时候,委以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代理新四军政委的重任,应该说是很器重他的。为什么他也同高岗一唱一和呢?王光美:饶漱石大概以为少奇同志靠不住了,高岗要上升,就赶紧投靠。饶漱石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就是有意配合高岗。因为他曾经是少奇的老部下,少奇把他找来谈话,批评了他,好心好意要他冷静从事,不要在组织部内部继续争吵。饶漱石听不进去。他受到高岗的影响是明显的。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少奇同志和饶漱石的关系。在一些人心目中有一个印象,就是饶漱石是少奇同志提拔起来的,甚至是破格提拔的。还有人认为1942年少奇同志离开华中调中央工作,让饶漱石而不是让陈毅同志代理华中局书记,这个安排有点问题。我认为这是对少奇同志的误解。在华中工作期间,少奇同志对陈毅同志是很信任的。少奇同志刚到华中时,陈毅同志还在江南,职务是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但不是副军长或副政委。在党内,陈毅同志是中共东南局委员。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任指挥。后来陈毅同志率部北渡长江到苏北,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同志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委。少奇同志到华中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打开了局面。这时在华中活动的党领导的部队已经不少,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武装三部分,除陈毅、粟裕同志领导的苏北指挥部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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