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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物产卷在这里完全以食盐为对象，在最后的沿革卷之前，又跟寻常方志一样，是四卷各种各样的艺文，其中一卷收录了周亮工、王士祯、孔尚任、吴嘉纪以及其他人的诗文。两淮盐政通过这部盐法志发出了最强烈的主张，即对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和伦理事业来说，盐业贸易的重要性与土地等同。其体例暗示着王朝更替助长甚至加速了盐业贸易的绅士化。 杨联陞曾经注意到另一个北方王朝———元朝的蒙古统治者“对维吾尔和汉族商人带来的巨额利润”的特殊依赖。异族王朝对商人的依赖，可能不仅体现在资金方面，而且体现为他们对王朝本身的积极或无言的支持。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假定，这种依赖性的产生，是因为商人是一种统治者能够加以利用的“自由流动的资源”，而地主则是一种“嵌入式的资源”，更不容易服从当地以外的势力的调遣。与这一理论相符，商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华帝国最顺从的社会群体。 蒙古人招致盐商的方法之一，是为他们提供参加科举考试的方便，允许他们在经商的地方考秀才。其做法是为盐商中的士子建立“运籍”，后来称为“商籍”。在扬州，很久以来从商籍中获益的只有西商，因为它并不适用于在本省做生意的商人（两淮盐商的另一个来源地徽州，跟扬州同属一个省份，直到1667年才分属安徽和江苏两省）。西商紧紧把持着这一优势，1677年，扬州为盐商和灶户后代建立了一所学校，他们强烈反对把徽商子女包含在内。 科举制度为政府提供了将盐商与自己绑在一起的纽带。这根纽带在清朝得到了继续和加强。清代初期，朝廷收入尤其仰赖盐税。在中国广大地方，包括扬州腹地在内，农业正处于危机当中，首先需要广泛地重新开垦土地，然后才能有丰裕的田赋收入。为了筹措资金来平定三藩之乱，政府动用了盐税和两淮盐商的捐输。 在清朝“漫长的”18世纪里，朝廷与盐商的关系成为紧密。1689年，扬州经历了与新王朝的初次直接相遇，当时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期间巡视了这座城市。此后皇帝四次巡视该城。盐商们以越来越盛大的规模来接待皇帝：进献古董和画作，由盐商们自己的剧团来表演戏剧，设宴，等等。1705年，在扬州南边的高旻寺地块修建了一所完整的行宫。半个世纪以后，乾隆皇帝模仿自己的祖父六次南巡，受到的接待甚至更加奢华。通过这些巡游，最有权势的商人得以建立与皇帝的私人关系，其中一些人在自己那豪华的园林中接待过皇上。他们的努力换来了“奉宸苑卿”这类的头衔作为回报，尽管只是空衔，他们的园林也因为皇帝赐予的头衔而增色不少。 皇帝的巡视创造了王朝与盐商之间的牢固纽带，产生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制度，后者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朝廷在税收和杂项资金方面都高度依靠盐业贸易，必须培养与商人的良好关系。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田赋收入不受人口增长的影响，保持了相当的稳定，但盐税在全部收入中的贡献，却从1682年的8。87％攀升到了1766年的11。83％。对于额外的支出而言，包括军事和水利事业，盐商都是现成的资金来源，他们可以通过“报效”为国库作出很大贡献。在商人们而言，他们与政府紧密合作。负责紫禁城供应这一重大任务的北京内务府，向商人们借出数千两至上百万两不等的白银，商人们用它来投资，为此要支付10％的利息，从而既为自己也为债权人创造利润。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专卖商及其财富 二、专卖商及其财富 清代盐商的财富和权势，部分程度上是明末盐政重组的产物。在1617年引入的纲法之下，旧的边商、内商和水商之别让位于新的类别划分。边商显得多余并且消失。水商在1617年重组后的食盐专卖中没有竞争力，降至江西、湖广地区的小范围批发商之地位。内商不再以这个名称为人所知，而以“运商”的名义重新出现于世人面前。 在新的纲法中，每个口岸都被分配给一定份额，户部向资本充足、有能力认购和运输食盐的商人颁发一定数量的许可证。商人为了参与食盐贸易，每年都必须证明自己在食盐专卖中拥有既定位置（“根窝”）并提供一份凭证（“窝单”）。（这里的“窝”字或其同音字看来源于山西方言，王振忠解释为“公差空缺或位置”。）每年起运季节，运商持这份凭证和许可证向扬州的盐运使申报，并核对纲册；盐运使然后颁发一份盐引，上面指明购盐数量和运输目的地。这称为“年窝”。 掮客现象在盐业贸易中很常见，有的在册商人只是名义上的商人。他们投资盐业贸易，却向“业商”出租资格。大量不在册的盐商卷入了日常交易事务。其中包括所谓的“租商”，他们从“业商”那里租得交易资格；还有“代商”，他们受雇于有资格的商人，替后者照管生意。 运商与其亲密伙伴“场商”之间也有区别。场商或者独立运作，或者受雇于运商替其在盐场现场购盐。有的场商拥有原先作为制盐者（“灶户”，详后）世袭财产的盐田。区分场商与灶户的重要因素就是本籍。场商是徽州人或其后代，极少数情况下也有本籍为山陕者。仅就淮南盐产区内的相关情况而言，所有灶户都是通州、泰州、山阳（淮安）或盐城本地人。 运商是当时的大商人，被认为拥有数百万两的个人财富。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富有。1677年，盐运使任命了24名商人首领（“总商”），其余称为“散商”，分别列入24位总商名下的“纲册”中。这一创新意在缓解政府当时面临的困难，即确保稳定的收入以平定三藩之乱。让最有权势的商人为其余商人负责，盐政当局由此转嫁了征税负担，并减少了需要跟自己打交道的商人数量。总商的数量因时而异：雍正朝增至30名，但在18世纪末降至25名，19世纪初又降至16名。 整个这一时期，总商是扬州商人中的精英。较早拥有该职位的包括程量入及其儿子程之韺。父亲程量入在17世纪60年代初就组织过多年滞销之盐的分销工作，1665年又修复了范公堤，从而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儿子程之韺担任总商一职20年，领导该体系为1681年最终平定三藩之乱提供了资金。陈之韺的孙子程梦星是1712年进士，一度担任翰林院编修，后来退职接管家族盐业生意。他建造了18世纪初扬州最大的园林之一———篠园，是康熙后期和雍正时期文人圈子中的核心人物。与程梦星同时代的汪应庚是18世纪上半期最著名的总商，领导了一些慈善和道德改良事业，比如灾害救济和促进寡妇守节。程梦星和汪应庚都创作过关于扬州的诗文集。 乾隆时期，盐商群体进一步集权化，某位总商被推举为“首总”———该职位出现于1768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每次任期三年。最著名的首商是江春（1721—1789），他在漫长的盐商生涯中可能多次担任过该职。江春是一位诗人、箭术家和戏曲爱好者，是18世纪后半期扬州社会的主导人物。他第一个为乾隆皇帝1751年的初次巡视制订了应对程序，并于1762至1784年间在其各处园林里四次接待过乾隆皇帝。在长达五十年的盐商生涯中，他因为在救灾、水利和军需方面据说付出了一百万两银子而著称。他在老年时期变得穷困潦倒，内务府出面为他提供救济。较晚的首总包括鲍志道（1743—1801年）和鲍漱芳父子，他们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扬州社会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还有至今尚存的著名个园的主人黄至筠，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滥用职权，在1822年的食盐销售调查中遭到严厉批评。 这份名单中包括了150余年里扬州社会的许多显赫人物。此外还有一些拥有私家园林的商人，乾隆皇帝曾经巡视过这些园林，他们肯定都是总商。这些人都是产业拥有者、慈善家、艺术鉴赏家，有的还是作家，他们多来自于徽州，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维持和改良城市基础设施、地区水利治理以及饥荒救济体系的责任。他们位于两淮盐商群体和政府的结合处。首商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组织商人向朝廷“报效”，其数额在首商制度创立之后事实上有了大幅提高。 关于商人群体的规模，只有一些非常笼统的数字。陶澍（1779—1839）在1831年写道，以前曾经有“数百”运商；几年前李澄也说过类似的话。商人群体数量的不确定，使我们很难精确衡量个别商人的财富以及盐业贸易的个别收益率。根据这样一些可获得的数据，我们能够做出某些推断。1726年，两淮盐场应税之盐总计约4。5亿斤。1723年汉口的批发价格大约为每袋（8。25斤）0。13两，由此可以计算出大致的销售总价。这是一个700多万两白银的批售总额。其中税收大约占了200万两，刨去商业和其它成本（工资、包装、运输、派款），很难设想怎么还能剩下400多万两的盈余。王方中估计实际利润（不包括资本投资的保值）约为销售价格的一半，那样的话就有350多万。 往宽松处说，如果当时淮南、淮北有300多名运商的话，那么根据1726年销售额推算，每年的平均利润还不到12000两。作为对比，两淮盐务官员的养廉银为400至3000两不等。1748年，画家郑板桥通过出售自己的作品每年能挣一千两左右。18世纪90年代，盐政资助的扬州两所书院的260名在册学生年度津贴总额为6000两多一点。从这些标准来看，商人的“平均”利润显得非常可观，但如果要达到最富裕商人据说曾经拥有的上百万两巨资，那么这点收入确实还要精打细算地使用才行。 也许根本不存在平均利润这回事。18世纪初，扬州“大商”控制了汉口贸易的六七成，其余份额属于“小商”。如果这种比例在17世纪属实的话，那么在18世纪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