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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和清代中国社会的两个既定假设。一种认为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社会区别在帝制晚期开始模糊。另一种认为同乡特殊主义（native…placeparticularism）———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认为中国最多只是一个碎化的社会———正在让位于越来越强的地区间社会和经济一体化。扬州有着巨大的商业和寄居人口———至少是相互重叠的两个类别，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粗略图像中，它正好可以作为这些进程的标准案例。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如此，何炳棣的研究依然显得很中肯，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在强调经济的货币化、地区间贸易的增长、对外贸易的确立（即使是边缘性的）、城市的扩展和城乡关系的变化、城市制度的增生、商人势力的崛起、社会界限的模糊、印刷文化和识字率的提升，以及从玄学到经验学问之转变的修正主义史学当中，扬州及其拥有功名的商人和消费经济，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及的地方。 作为这栋史学大厦的一块基石，地方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关系在扬州身上得到了体现。当某个城市作为中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之例证而被征引时，它其实被认为是中国的微观化身。当何炳棣未能在18世纪的扬州发现同乡组织过剩的确凿证据时，他在无意中便指向了这一假设背后的难度。正如何炳棣指出的，同乡组织是一种商业活动———尤其是参与远距离贸易———的指数。如果扬州缺乏这种组织，并且在其他大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同乡组织作为代表，那么这座城市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帝制晚期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代表性例子？ 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18世纪的扬州从反面体现了张琳德（LindaCookeJohnson）指出的上海问题。张琳德批评了如下概念，即把前条约口岸的上海视为有待于西方加以城市化的“沉睡的渔村”。她认为整个帝制晚期，上海在其腹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18世纪的扬州与19世纪末的上海并非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被视为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商业活动中心，它占据着盐业贸易中的枢纽位置，在远距离贸易网络———这是中国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基础———中无疑具有重要地位。人们经常会隐约提及它在目的论历史变迁中的地位和表现，有时并且直接将其阐述出来。 这种历史建构中固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问题，只能通过特定城市体系内部的深度比较研究得到解决，而这项任务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这里能说的是，作为所有政府专卖行业中最富庶的两淮盐业的行政中心，扬州与首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在韩书瑞（SusanNaquin）看来并不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城市。它在地理上与江南的众多大城市接近，这助长了一种看法，即把它看作是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城市发展的标志。它的名字通常与苏州相提并论，二者都因为美女、园林以及其他文化产品而出名。不过作为盐政中心，18世纪的扬州是一个独特的城市，就如19世纪初作为指定外贸口岸的广州一样。扬州的独特性，并不意味着这个特殊的城市社会没法向我们透露关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某些东西，但它确实告诫我们，不要轻易把扬州看作是其他地点和其他地方社会的趋势和现象的例证。 扬州与18世纪的其他大城市有某种相同之处，即徽商在其社会构成中占有很高的比重，这正是王振忠的开创性研究所探讨的主题。徽州距离扬州大约250英里，徽商活跃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个重要贸易中心。在汉口———这是少数得到了深入研究的清代中国城市之一，徽州盐商在城市社会组织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徽商活动之处的独特的地方特性，意味着他们对各个地方社会的影响也相当不同。斯波义信分析了18世纪福建、徽州和山西商人在宁波的存在情况。扬州和宁波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客商”在宁波的影响表现为强大的地方商人群体的兴起。18世纪初，宁波商人“逐渐崭露头角”。斯波义信认为，可能“他们的许多商业技巧和在资本方面的敏锐性都得自于竞争对手”，主要是来自徽州和福建的商人。在山陕商人也很活跃的扬州，却一点也看不到这种发展迹象。在19世纪末的上海，宁波以商人银行家们的故乡而闻名。扬州的本地人则成为无产阶级。 徽商在扬州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就是在他们赞助下出版的丰富的美术作品集，而且关于这座城市，艺术史学家们已经出版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历史著述，这一点也不奇怪。金阁？徐（GingerHsü）新近出版了一项关于18世纪扬州绘画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绘画作品交易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变迁，提供了比以往更加细致的关于这座城市内部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清晰论述。金阁？徐正确地强调了扬州商业社会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在关于石涛（1642—1707）晚期作品的研究当中，乔迅（JonathanHay）朝理论上迈出了更深的一步，提出扬州“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个现代城市”，并且其“更加现代的特征……并不为这座城市所独有”。 正如乔迅进一步提出的，关于一个充满地方特性的城市的探讨，存在着一定的限度。他这样写道，扬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通过这一地点和空间所固有的地方性联系来界定，而应通过与其他地方的关系来加以界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平行地看待城市社会，还不如从有机联系的视角来看待它们，而徽商本身就是影响着这种联系的重要媒介。如果将扬州看作是一个城市体系中的一员，那么与其说它是整个体系中（或者说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例证，还不如说它是后者的一个产物。那里的著名画家大都来自其他地方，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扬州的一些独特之处，有助于理解这座城市在20世纪背景下的矛盾形象。扬州还有其他一些画家，借用龚贤（约1619—1689）的区分，他们通常被描述为绘“图”者而不是“画”家，他们绝大多数来自扬州及其下辖各地。同样，还有另一个扬州，一个贫穷而非富庶的扬州。帝制晚期的官方记录中提供了一些线索，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以后扬州的去魅化。简单地说，它们显示了地方社会的相对微弱，显示了这座城市对一个为维系并服务于晚期帝国而设计的结构的依赖，还显示了大扬州地区的环境问题，以及经济多样性的缺乏，后者原本或许能够帮助这座城市安然渡过鸦片战争开启（至少可以说是促发）的一个变迁阶段。 从地方志到档案记录的官方和半官方记载，与同一时期的文学记载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反差。在谈到扬州时，一份官方奏折或者上谕很可能会提及该地区的洪灾、赈饥的需要，或者是作为地区经济主导的盐政的失调。相反，涉及扬州的诗歌和散文，却往往更倾向于谈论这座城市本身，后者大体上不受自然灾害的直接影响，并且往往不会因为盐业贸易的失衡而遭到损失。官方记载中的扬州埋藏在档案或卷帙浩繁的官府文书里。文学中的扬州继续在整个汉语文献世界自由流传。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导论（3） 扬州因为自己在文化地图上的地位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其转型位置不仅显示了它自己的变迁命运，也体现了中国意象之格局的变迁。这个特殊偶像的褪色，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中国人的城市体验的变化，以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相应转换。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以它为治所的一个府的名字，它使人注意到另一种实际的景观：帝制晚期一个由城墙围绕起来的市，在那里一个具有文化特色的复杂的城市社会正在形成；以它为治所的两个姊妹县，当地人口即来自这两个县；该城所在的更大区域（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政区上而言），官僚体制和经济纽带的网络将之与其他大大小小的行政中心、市镇和村庄、稻田、鱼池和盐场连在一起。假如观察者再后退一步，第四种景观就会浮现出来，因为扬州是帝国的产物，诞生于南北交汇之处，并且由于南北之间的交通而得以维系。即便从辽阔的距离来看，纵览各个省份、水路和边远地区，中国的风景也不会盖过观察者心目中的帝制晚期扬州印象。相反，观察者的目光被一条条交通线路引向这座城市：长江自西向东流过，就在扬州南面与大运河交汇。 从这些不同的风景中得出的扬州历史充满了悖论。这是一片贫困区域中的一座富裕城市。这座城市孕育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和艺术家，但很少有官僚。它处于两条重要商路交汇处的战略位置，买卖活动就跟吃喝一样寻常。但在一个地区间贸易蒸蒸日上的时代，扬州人在其他重要商业城市的存在却一点也不明显。这种悖论根植于帝制晚期的扬州社会本身，而且构成了扬州历史的一部分。 这些悖论的阐明得益于一部独特的文集，它使我们能够把这座城市当作一个地方性场所加以反思。梅尔清（TobieMeyer…Fong）已经指出，17世纪晚期，清初的士大夫们通过一系列文学工程，开始在已有形象的基础上重新赋予扬州别的意义。在18世纪，扬州人正忙于记录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因为在盐商们非凡财富的影响下，它显然正处于繁花似锦的状态。李斗成书于1795年的著作中列举了自己所能获得的一些重要资料来源：汪应庚的《平山揽胜志》、程梦星的《平山堂小志》、赵之璧的《平山堂图志》，以及汪中的《广陵通典》，藉此他得以开展自己那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记录下这个城市和社会的全盛状态。这些著作都是徽州在扬州兴盛时期的产物。汪应庚和程梦星都活跃在18世纪上半期，属于当时最著名的徽商之列。汪中（1745—1794）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