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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覆盖着苔藓”，尽管其年代相对来说已经较晚。1557年修筑了第二道城墙，以保护那些居住在旧城以外者。 有明一代，扬州成为一座府城，管辖着长江以北的十个县，并且经历了最后一次更名，被称为维扬府。这个名字与“扬州”有着语源学关系，其出处来自《尚书》中的一句话：“淮海维扬州。”这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为“淮河与大海之间只有扬州”，尽管“维”字的意思在这里还不确定。民间仍在使用“扬州”这一名字，“维扬”则成为明代以后诗文中的用法。该城在宋代的名字“江都”，依然做为它的本县的名字而保留下来。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城市与帝国 一、城市与帝国 到明末为止，扬州历史中的一些稳定特征已经形成。该城基本上是一个国家的产物。政治地理因素是决定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的关键，并且在任何时候，南北关系都在促进或者阻碍着它的成长。从作为南方王国抵御北方王国的堡垒开始，其军事意义在随后围绕它而展开的历次战争中得到了确认。在关于扬州历史的著作的序言中，姚文田（1758—1827）如此评论这一特征：“维扬为南北要津，自秦汉以后，迄于戎马之冲，其郡县之废兴，疆域之分并，视他郡特多。” 围绕扬州而展开的军事冲突，乃是缘于江淮地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从中华帝国初期的历史开始，每当分裂期间，江淮之间往往就会成为一道边界。三国时期（220—265）吴国与魏国的边界，南北朝时期（420—589）魏国与齐国的边界，五代时期（907—960）南唐与后周的边界，以及12、13世纪宋金之间的边界，都沿着这两条河流的流向而划分。南明期间，就在扬州不幸被围的1645年，江淮下游地区成了南下的满洲军队与南明都城南京之间的缓冲地带。 以北方为重心的朝代，比如唐朝和元朝，自然有兴趣控制或者利用南方的资源。南宋和南明这样的朝代同样想让其疆域免遭北方的侵袭。扬州位于南北交通要道上，因而在王朝冲突中就成为一个可能的军事目标。占领这座城市，对于北方的势力而言意味着可以很容易到达长江，对于南方的势力而言则是长江的有力屏障。在和平稳定时期，这座城市同样可以成为重要的行政中心。幸好更多的时候都是和平状态，因而扬州总体上发挥了很好的区位作用。 当国家统一、政治稳定之时，扬州通常能够从如下两种重要制度中获益：大运河以及食盐专卖。南宋期间都城位于杭州，大运河的重要性不如隋唐时期；但它在元代得到了复兴，并且向北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因为都城在大都（今北京）。明朝一开始定都金陵（南京），后来仿效元朝于1428年定都北京。因此，大运河的维护就成了朝廷的当务之急。作为一条地区间交通贸易线路，尤其是作为每年南方漕粮北运的线路，大运河使扬州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它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港口。 食盐专卖在唐代就已经是扬州城市经济的重要因素，它为扬州在16至18世纪复兴并成为中国的主要城市之一提供了基础。宋朝时期，扬州的城市经济没有多少值得提及之处，但盐税依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于南宋的防务经费而言至关重要。元朝时期，盐利可能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两淮商人的财富已经得到了公认，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私人银行，官员们可以通过他们为运河等公共事务筹集资金。 在主要家族的世袭控制下，大运河和食盐专卖得到了发展，并向他们的利益倾斜，但它们也为这座城市在和平时期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总的来说，扬州是一个人为结构的获益者，这个结构的存在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只有善治才能确保其效率。淮安也在部分程度上拥有该城这种物流优势，它在大运河的更北边，就在淮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附近。明清时期，淮安也承担了扬州那样的行政功能，比如盐业贸易、漕粮运输和关税征集。 扬州紧邻长江，这决定了它在历史上相对于自己的北部邻居的优势地位。隋朝时期，扬州成为北方的最前哨。从那里再往前走，势必就要越过长江———早期曾经有一位皇帝对这条大江感叹说：“嗟夫！固天所以阻南北也。”跨过长江就进入了真正的南方，唐朝和南宋时期那里的经济和人口增长，将给吴越地区带来相比于全国其他区域而言的持久优势。 即使有着靠近长江这一相对优势，扬州依然容易受到行政结构变动的影响。南宋时期，附近的长江港口仪征———当时名叫真州———成为漕粮转运使的驻地，并取代了扬州作为茶叶和盐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样，扬州的行政地位在元朝时期一度上升，成为省级都会，后来这一角色又回到了南部的杭州身上。因此，扬州虽然据有醒目的核心位置，但其潜力也可能因为官府的一纸命令而戏剧性地下降。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城与府（1） 二、城与府 14至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保持着相对稳定，尽管国家的版图在清代得到了巨大的扩展。在这几个世纪里，扬州是一个很大的府的治所。中国人习惯于对行政中心及其所辖政区的地名不加区分，有时候会导致城市和府的混淆。比如，一说到18世纪盛世期间的大扬州地区，人们就往往会从城市的财富推及区域的繁荣。事实上，即使是在扬州城很繁荣的时候，其广大农业腹地内的居民，能做到收支相抵就已经很幸运了。尽管如此，扬州的巨额财富依然主要来自其属地，有时候该城看上去在扬州府之内但却不属于后者，其他的时候，这种联系却显而易见。 扬州府据有江苏省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方圆2万多平方公里。该省的中部区域南被长江、北被淮河一分为三，尽管淮河河道在12世纪末以后逐渐为黄河夺占。对于观察者而言，这三个地区的划分非常明显。一段晚清时期的评论记载了它们之间的反差： 北部地区，特别是徐州附近，与华北没有任何不同。甚至不及华北富足，只有稀疏的竹林、柳树、白杨和一些刺槐，为这片贫困地区带来些许绿意。很少看到桑树，既不种水稻，也不种茶。栽有一些果树，果子很不错，尤其是桃。中部地区比北部好不了多少，但运河湖泊中满是鱼类，那里生长的棉花质量非常好。南部地区情况最佳，棉花、水稻、桑树及普通谷物是主要作物。竹林茂盛，但茶叶的种植很落后。山丘完全裸露在外。长江、运河、湖泊中有各种鱼类。 18世纪的田赋定额，证实了中部地区的条件比南部相对更差。南部的在册土地不到全省一半，却承担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地丁银和更大比例的田赋。从税收来看，除了主要出产于北部的小麦以外，南部的各种税赋比中部和北部的总和还多。尽管中部地区不像北部那么贫穷，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几乎没法与南部和省内其他地区在繁荣程度方面的鸿沟相提并论。 就像金介甫（JeffreyKinkley）曾经评论过的湘西一样，江苏中部也是一个有待于命名的地区。江苏省设置于1667年，当时江南省———明代的南直隶———被一分为二。“江苏”这个名字来自于“江宁（南京）府”和“苏州府”第一个字的组合，这两个府的府城都是省级行政中心。南京是两江总督驻地，苏州则是江苏巡抚驻地。总督有权管辖安徽省———前江南省的另一部分———和邻近的江西省。在实践当中，江苏省被划分为两部分来管理，苏州负责管理该省东南部的吴语区域，江宁的总督府负责管理其他地区。 江苏中部地区有时称为“淮南”，意即淮河以南。其他称呼还有“淮扬道”、“淮扬”和“江淮”，前两个名称都源于分巡道的辖区范围，后者指的是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区域。“江北”以及后来的“苏北”也是可能的称呼。二者都可以翻译为“江苏北部”，但“江北”一词另外还有一层非常古老的含义，即“长江以北”。明朝地理学家谢肇淛（1567—1624）比较了中国而非江苏的南北部，他这样写道：“江南无闸，江北无桥。江南无茅屋，江北无溷圊。” “江南”意即长江以南，这个词同样有过不同的意思。现在它在广义上指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在清初却指后来成为安徽和江苏两省的区域。这个名字在18世纪的河道管理中保留了下来，但令人奇怪的是，江南河道总督与长江以南的水利管理没有任何关系。该督驻扎于扬州北面很远之处的清江浦，在淮安附近，其管辖区域仅到长江北岸为止。显然，这个头衔来自于旧的省名，而不是源于字面意义上的“江南”。 理解江南、江北这两个名字，需要结合地理、文化和行政因素，它们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对于本书的目的而言，“江北”这个不无含糊的术语足以作为江苏中部地区的名称。它与其反义词“江南”有着语源学关系，并且到了20世纪，主要用来指长江以北及淮河以南的地区。清代的扬州通常被认为是一座江南城市，本质上具有南方特色，与之同属一个方阵的是苏州、无锡，而不是具有鲜明北方特色的淮安。但在18世纪，即便是淮安也有着某种南方的魅力，这明显见之于那里的南方风格的园林。确实，在19世纪内陆水道系统衰落和沿海贸易蓬勃兴起之前，江苏南部与中部地区之间的联系比此后更加紧密。在此期间，某种意义上显然可以把扬州看作是属于“江南”———这个术语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至少跟“江苏”这个词一样，足以传达某种关于该城空间背景的一般观念。 不过正确地说，扬州应该属于江北，甚至连其城市人口的特征也只有在此背景之下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在1542年版的扬州府志中，一位编者对该城的人口构成提出了质疑： 国初扬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