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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政治竞争，不同区域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声音——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空间。政治的多样化是媒体空间的必要条件。但民国媒体中有多少工人和农民的声音？如果不是没有，也可以说是极少的；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和现实需要，解放区的媒体中工农的声音要多得多。这并不是说解放区对于声音的多样性有多少容忍，在这方面，过去二十年，谈得已经比较多了。在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空间中，恰恰由于共产党的清晰的代表性而使得那一时代媒体的多样性呈现出来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动员激发起的各阶级的参与性是现代公共性的基础。值得总结的是：第一，当时媒体非常多；第二，当时有不同的政治集团互相竞争，在某种程度上，那个时期的公共性不是某种程序或规划的结果，不是某种透明的、价值中立的领域，而是不同的政治力量博弈和斗争的场所和结果。公共性一定是和政治性辩论的存在相关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公共空间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完全连在一起。在建国之初，共产党以政治联盟的形式组织社会，它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代表性之上，即代表最广大的群众，代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工农联盟，并通过统一战线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网络。通过共产党的实践，相当一部分农民和工人在特定的程度和意义上获得了某种主体性，但“反右”运动和“文革”时期对于知识分子、党内异见者的镇压和批判，使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暴力性质突显出来。在共产党的理论中，公共性问题和阶级性是完全重叠的，即使谈论工农联盟、统一战线，也绕不过阶级性问题，而上述对于不同观点的排斥和镇压也是在阶级论的框架中展开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许多知识分子认为阶级斗争导致了广泛的社会迫害和政治专制，从而他们力主取消和避免阶级问题和阶级性的概念。如果将“文革”之后的历史概括为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的话，那么，这个过程是和阶级话语的消失相伴随的。
“去政治化”、国—党体制与阶级话语的消失
许：您刚才两次提到了“去政治化”问题，它和您提到的阶级问题是什么关系？
汪： 如前所说，国家和公共领域是否仅仅是“阶级的”是值得重新讨论的问题，但社会主义时期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历史悲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公共性与阶级性的重叠，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阶级性的强调本身。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国家或政党与它所宣称的阶级代表性之间的关系日益模糊，以至这个公的领域的公共性日益可疑。只要不怀过度的意识形态偏见，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共产党在革命时代的广泛代表性，也无法否认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绝大部分人口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过程中曾经焕发起的主体性。没有这种广泛的代表性，也就不可能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条件。然而，共产党的运动随着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而且是永久的执政党，其代表性本身难以用无产阶级或劳动大众的概念加以概括了，阶级性宣称往往成为政治合法性的论证方式，名实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我想这也是五十年代苏共提出“全民党”概念的原因之一。代表性问题首先发生在共产党内部，而由于党—国体制的确立，这一党的代表性危机也就转化为国家的代表性危机。“在党的组织······的范围内‘被代表者’同‘代表者’之间的不和在所有国家机构内得到反映，从而相对地加强了官僚派（行政的和军事的）、财政上层分子、教会以及一般地所有那些相对地不受舆论影响的机构的权力呢？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个过程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尽管他的内容到处相同——统治阶级领导权危机的产生要么就是这个阶级在某一项巨大的政治事业（例如战争）中遭到失败，而为了实现这番事业他曾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意或用自己的势力强迫他们接受；要么就是由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突然打破政治消极状态而进行一顶活动并且坚持一些要求，这些要求虽然彼此缺少有机的联系但是总起来却成为革命。一般都惯于说‘权威的危机’，而这也就是领导权的危机或整个国家的危机。”（葛兰西：《狱中札记》，页 158 ）从当年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党的问题，到当代中国共产党有关三个代表的理论概念的阐发，都是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对于党与国家、党与其代表性之间面临的新挑战和政治危机的回应。因此，这个危机和挑战的核心与其说是阶级性问题，不如说是共产党的代表性问题——如果共产党和国家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或者，它越来越代表一个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利益群体，政党原有的广泛代表性越来越少，在它支配下的媒体的公共性也就随之变成“封建性”的领域。这是一种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同的“重新封建化”过程，也是一种与共产党在革命和社会运动过程中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完全不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去政治化”和“去阶级论”的过程中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反右”时代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排斥，还是“文革”时代对于党内异见者的镇压，亦或今天中国社会对工人和农民群体利益的排斥和漠视，究竟是共产党的阶级代表性使然，还是共产党的阶级代表性的模糊化使然，需要重新进行研究。这里存在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现在的共产党基本上放弃了原先的阶级性论述，转而追求更为广泛的代表性——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个合法性论述与实际的代表性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也需要在历史的过程中进行观察和审视。在我看来，从过去到今天，上述代表性问题的逻辑并没有改变，媒体在其中的地位的演化也是清楚的。
第二，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逐渐地变成了国家体制的主体，从而政党不再是某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的行动者，而更接近于一种常规性的国家权力，亦即在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的”的权力机器。现代国家，无论东方和西方，都可以概括为“党—国”体制 （party…state or parties…state） ，这个概念过去一直是冷战时代西方出于冷战需要而单向地和贬义地附加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身上的命名，但在现代时期所有国家都是党—国，概莫能外。统治权从传统的君主转化为现代的政党，这是现代政治组织和现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现代性的根本政治特征。从政党的角度说，我将现代国家体制的演变概括为从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的转化。所谓“国—党” （state…party or state…parties） 体制指政党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政治组织，而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可以称之为政党本身的国家化。这种状况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即区别于 parties…state 的 party…state— 条件下尤为突出。“国—党体制”是“党—国体制”发生危机和转化的产物，现代中国的“党—国体制”始终包含着向“国—党体制”转变的趋势。文化大革命很可能是这个体制发生危机并试图进行自我更新的最后一个环节。随着文革的结束，政党与国家机器的关系再度稳定下来，渐趋一体化。这一过程产生出了许多的新问题，其中之一即政党本身的“去政治化”。
我对“去政治化”问题的思考受到意大利社会学家亚历山地罗·鲁索（ Alessandro Russo ）的很多启发，他 用这一概念分析西方国家民主基础的消亡的问题，其前提是政治与国家之间的必要区分：人们通常将政治理解为国家活动，但这是两个需要加以区分的概念和领域。过去二、三十年来， 构成西方国家民主的基础，亦即政党以及以政党为前提的议会制，正在被瓦解；多党制的前提是有明确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价值，它通过在国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党派间的相互竞争。然而，如果政党及其代表性越来越模糊，实际上也就取消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在这一条件下，议会也从某种公共领域转化为国家体制的稳定的机器。因此，所谓民主的危机即政党政治的危机，而政党政治的危机则是“去政治化”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在政党政治衰败的语境中，国家成为“没有政治的国家”或者“去政治化的国家”——这里所谓“政治”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与通常所谓权力角逐并不一样，后者在当代生活中并不匮乏。 中国的政治状况与西方当然不同，但在过去三十年的时期内，同样处于一个“去政治化”的潮流之中，也正是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条件下，国家以发展为由将最终的原则诉诸于社会稳定，从而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政治性辩论的空间——政党不再是特定政治价值的团体，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体制；政党内部也不大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辩论，所有的分歧都被纳入现代化基本路线的技术性分歧之中，从而也只能通过权力体制加以解决。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已经看不到共产党内有关政治价值和政治路线的公开辩论。在这个“国—党”权力体制的支配下，那种以不同的政治性争论为前提的公共性是难以存在的。事实上，以媒体控制为例，我们很难从当代的媒体控制中发现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特征，控制的对象在价值上、意识形态上经常完全相反，这是一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去政治化”条件下的权力操控。
“去政治化”这个概念当然需要更仔细地加以讨论，它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也需要认真探究。 事实上，绝对的“去政治化”是不可能的，在当代中国也仍然存在政治性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观察共和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些特殊时期，即不同的思想和政治观点能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