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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龙芝也补充道：“根据我从布柳赫尔和崔可夫同志那里获得的情报看，刮民党军队战斗力十分堪忧，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相当一部分军官想的不是保家卫国，而是大发国难财，甚至还搞出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闹剧。这样的军队能为苏联红军分担多少压力是值得怀疑的，政治局确实应该考虑挑选更合适的伙伴，至少不能将所有的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这下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就有压力，因为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表示很难继续信任刮民党，也坚决拒绝他们的讹诈，哪怕是他们也得考虑集体的意志。
很快他们只能表示让步：“那就让崔可夫同志去向重庆方面表明苏联政府的态度，敦促他们真正的履行责任和义务吧！”
不过李晓峰依然不喜欢这个表态，他立刻说道：“这还不够，我们应该立刻派遣要员前往延安，同土共进行接触，一方面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土共在抗日问题上给重庆方面施加压力！”
斟酌了一番之后，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勉强同意了李晓峰的建议，在散会之后，以政治局的名义给崔可夫发电，让他正面同重庆交涉，另一方面也请他去通知土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公，做好两党高级首脑接触的前期准备工作。
那么老蒋对此是个什么态度呢？实话实说，态度是相当的恶劣，你还别说蒋委员长对日本人狠不起来，对自己的盟友那真心是“气壮山河”，历史上对于敢直言国民党问题的史迪威，老蒋是没好脸子的，一再地要求将其撤换。换句话说，老蒋是吃硬不吃软。
这一次，当崔可夫表达了苏联政府的高度不满之后，老蒋反而愤怒了，同崔可夫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而崔可夫在会谈结束之后，也直言不讳地告诉莫斯科：“蒋某人不会是苏联的战友！”
在崔可夫下了这个结论之后，李晓峰再次提出，应该增强对土共的援助，和不靠谱的刮民党相比，土共毕竟是自己人。不过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依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认为在中国问题上不能过于草率，必须要给刮民党足够的耐心，在他们的建议下，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紧急访问华夏，试图最后一次做刮民党的工作。
多年以后李维诺夫回忆起这次出访的经历时说道：“那不是一次愉快的履行，抵达重庆之初，我就能察觉盘踞在重庆的这个政权暮气沉沉，亲自接触过刮民党的大员之后，我愈发地对这个政权没有信心，直到同蒋会面之后，我的所有信心都不复存在了……”
李维诺夫在重庆逗留了五天，期间这位外交家按照托洛茨基的吩咐，尽一切可能让国民政府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切实履行抗战义务，但很可惜，他的努力是足篮打水。重庆方面对于抗战兴趣不大，他们更想要的是军火和经济援助，以及打击土共。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刮民党并不是我们要找的战友和伙伴，”李晓峰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道，“从本质上说这个政权只是想不劳而获，只想要好处而不想履行义务，同他们合作的效率十分低下，是时候选择真正可靠的伙伴了！”
这一次连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都不谈什么大局了，谁让刮民党根本就不在意什么大局呢？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焦点从该不该继续深入的满足刮民党的需求，转变为，怎么样才能让土共的抗日武装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有很多，”伏龙芝首先发言，他说道：“我们同延安方面并不直接接壤，不太可能从陆地上直接给予军事援助。而空运的消耗和运力又相当有限，而且延安方面也没有大型机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援助延安的问题。”
顿了顿，伏龙芝继续介绍道：“军委和总参谋部经过讨论，暂时得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通过新疆的盛世才取道甘肃、宁夏进入陕西，另一个是直接打通内蒙通道，修筑一条战时公路通往陕西。这两个方案中，第一个容易实现，但是潜在的风险很大，盛世才并不可靠，而且甘肃、宁夏又是西北三马的地盘，甚至可以预见刮民党的中央军也会想方设法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至于第二个方案，需要向内蒙方向发动进攻，而伊尔库茨克地区我军兵力有限，哪怕有蒙古军队配合，也显得过于薄弱。尤其要考虑到日军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援助土共，很有可能会引起规模大持续性很强的战斗……”
伏龙芝的意思很清楚，援助土共并不简单，不管哪一种方案都有大问题。尤其是第二种方案，在苏联兵力本来就吃紧的伊尔库茨克军区，这么搞风险很大。尤其是外蒙古在这一片黄沙漫漫，要想穿越沙漠修建和维护一条公路难度很大。
经过一番讨论，政治局还是通过了第二个方案，不过同时也决定，修路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时间。而因为刮民党的不可靠，为了给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施加压力，就必须要八路军和新四军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再多搞几次类似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不过从1940年发动百团大战之后，土共一度相当的艰难，这简直是强人所难了。
“加强空运，尽可能多运送一些武器和物资。”这就是政治局的决定，当然，这仅仅是联共（布）的决定，具体能不能开展，还要看土共的意思。不过在这一点上，土共确实比刮民党积极，虽然表示困难相当大，但是愿意配合苏联老大哥。
这样的表态让托洛茨基非常高兴，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果然还是只有自己的同志，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同志才能靠得住！”
当然，老托也是个厚道人，土共给面子，他也不会坑兄弟，从7月份开始，利用空运向延安输送了大批武器和弹药，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专门用于打碉堡的“重武器”，因为根据百团大战的经验，八路军的攻坚能力有限，迫切地需要能够摧毁碉堡的轻型火炮……（未完待续。）
157远东战场（2）
马特维。库利科夫对延安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因为这个小城太落后了，真心是要啥没啥，如此土鳖的去处，竟然是土共的核心所在，可想而知土共所领导的军队该有多落后了。
库利科夫对中国军队并不陌生，从1939年开始，他就担任了布柳赫尔元帅的助手，是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团的副团长之一。在中国的这两年多里，他已经充分见识过中国军队的落后了，用他的话说，中国的军队不管是组织机构还是兵员素质或者装备水平还停留在1900年的水准上。
而抵达延安之后，库利科夫再次刷低了中国军队的平均素质，当发觉绝大部分八路军和新四军都缺枪少弹，甚至吃饱肚子都比较困难的时候。他只能说这支军队恐怕还达不到普法战争时的欧洲主要军事强国的平均水平了。
从延安到太行山，库利科夫详细考察了近一个月之后，提交给军委的报告中是这么说的：八路军装备落后，相当一部分部队连人手一只步枪都做不到，作战部队人均只能分到五发子弹，面对不甚坚固的日军粗制滥造的碉堡都缺乏办法……让人乐观的是其士气和斗志远远超过刮民党中央军及其他军阀部队，战士们普遍渴望战斗，不怕牺牲，哪怕只有大刀长矛一类的冷兵器，也敢于机动灵活的打击和骚扰日寇。
库利科夫认为八路军跟刮民党军队完全不同，虽然指战员普遍文化素质不高，也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已经可以将其称之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了。他建议军委应该加强对土共的援助，让土共在对日战争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军委对库利科夫的意见高度重视，也很快就做出了反应，很快就开始大量的提供武器弹药，仅在1941年8月就支援了两万只步枪，两百万发子弹。为了让八路军在1941年9月发动更大规模的破袭作战，更是支援了100门轻步兵炮。
说起这些轻步兵炮就相当有意思，在红军中步兵炮这一武器已经基本被淘汰了，红军中连级支援武器是60毫米迫击炮或者40毫米榴弹发射器，营一级装备82毫米迫击炮和100毫米无后坐力炮，团一级装备76毫米榴弹炮和120毫米迫击炮。轻步兵炮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而且欧洲战场上的76毫米级别的步兵炮也不适合中国战场，因为华夏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太坑爹了，又缺乏汽车和畜力，稍微重一点的火炮就玩不转了。
当然，重量较轻的新式火炮苏联也不是没有，比如100毫米无后坐力炮，重量轻打土碉堡和反坦克都没有问题。但是请注意，苏联此时也处于战时状态，100毫米无后坐力炮在苏联红军中也没有普及，实在是无力支援土共。
所以最后苏联总装备的专家们想了一个办法，将一战以及红军装甲部队初创时期曾经广泛使用的37毫米皮托炮拆下来，配上一个三脚架DIY成了所谓的轻型步兵炮。
这款后来被称之为1941型37毫米轻步兵炮的武器仅仅用了半个月就诞生了。总装备部从老旧的库存或者报废的坦克上拆下了接近300门皮托炮，检修一番之后，发现约有90门是完好的，剩下的要么缺少零件要么炮膛已经锈蚀了，又是一番拆东墙补西墙之后，又凑出了30门拼凑货，合计搞出了120门皮托炮。
其中，挑选出寿命比较长（因为都使用过，膛线有磨损）的100门装上了三脚架，简单的测试之后，就发往了延安。随同抵达的还有2万发弹药。其中穿甲弹约有1000发，其余都是榴弹。
实话实说，41型37毫米轻步兵炮真心是一种很凑合的武器，威力应该说是相当有限，但是对于缺枪少炮的土共来说，真心是雪中送炭，那真是当成了宝贝。从全军中挑选出了政治素质最好、又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优秀士兵来伺候这些“大杀器”。
当然，41型37毫米轻步兵炮也不是没有优点，首先是重量轻，全炮重量不超过200公斤，适合基础设施落后而且营养不算太好的华夏士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