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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势力的扩张，名流在王朝体系中，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开始正式
行使权力，名流领导的地方武力开始作为官方的机构承担保甲、里
甲等职能。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
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其影响直至于20世纪前期中国的
行政和社会。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
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因而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作者
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鸦片战争这样的外部事件来划
界，认为王朝的衰落不同于旧秩序的衰落，中国旧秩序衰落的开始
时期不早于1864年，即太平天国被扑灭的那一年。
美国学者解释中国近代史，常注重西方对中国的刺激和反响，
以为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系由于西方潮流的冲击。孔飞力
在本书中的看法不同，他从中国内部事件引起的社会构造的变化
来探究中国近代的起始。中国学者大都主张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
的开始。我想，鸦片战争并不是一桩单纯的外部事件，英国侵略者
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标志着中国内部的发展也自此进入一个
新阶段。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分界点应该到社会的内部变化中
去寻找。因此，孔飞力的看法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晚清时期为着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造反而引起地方军事化，
中国史家早已有所注意，并就这种现象对中国兵制、政制的影响作
了很好的研究。孔飞力的著作着重探索这类军事化的社会史意
义，这就开辟了新领域，扩展了视野，大大丰富了历史认识的内容。
这是他的贡献，也是最值得中国史家借鉴之处。研究历史，尤其是
研究社会史，必然要研究社会中的各种成分如平民、贵族、官僚、绅
士、民族等等。只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分析方法，这样做不仅不
会削弱阶级观点，反而会使阶级观点更加有血有肉。
当然，我想中国史家不一定认为此书的研究已经尽善尽美，不
会都同意此书的观点。19世纪中叶以来绅权的扩张虽然是十分
值得重视的现象，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崩溃，
似乎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作者承认，名流与王朝站在一起度
过了当时的国内危机，这说明。传统政权的立足基础仍然是稳固
的。，也说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要动摇这些基础的特殊的‘近
代’因素，还需在中国历史的趋向中去引发决定性的变革。。（见此
书第8页）。可见绅权扩张这一事实本身似乎并不是界定中国历
史阶段的充分条件；作者开宗明义提出的。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
落和传统中国社会的衰落。的问题，依然需要从社会、经济、思想等
各个方面去进行分析研究。此书将19世纪中叶的地方军事化与
20世纪早期以至二三十年代的情况联系起来，并概括说。太平天
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到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并且以一直
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间的
关系。。但由于此书涉及的历史时期止于1864年，如作者所指出
的，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存在着大量未被研究的
课题，因而这样的联系必然仍是朦胧的。孔飞力指出，辛亥革命前
后，农村名流并不因科举制度和旧政权给予的特权被取消而消失；
农村名流以什么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特征，又以什么方式去适应变
化了的环境，这些必定是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是
孔飞力著作给予的又一启示。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很可能引起中
国同行对孔飞力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兴趣，并且进一步研究19世
纪中叶地方军事化与此后几十年地方军事化的异同，研究19世纪
中叶农村名流与地方行政关系的状况与此后几十年状况的异同。
我想，这一定也是孔飞力乐观其成的。
王庆成
最新中文版序言
我在几乎40年前完成了对本书的研究，而在当时还没有掌握
清代的原始档案。此后，研究的机会大为增加，如果我重新撰写本
书，料想它的内容会相当不同。但我的几位近代史研究所（指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者）的好友说服了我：这是一个
（当时）十分年轻的学者依靠当时所能掌握的史料试图以新眼光审
视这一课题而写成的一部不尽完美的著作，加以利用，是会有一定
的价值的。因此，除了作了几处小的修改外，我不打算重写本书，
而冒昧地仍以这一老的不尽完美的版本送给我的中国朋友。我希
望它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友谊，加强学术合作，并期待能得到你们的
评论和指正。
孔飞力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01年6月
（杨品泉 译）
平装本序言
自本书问世以来，关于中国地方政治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
就，以致如不对本书作广泛的修订，再版就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但
是在未作修订时，我至少与读者有着某些共同的想法，即如果我要
修订，该如何进行。我现在考虑有两个要点：（1）19世纪50年代
的军事化与19世纪20和30年代社会紧张局势的关系；（2）根据
北方教派传统的新知识来衡量我的总分析构思的贴切性。
1。 关亍清朝地方控制衰落的时间 本书总的论断是，虽然清
朝对1796至1804年白莲教叛乱的反应暴露了它的正规军的虚
弱，并且提高了地方名流在民兵防务方面的能动性，可是使力量对
比不利于中央控制的官办帝国军队而有利于在地方征募的私人非
正规军的因素，主要是19世纪40和50年代的地方军事化。根据
这一军事力量的再结合，我展示了一幅在其他行政领域中权力下
放的图景，这种下放直到20世纪还对地方行政的形式产生影
响。①
① 后来我继续探究了我在本书第六章中关于这种19世纪名流的能动性对20世
纪地方行政的影响的见解。见拙著：。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动员的问
题。，载魏斐德和卡罗林〃格兰特合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冲突和控制。（伯克利和洛
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257－298页。
权力何时开始下放和在此过程中军事化的相对重要性的问
题，现在被詹姆斯〃波拉切克的论述19世纪20年代时期地方名流
能动性的重要研究著作弄得复杂化了。①情况显然是，漕运制度
中的附加税率的增加引起了长江下游某些地区的一批低级功名拥
有者（生员和监生）的抵制。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些人组织了
地方的合作网络，不但用标准的包揽的方法抗缴过高的税赋，而且
通过。京控。的渠道去控告地方当局。这类地方网络成了官府镇压
的目标，所以这种运动从未能顺利进行。②当我进一步阅读这种
材料时，我产生的印象是，波拉切克向我们展示的可能是地方名流
侵入正式的地方财政管理机构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这个过程在
19世纪20年代的背景中是不合法的，但在50年代的背景中不但
变得合法了，而且甚至得到了鼓励。国家原来认为是地方名流的
一种不可容忍的放肆行为，在镇压叛乱的背景中成了承担地方权
力的必要行动。于是，与其说军事化是给了名流动员的机会，倒不
如说是它给了发展初期已经进行的活动合法化的机会。这里的主
要反对意见是，波拉切克所举之事例都与江南有关，而我在本书第
四章详细叙述的军事化则是在迥然不同的地区背景中开始的。但
是，我至少倾向于认为，漕运制助长的地方能动性象征着一种更广
泛地参与地方管理的趋势和能力。低级的名流早就能够参与这种
管理了。他们的管理权能在一代人以后江南的名流抵抗太平军时
变得合法了。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19世纪初期中国的文人集团和文人政治。，博士论文（加
州大学，伯克利，1974年）。
② 见拙著。中华民国的地方税制和财政。中一个这类事例的概述，载。远东研究中
心论文选。，第3期（芝加哥大学，1979年），第114页。
2。 重新考虑地方组织的原则 本书的大部分文献材料来自
华南和华中。如果我根据近期的研究进行修订，我一定要更系统
地论述地方军事集团的领导、规模和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材
料出处的地域性。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论区域贸易体系
和城市等级组织的著作已经提出了对地方社会形式进行分类的可
能性，这些形式的不同与经济组织的地区类型——每个。自然地理
大区。有从中心区直到边缘区的几种类型——有关。①根据施坚
雅的模式提出的合理的主张必须先经过军事化材料的检验，才能
够使本书反映出最新的研究成果。首要之事是要更精确地确定在
军事化最早发展起来的交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特点，以及军事化
从交界地区扩大到大区的中心区的系统特征。
对这一研究的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提高大概是有
条理地探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差别。尤其我要修改我称之为地方
社会中。正统的和异端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同型性的某些不花力气
的概括。
① 见施坚雅在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的论
点；以及在前引的。论文选。导言（第7－9页）中我们就这一论点如何扩大到一个被分
析的。地区。体系的讨论。
我当然首先要重新考察把华南的秘密会社网络（天地会）认定
为异端组织的肤浅的主张。迈伦〃科恩在一次与我进行的私人谈
话中指出，确定天地会性质的正确方法是，应该把它看成是。不合
法的，但又是正统的。。会徒们不但仿效正统的亲属关系的形式，
而且也接受君主制是一个定制的传统的（虽然是复辟的）观点，这
些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