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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形式；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7期，第311－349页
（1955年）。关于米饭主系统，见谢兴尧前引著作第32－35页，赖益发前引著作第118
页。
从地方军事化的观点看，堂作为一种村社组织的特点是一清
二楚的。堂为了从事非法职业和保护村社而采用的军事化是最低
级的一种。属于一个堂的一股股武装人员仍与他们的地方村社和
米饭主的公库保持着联系。这样，堂在某些方面与团一样：它活动
空间的扩大不是由于军事的机动性，而是靠与附近村落的相似的
组织结盟。像团那样，堂也有一种形成复合体的自然倾向。虽然
来自许多村社的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动员起来，但他们并不因此
断绝与他们的地方联系。①
① 见谢兴尧前引著作第38－47页中关于广西的堂的图表及它们密切的地区联
系，这些都根据。堂匪总录。的材料作出。
② 关于秘密会社的会堂，见威廉〃斯坦顿：。天地会。，第76－86页；关于贵县的天
地会，见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载。近代史资料。第1期，第7页（1955年）。关于会
馆，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1966年）。
堂并不是用于地方秘密会社会堂的惟一名称；我们还可以看
到用来称堂的分支机构的馆。像堂的渊源那样，这里馆的渊源可
能是对应的正统组织会馆（何炳棣称之为Landsmannschaften＇同
乡会＇），这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绅士或商人在故乡以外成立的组织。
我们可以见到贵县的天地会征服者在1854年成立的馆。海峡殖
民地的华侨实际上用。会馆。一词来称呼一个天地会的会堂；那个
地区还使用了。公司。一词，。公司。这个名称是由移居东南亚的中
国人带来用于多种集体经营的组织，既包括秘密会社的会堂，也包
括冠以姓氏的组织，而今天这是一个用于合法的商业组织的正式
名称。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些名词都应该用来称呼一些组织，它们
虽然是秘密和不合法的，却是普通社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
不像山中的股匪那样作为与正常生活秩序断绝关系的集团出现，
而是作为在地方社会起作用的部分存在下来。参加了天地会，人
们就能在19世纪村社生活的许多困难和危险中得到保护和引导。
所以这些集团保持低水平的军事化，其成员在压迫和经济灾难迫
使他们离开之前一直留在地方村社，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②
第二级：股匪。堂的低水平军事化在与股的军事化水平相比
时就显得特别明显，股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gang。，系指一伙流
寇。鸦片战争后的年代，这种股在南方有了明显的蔓延，但在广东
广西尤为厉害，这两省直接受鸦片贸易和上海开埠后商路破坏的
影响最大。随着茶叶贸易转向新贸易中心，沿广东北江的商品贸
易就萧条了，这使数千人无活计可干。沿北江商路的动荡不定也
危及了鸦片贸易，其中一部分贸易被迫随着一股股非法运输者及
保护人西移至广西诸河流。广西的下层社会因有沿海海盗的参加
而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些海盗在19世纪40年代期间成了英国人
强有力的镇压的对象，所以被迫向西江迁移和在内陆的水道上寻
找新的机会。新来者的武装比地方盗匪的更为精良，因为他们以
前与高度危险的和具有竞争性的鸦片贸易有关系。除了这些外来
者外，还有许多内陆出身的股匪，他们由下列的人组成：因年景不
佳和生性爱好掠夺而脱离他们村社的人；鸦片战争后被解散的数
千名无基业的雇佣军。因此，到1850年，南方被武装的流动股匪
所蹂躏，他们劫掠地方民众，但与地方村社没有关系，基本上臵身
于当地社会之外。①
① 赖益发前引著作，第45、62－66、151页。
最臭名昭著的江贼是武宣人陈亚贵，他率领了数千名残酷无
情的盗贼；这帮人在1846年崛起，横行于广西省诸河流，对两岸市
镇大肆掠夺。1849年，他们竟然设法去征服荔浦和修仁的县城；
他们没有守在那里，而是带着掠夺的赃物逃跑了。陈亚贵的江贼
是如此残暴，以致他们实际上丧失了公众的支持；随着武装的乡村
起来反对他们，他们被追捕和在1850年被杀。从珠江三角洲迁往
内地的天地会江贼张钊和田芳同样与地方社会交战，但为自己找
到了政治前途：他们考虑率领自己的部队与太平军联合，并且在短
期内真的在金田安营扎寨。但他们不能忍受太平军的严格纪律和
冷酷的宗教，于是分道扬镳了。1852年，他们一度投奔清军效劳，
但很快又恢复了亡命徒的生涯，并且在1853年被杀。①
① 谢兴尧前引著作，第5－10页。
② 姚莹：。平贼事宜状，上赛节相。，引自佐野学：。清朝社会史〃农民暴动。第三部
分，第11页。
陈亚贵、张钊和田芳代表了武装的股完全脱离地方社会、没有
地方利益可以保护、没有约束、没有公众支持、没有前途的极个别
的事例。这种类型的军事化在南方诸省如此普遍的原因何在，这
个题目需要对南方社会的组成作出比现在已经作出的更透彻得多
的研究。在广东，主要原因无疑是氏族世仇，以及由此培养的一大
批召之即来的擅长战斗的年轻人。此外，还可以加上客家村社习
俗的原因，那里的大部分农活是妇女干的，男人相对地说则较闲
散。总之，在广州贸易的影响下南方诸省出现了特有的动荡形势，
再加上一些地方的社会因素，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军事化的团体；在
脱离地方社会这一点上，必须把它与以农村为基础的团体（例如
堂）明确地区分开来。②
因此，堂匪和股匪显然代表了两种不同级别的军事化。。堂匪
总录。之序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股匪。一般蓄发，而。堂匪。则按
官方规定剃去前额部之发。蓄发问题除了起反满象征的作用外，
对任何不顾法纪的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不按规定剃前额的人在危
急时无法很快再参加周围的村社。与士兵一样，他的命运与他的
军事组织的命运联在一起，所以他必须是该组织的正式成员。造
成更大程度的职业化和流动不定的凝聚性与分离性是股匪的特
点。在军事活动方面，股匪典型地比堂匪更有野心，并可能攻打和
守住有城墙保护的城市。其军事组织更加复杂，内部可能已有军
衔制的雏型。①由于形形色色的流窜的股匪发现他们能方便地借
用堂的名字以便招募当地的百姓，于是在堂匪和股匪之间出现了
一定程度的混淆。可是在记载中，两种异端军事化形式的基本概
念上的区别却是明确无误的。②
第三级：武装的村社。拜上帝会会员在几个方面体现了一种
与职业化的股匪和天地会造反者迥然不同的军事化形式。这些差
别在历史上是决定性的，因为它们导致了1850年太平天国——一
个向旧秩序提出革命性挑战的武装共同体——的形成。新的伪基
督教创始人和传布者洪秀全和冯云山在1844至1850年的布道中
使几十个村社皈依了他们的宗教。这些村社位于很多县中，但主
要在贵县和桂平。这些布道活动的成就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农村
社会的地方性冲突：皈依的信徒大部分是客家人，他们是几个世纪
以来的几次迁移浪潮中来到华南的一个不同语言集团的成员。客
家村社卷入了其周围本地居民冲突的一种形式之中，在许多方面
它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南方农村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氏族血
仇——是分不清的。洪秀全和冯云山本人是客家人，他们的布道
努力顺乎自然地在社会和语言方面最易受他们影响的路线上进
行。客家的会徒们在这一新教义中找到了团结的力量和一种证明
是正当的信仰。因此到了1850年，客家人虽然不是接受洪秀全启
示的惟一的集体，但其人数最多，在优秀人物的领导层中也最具有
代表性。
① 。股匪总录。卷1，第8页。。堂匪总录。卷1，第1页。又见简又文：。太平天国
全史。，第183－186页。
② 。堂匪总录。卷1，第1页。谢兴尧前引著作（第48页）因这个原因尽量缩小堂
和股之间的区别。可是。堂匪总录。清楚地指明了两者社会和组织特点的基本差别。
1850年夏，要求信徒们在金田集合的号召发出了；金田是桂
平县的一个村，拜上帝会的成员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基地。在1
万余名响应号召的信徒中，许多人实际上已无家可归：一些村社由
于强大敌人的报复，整个村社离乡背井。另外的许多人发现经济
的和村社斗争的压力实在无法忍受，以致他们（男女及儿童）几乎
甘愿焚毁自己的房屋，离开家园。除了这些农户外，还有农村手工
业者、矿工、烧炭工的集团，这些人已脱离了他们的老家，与定居的
社会割断了关系。所有投奔金田的人都把他们在以前生活中抢救
出的一切物品交给公库，这样就先断了退路。①
武装的拜上帝会和其他军事化形式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客
家人是整村整村地进行军事化的。他们似乎不像股匪那样脱离家
园而去投靠某一军事集团，而是许多家庭集体（也许包括整个氏
族）迁离故土而去形成新的社会组合，这种组合因与邻居有不可缓
解的对抗，所以是必须要军事化的。对抗原先始于设垒自固和在
社会上孤立的客家村落，现在则表现为与既存秩序的价值观念的
全面疏远。太平天国的教义之所以能为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发展
理论根据，部分是由于原来的队伍已经脱离了它们的社会母体：作
为村社，它们已怀有对新的和更纯洁的村社生活的向往，已产生了
一种共同的前途中的具体利害关系，这种关系只有村社而不是一
股孤立的武装人员才能发展起来。像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