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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性，朝廷甚至对自己的军事工具也持这种警惕的态度。自然能
够指望八旗兵对皇帝坚定不移地效忠；作为早期满族征服者和他
们的中国同盟者的后代，这些人已处在皇室的严密政治控制之下。
但是，除了这些战略性部署的军队外，为了控制内部和对外征战，
朝廷还得依靠绿营兵；这是一股更大的军事力量，它在种族上是中
国人，被小心谨慎地以小部队的形式派驻于各个省份。这些驻防
部队的指挥机构和民事官僚机构在某些方面相互钩连，其方式是
在每一地区的小部队之间设立一系列牵制和平衡的制度。谨慎地
轮换主要的军官，所以没有人能在其部属中树立对个人的忠诚；结
果，这些部队只有在京城特别委任的高级指挥官的统领下才能集
结成大部队以应不时之需。①朝廷对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尚且如此
小心翼翼地安排，对农村非正规军事部队的广泛发展自然会感到
震惊，即使这种部队由正统名流所统率也不例外。
① 罗尔纲：。绿营兵志。（重庆，1945年），第12－17页。
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地方组建武装并不意味着混乱。虽
然国家的军事垄断决定性地被19世纪发生的事件所打破，但地方
组建武装的形式还是趋于沿着实际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轴线
具体化。我将试图描述这些形式，同时把它们和中国长期的政治命
运，即1864年的胜利及此后不可挽救的衰落的底层原因联系起来。
第二节 国家民兵制度的历史重要性
雷海宗和。无兵的文化。
卢沟桥事变前夕，历史学家雷海宗（1902－1962）完成了他的
专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30年代后期，当中国生
存于外国占领的阴影下的时候，如果历史的探究不触及爱国之情，
那将是令人惊奇的。对雷海宗来说，和其他问题有关联的中心问
题是：中国积弱的历史根源是什么？①
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1940年）。
② 同上书，第22－24、125－126、216－218页。
雷海宗确信，中国的积弱不是近代时期所遭灾祸的结果，而是
源于可以上溯到近古的特性的与体制上的先天弱点。对此尤其负
有责任的是中国的。无兵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是公元前206
年秦帝国覆灭后中国百姓中的大多数男丁脱离了国家兵役的结
果。在3世纪晚期的大屠杀中，中国人民完全丧失了从戎的兴趣。
历经帝国时代及其以后的年代，中国制度的结构都反映了这种嫌
恶。秦军是最后一支广泛征集而来的军队，它和国家的命运完全
结合在一起，因而为爱国热情所激发。汉帝国建立后不久，服兵役
成了囚徒和受雇贫民的职责，此后，它仍然是雇佣或世袭的职业。
不论是雇佣还是世袭，兵役都和平民百姓的利害关系完全脱离。
由此所导致的文化便是消极的、停滞的和狭隘的，抵抗外部敌人的
能力是脆弱的，对国内政权的忠诚也是不可靠的。②
不管它的过去和现在如何暗淡，中国的前途可能是光明的。
雷海宗的见解在文化演进的广泛论题上自然地展开，并且试图将
抗日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显著范例联系起来。中国独一无二的命
运是，在其他古代文明消亡以后很久，中国的文明坚持了下来；这
种坚持所包含的意义不是僵化，而是一系列的再生。在4世纪，当
野蛮民族蜂拥来到北方的时候，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周期以中国古
代文明的衰微和毁灭而告终。按照雷海宗的推定，第二个周期是
从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开始的。当时迁居长江流域的晋王朝的
幸存者在这次战争中陷野蛮部族于困境，从而保证中国南方的政
权生存了下来。新开发的日渐富裕和富有活力的南方的存在，使
中国文化在两个世纪以后的新的帝国时代有了再生的可能。雷海
宗此书写于抗日斗争激烈进行之际，他把他自己时代的民族战争
比作淝水之战，并且指出，它标志着第三周期的开始，在此期间一
个新的中国将要从物质的和社会的战争瓦砾中兴起。这次复兴，
和早先那次一样，有着中国人民持久不变的活力作保证，并依然有
着南方的活力作保证，同时还因新的民族觉悟的注入而加强了实
力。因此，这次战争对于中国是一剂必要的泻药，使其摆脱宿疾，
并把依旧是生气勃勃的国家活力解放出来。①
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206－222页。
雷海宗既忧郁地把古老中国看成是消极的、停滞的，认为它因
军人任务和平民任务的持久而彻底的分离而被削弱，又相信中国人
民的活力和勇武品质并未衰减，现在为了民族生存而斗争才显露出
来，这两种看法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曾经被。纯粹文德。（一种真正
的。无兵的文化。）所完全支配的社会，能否对当前面临的挑战作出
反应？可以想像得到，他由于论证的需要和对新的更加尚武的中国
的向往，多少夸大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民－兵的分离。虽然传统中国
既缺乏以法治国的秦国的国家征兵制度，也缺乏现代国家的普遍征
兵制度，但是，能断言这就体现了民和兵之间的绝对分离了吗？缺
乏国家征兵制度可以被看成是分治倾向一般模式的一个要素：传统
政权所统治的帝国在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上都不可能具有现代类
型的国家意识。此外，国家兵役并不是平民能够承担军事任务的惟
一途径。重要的是，雷海宗把他的。无兵的文化。理论主要建立在出
现于西汉王朝的兵－民分离的模式之上，对帝国时代的其余部分却
相对地不予注意；他还把自汉以后的时期仅仅看成是一种模式的再
现，即。无兵的文化。的确立和凝固化。①可是，记载表明，在汉以后
的时期，民－兵的分离并不总是像雷海宗的论证所需要的那样明
显；许多历史环境中的确产生了一些兵和民的任务不能明确区分的
制度；而且中国政权经常扶植这类制度以满足它自己的行政管理需
要。这里，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到了19世纪，国家民兵的思想在
中国已有长久的历史，同时，这一长久的历史给了它相当高的声誉，
使它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先例。
。民兵。和。军事化。
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25－126页。
② 。简明牛津英语辞典。（1955年）给。civil（民的）。下的定义是：。有关平民‘日常
的’的生活和事务，以区别于‘军事的’、‘基督教会的’等词。（第317页）。在这一讨论
的整个过程中，读者应当记住，在军事的和基督教会的任务之间，就它们和平民的任务
的关系及相互作用而言，可以得出类似的定义。
先研究。民兵。和。军事化。这些专门用语将是可取的，因为它
们将构成随后许多论述的背景。。民兵。，我们将用来概括那些制
度，在这样的制度中，参与者的民和兵的任务在相当程度上互相联
系在一起。②在历史著作中，。民兵。包括多种类型的制度，这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用语从无任何理论的精确性。它的用法
的含糊实际上表明，有许许多多的途径使民和兵的任务能够在实
践中联系起来。更详细地说，民兵的某些普遍的特性遍布于整个
民兵的具体历史形态中：
经济方面的 民兵与他正常职业的联系并未完全割断。他仍
然是他家乡村社经济的一个部分。
行政和社会方面的 除了经济作用，民兵与他的家乡村社、与
平民生活的社会和行政机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保持联系。他
的正式合法身份并非完全由他的军事机构成员身份所确定。
心理方面的 在民兵机构中服役不需要遵守一套纯粹的军事
价值观念。平民生活的目标和惯常的反应并未放弃。
因此，根据其参与者所起的作用，民兵制度既不是纯军事性
的，也不是纯平民性的，而是兼含两种因素。的确，就民兵制度来
说，。平民的。和。军事的。概念具有某种双极的、理想类型的特点，
民兵制度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一位臵上。
这种平民的和军事的双极性表明，有必要将。军事化。当作与
。民兵。相匹配的概念。军事化既可以看作是一个过程，也可以看
作是一系列的类型。它是人们从平民生活制度中分离出来的过
程。它也是表示种种可能分离程度的一系列制度的类型。因此，
。军事化水平。这一术语表示特定制度离开平民一极而向军事一极
接近的程度。用经济术语来说，军事化通常涉及对生产经营的某
种分离。一个人越是专业化和精通武器，越是需要训练，留用于正
常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少。在定居的农业社会里，较大的
分离与较大的机动性一道出现。如果在收获季节的紧要时代，军
事行动使农民离开他的田地，那么这在事实上就是完全的分离。
很明显，军事化过程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大不相同。
现代的国民军队可以要求它的成员本人在几年时间内离开他的乡
镇，并使其专门技能达到可与完全职业化的士兵相比的程度。但
是仍有一些特别的行政规定，使这种军队和他们家乡村镇保持联
系，如规定他的职位，甚至规定他取得资历的权利，这些都必须为
他保留，以待他返乡。与常设的职业军队相比，这些因素显然把国
民军队的成员臵于军事化的较低水平上，虽然他们在服役期间的
生活方式表面上是难以区分的。拿另一种情况来说，在畜牧的、游
牧的社会中，机动性和专门技能的因素的重要性大概要比定居的
农业社会小一些。战争的技能（例如骑马）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技
能，财富的重要部分是流动的，这样的社会也就是平民和士兵之间
的区分最不显著的社会。
在以上的讨论中，对。民兵。和。军事化。概念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