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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告诉他说，她晚上要同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碰面。
“谁？”他问。
“啊，你不认识她。她的名字叫劳丽。”
“好吧，祝你玩得开心。明天早上见。”
她开车走了，所以没有看见他脸上重现的冷酷无情的神情。她所想的是，她对一个她爱恋的男人撒谎是愚蠢的。
等她一回到家就打电话给他，想把实情告诉他，但是电话没有人接。她连续打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第二天凌晨一点钟打的，他还是不在家。
上午她到办公室上班，想迫使自己纠正撒谎的愿望已经烟消云散。也讲还是让它去的好，把它当作一次世故的无恶意的谎言置之脑后，等日后在适当的场合、适宜的氛围之下再说明也不迟。与此同时，在她早晨醒来之后，一种愤怒之情油然而起。她之所以撒谎是因为他造成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中，真诚老实——那样子的真诚老实——是难以接受的。
他们势必很快地会在哪一天谈到这个问题。
第十二章
萨克西丝一个上午都在分析电话询问的结果，他们向全国好多个城市打电话询问普里查德电话本子上R·K·名下记录的电话号码是属于哪个地区、哪个城市的。因为电话号码前面缺少标明地区的三位数字。查询的收获很小——接电话的人多数是家庭主妇或是处一些小商店。但是其中有一个电话使她感到兴趣，那个电话是纽约市洲际旅馆的电话。
萨克西丝给洲际旅馆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是这家旅馆的经理助理。
萨克西丝询问最近过往的旅客当中有没有叫雷蒙德·凯恩的。
对方回答说没有。
萨克西丝又问，旅馆的电子计算机能不能将所有的旅客中姓名的首字母是R·K·的人挑出来。
“当然可以，”对方回答，“今天下午我就可以给你回电话。”
下午四时旅馆的电话来了。经理助理对泄露旅客的情报表示忧虑。
萨克西丝说这种心情她能够理解，但是她解释说，要了解的情报同侦查一件谋杀案有关，而且可以发出传票。
经理助理说，既然如此，传票也就不需要了，并且表示乐意同联邦调查局合作。
旅馆提供的名单大约有50个人名，附有地址、电话号码以及职业或隶属于哪家企业的情况，这些都是旅馆的旅客登记卡上注明了的。这张名单是从最近6个月的来往旅客中挑出来的，经理助理还向萨克西丝保证，如果需要追溯到更早些时候，他们也能办到。
他让芭芭拉·特温通过联邦调查局的中心电子计算机查找这份名单上的人名。在她等待电子计算机结果的时刻，名单上一个熟悉的姓名吸引了她的注意：理查德·尼莱。这个人是一位专写小说作品的畅销书作家，他所写的大多是暴露政府机构内幕的书。几年前，他曾根据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写了一本书，严重地损害了国防部武装非洲反叛部队的秘密计划。尼莱还在电视台主持节目，萨克西丝记得在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桑迪弗里曼报道”节目中看到过他。尼莱是一个圆滑、充满自信的新闻记者，约莫60岁光景，满头银发，说话的嗓音低沉，给了她很深的印象。看了电视节目之后才消除了她心中的疑塞，使她不再怀疑尼莱在电视上所谈的和他所写的书都有事实根据。
她又给洲际旅馆打电话，询问尼莱最近什么时候到旅馆来住宿过。
几分钟之后，旅馆的人告诉“尼莱先生是旅馆的常客，萨克西丝小姐。最近八个月以来他多次来过旅馆住宿。”
“他住在纽约吗？”萨克西丝问。
“不。嗯，其实也是，但不是住在市区。他填写的家庭住址是火岛。”
“我想那是他夏天别墅的地址。”萨克西丝说。
“我也这么想，我没有别的情况了。”
“那不成问题。尼莱先生是个知名的人。我能查到。”
“萨克西丝小姐，如果还有什么事要我们做，尽管来电话，我们一定效力。”
“多谢盛情。谢谢你。”
几分钟之后雅各布·斯坦走了进来，把萨克西丝办公室的门关上，送给她一份文件夹，封面上印有“背景——受训的外国人——机密”几个红字。
“你从那儿搞来的？”克莉斯汀问。
“从一位朋友那里，只是浏览一下。我就要还给他。”
她看了之后顿时心跳加速。这份材料显然不是作为偶然的研究用的，甚至也不是联邦调查局的官方文件。它包括汉斯·莱夫勒、瑟吉奥·纳里兹的背景的高度敏感的个人情报，这些材料都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优秀的一伙，呃？”斯坦说。
“不怎么的。”萨克西丝说。
莱夫勒这个人，按照材料里提供的情报，是一个新纳粹分子，同一个著名的种族组织关系密切，这是一个信奉“同种族同胞”箴言的反犹太人集团。虽然德国政府并不认为这个集团已经大到必须认真地刮目相待的地步（中央情报局将这个集团比之为美国的三K党），然而令人瞩目的是，这个组织的相当一部分成员是德国执法部门的人。这份材料说，汉斯·莱夫勒是这个组织擅长招兵买马的招募人。
瑟吉奥·纳里兹的特点是，他是巴拉圭军方和执法机关的“强人”。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西半球事务委员会”称他是罪恶昭彰的拉丁美洲人权破坏者。在这个国家，军队和警察是实际上的统治者，据信有数以千计的巴拉圭人由于他们的信仰而被投入监狱。档案材料认为，纳里兹是搜捕、监禁不同政见者计划的直接负责人。
“令人入迷。”当她把档案交还给斯坦的时候说。
“是的，我有同感，喂，对伯特·多林的询问有什么结果？”
“我不知道。这个人由罗斯·利曾贝负责。”
“他同他谈过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去问他。”
当比尔·泽·艾打电话来的时侯，她正在看乔治·普里查德的遗物清单。他们商量好在公路下面Ｅ街上的“市场饭店”碰头吃晚饭。那是一家供应海味的饭店，饭店内有两个风格迥然不同的餐厅，一个餐厅有爵士音乐伴餐，气氛热闹；另一个餐厅里有许多灯光昏暗的小隔间，恬静幽雅。她在电话里订座的时候选择了后者。
罗斯·利曾贝几乎有一整天没有来“突击队员”小组办公室，克莉斯汀为此暗自高兴。她不希望再有人向她提出晚上到那里去的问题。她知道他在胡佛大楼里，一个小时之前她还看见他走进电梯。她把有关普里查德案件的文件放入公文包，锁上办公桌的抽屉，走到“突击队员”特别小组秘书办公室。“我要走了”她说，“星期一我要去纽约。第三天上午回来。”
“要保持联系吗？”秘书说，把铅笔放在一张纸上。
“我将在纽约曼哈顿区的洲际旅馆吃午饭并呆到午后。上午在长岛的联邦调查局花园城分部。”
“好的。顺便问一下，你和利曾贝先生不在的时候这里谁负责？”
萨克西丝耸耸肩。“你最好去问利曾贝先生。”
“他也走了。”
“去哪儿？”
“他大半天在暴力犯罪特别分队开会，不在大楼里。今天晚上不联系，明天他去旷迪柯。”
“不多久我还见到他。”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萨克西丝小姐。”
“好吧，如果你不能和他联系上，斯坦先生负责，除非利曾贝另有建议。”
“啊，见到你真高兴。”比尔·泽·艾和克莉斯面对面地坐着，握着她的手说，“你看上去太美了。”
“你也一样，”她说，“比以前更好。”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举行的一次游行示威中，那次示威是美国印第安人运动（AIM）发起的，这个团体的宗旨在于唤起公众注意美国印第安人的现状。克莉斯汀当时是那次示威的发言人，比尔是为他父亲办的报纸《本土美国人时报》采访那次示威。在人群中她已经注意到他，身材颀长挺秀，五官端正，褐色的眼珠水汪汪的，聪慧的脸上充满着热情。人们一看到他就能肯定他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后裔，但是令她感兴趣的是他身上的印第安人的特征还不够典型。她以为他的双亲中有一个是白人，但是后来她才知道她当时猜错了。他的双亲都是居住在美国西部的阿巴契印第安人。
他的父亲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在印第安人居留地附近城市的一家报馆工作，起初当杂务工和信差，往印刷厂送材料，打扫办公室，部分时间还兼差当汽车司机。后来报纸出版人看中了他，要他采访印第安人居留地的新闻。比尔的父亲认为要他出去采访是拿他开玩笑，但是报纸出版人鼓励他试试，于是他开始采写一个月出版一次的专栏，编辑部的同人给了他很多业务上的帮助。他很聪明，很快就独立工作而不需别人的帮助了。
有一天，出版人把他叫到一旁说，读者不愿意看报纸上的印第安人事务专栏。有几个广告商威胁说，如果这个专栏不撤销，他们就不再在报上登广告。
“我得听他们的，”出版人说，“我很抱歉，但是我有一个想法。你何不自己去办一张报纸，专门报道美国印第安人的消息和问题？”
出版人向比尔的父亲提供资金，要比尔的父亲以后用报纸的一部分收益偿还。
比尔的父亲同意了，办起了这张报纸。父亲死后比尔继承了父业。
《本土美国人时报》自从开创以来尽管有时也能做到收支相抵，在财政上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很少有广告；主要的收入是比尔·泽·艾从基金会募来的捐款以及从联邦政府拨给别的美国印第安人计划的拨款中“偷来”的。这张报纸的出版并不受到联邦官员的青睐。在比尔的主持下，报纸成了为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中争得一席地位而大声疾呼的不懈的战士，报纸的言论经常对印第安事务管理局、国会、白宫以及不公正地对待印第安人的其它官僚机构进行严厉的抨击。
比尔·泽·艾的外表同他为事业强烈献身的精神似乎有点不相称。他举止温和，声音轻柔，在人前甚至有些腼腆，他曾经在西北大学读新闻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新闻硕士学位，他住在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