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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朔意味的是，乔治·普里查德的谋杀案也有它的积极的一面。因为这件案件，不仅仅是国际上执法机构同巴拉圭建立了合作，而且国际间其它国家之间也建立了相同的组织来共同致力于消灭恐怖主义行动。我知道，对于特工普里查德遗弃亲爱的的妻子和女儿来说，这些事是不可能使她们得到安慰的，但是他的死是崇高的。”
当谢尔顿局长正要介绍国务院拉丁美洲事务副国务卿的时候，有线电视新闻节目对记者招待会的转播中断了。
萨克西丝关掉了电视机，颓然地倒在椅子上。
“废话连篇，”她说，“一派胡言。”
她打电话给博士医院询问比尔的伤势。
“病情严重但是平稳。”医院的人这样回答她。
她想知道是谁袭击他的。
他们说这是一次抢劫案，因为他的现金和信用卡都失踪了。
想必是这样的。可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对他下毒手呢？她感到不解，如果金钱是作案的动机，那么为什么打得这么厉害？医生告诉她，他被打了两次，一次是打脸部一侧，第二次是打鼻子。这是一直使她害怕的行凶抢劫。今天，那些行凶抢劫的人似乎不满足于金钱。他们一旦金钱到手，还要杀人和殴打来发泄愤怒。幸好他还活着。
她坐在昏暗的起居室，漫不经心地吃着，喝着咖啡。她必须等着截取尼莱的传送。不知道能不能窃听到？她可以开好闹钟然后打了一个瞌睡。她已经非常疲倦了，感情上瘫痪了。
第二十六章
有一位圣贤曾经说过，“生活是在你准备别的计划的时候发生的。”这本书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的情报来源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位老资格的特工，他的合作取决于我们订立的一则约束——书中不能用他的姓名。我们这些从事侦查新闻学的人——至少我们这些怀有荣誉感的人——学会了决不泄露象这本书的材料一样的情报来源。当我第一次同这一位特工达成协议的时侯，我就充分了解，我宁愿让我往后的写作生涯在监狱里度过，也不愿意念泄露他的身份。
但是现在，当我把联邦调查局的真实内幕故意告诉美国人民的痛苦的过程中，我的情报来源——我的“深刻的声音”——被谋杀了，就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神圣大厅被残酷地枪杀了，在它的射击厅，在200名好奇的赞美联邦调查局神枪手的射击技能的美国参观者面前枪杀了。
绝对于比意味着什么，或者，特别对本书作者以及对本书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本书中所包含的材料现在可以归功于一个真实的人士了。玩世不恭者常窃笑新闻家使用“可靠的消息来源”这个名词，并指出这种手法是新闻媒介不负责任的又一例子。我为了提醒美国人民警惕美国联邦警察力量对人民滥施权力，对于接受那种批评已经作好了准备。联邦调查局，即埃德加·胡佛建造的那幢大厦，受到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尊敬，他们从感人的统计资料和丰富多彩的趣闻轶事中得知，这个机构对于执行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是的，对于在射击厅里，用手枪和来复枪展览射击的技巧，也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事实并不象外表所表现的那个样子。
因为一个人的勇气——乔治·L·普里查德——事实的真相现在能够公诸于众了。他的名字——乔治·普里查德——在联邦调查局有17年的历史，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特工，到了后来，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去解决他所热爱的联邦调查局滥用职权的问题，他要求本记者，可以这么说，来净化他的灵魂，并在更大程度上帮助他的同胞，而这种赞助的方式是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所远远无法完成的。
我对他的死表示哀悼，然而我还应该更好地看待这件事。如果那使你感到震惊，那么就让他这样吧，但是现在，已无必要隐瞒本书材料的来源，也无必要在华盛顿特别行政区你中意的茶楼酒馆吃价格昂贵的午餐时使你感到瞠目结舌了，因为本观察家以维护这个人——乔治·L·普里查德——为荣。这个人已经死了，他为我——和你——留下了他的坦率，他做的事远远超出他对联邦调查局宣誓的职责。
本书前几章所使用的材料一部分是乔治·普里查德所提供的，另外一些材料是本书作者利用几年的时间挖掘、收集的，这些材料有助于理解导致联邦调查局内一支警察力量形成的一系列事件。允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气候条件是埃德加·胡佛自己造成的，在他统治联邦调查局的48年中，调查局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他个人的痕迹。那并不是说，一个人支配一个机构或公司的方向和风气是不好的——只要那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忠诚可靠的人。这种情形能用在胡佛身上吗？许多密切注意联邦调查局的1976年历史的人和本观察家都有这样的看法，即他的人格心理有严重缺陷，使滥用权力的情况不断恶化。联邦调查局的“秘密工作机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按照特工普里查德的缜密的日记，在他特工生涯的早期他就出席过1970年春天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6名年轻特工和罗伯特·班克，他是退休军官，两年前加入联邦调查局任“埃德加·胡佛的特别顾问”。班克在联邦调查局真正扮演什么角色迄今不为人知，但是在那次会议以后，普里查德心里逐渐明白，罗伯特·班克的唯一目的是将局长的计划付诸实行，这个计划是在他的布置之下由一小批精干的人物搞出来的，这些人的道德和伦理观——正如普里查德在他笔记中所写的——“将不会同消灭社会所有的其观点对美国的生存特别危险的人士的计划相悖逆。”
在那次会议上，特别使普里查德迷惑不解的是班克的评论：“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你们的任务是从事联邦调查局的一项特别机密的任务。许多方面都考虑过了，包括你们参加联邦调查局的时间记录，你们的背景，对你们的评价和心理特征”。
班克继续解释说，因为由持不同政见者和以推翻美利坚合众国为乐的人所引起的日益不安的国内紧张局势，局长本人亲自做出决定，如果共和国要继续生存下去，采取绝密的强硬措施，现在也许是必要的。
要记住这一阶段是胡佛感到浑身都是压力的时期。他从20世纪的60年代的活动分子们身上感到了冷酷无情的压力，促使他考虑要把联邦调查局的形象同更高当局心目中的联邦警察力量的形象更为一致。那些认识胡佛的人能够从他的思想观点中证实，胡佛本人就自认为是最高权威。
现在，著名的胡佛档案逐渐地广为人知了。每一次政府官员甚至是为了一点轻微的违法而遭逮捕时，华盛顿警察局的作法实际上是给胡佛本人抹黑。那些档案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联邦政府——州政府也一样——的机构中，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不受到胡佛私人档案的攻击。这份黑名单在不断地补充，因为联邦调查局为了搜集那些公开反对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的社会名流的“秘密情报”，在旅馆房间和私人住宅中进行窃听。马丁·路德金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书作者也是这样，他通过乔治·普里查德获悉，他在国内旅馆的活动也被窃听，他的谈话被录音“存档了”。
按照普里查德的日记，同罗伯特·班克及另外几位特工一起开的那次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会议中间从不使用‘杀害”、“谋杀”、“行刺”和“处决”等名词。相反的是当班克解释联邦调查局特工必须采取那些“最后步骤”时象“除掉“、“使敌人中立”和“使叛徒缄默的最后步骤”这些名词他是一直挂在嘴边的。
普里查德的笔记也提到这一支精干的特遣队的其它几次会议，在那些会议中，关于美国和联邦调查局日益受到威胁的概念是经常被强调的。普里查德记得，有一次会议讨论胡佛的评论，胡佛认为如果不是他自愿顶住的话，这个国家就会遭到吸毒狂、无政府主义者、轻罪犯以及其它欲使美国毁灭的分子的蹂躏，就象罗马帝国所发生的事情一样。
普里查德对我说，“令人惊异的是，会上竟然就没有一个人对这种评论持不同意见或提出疑问。”
我问普里查德，在对付那些对联邦调查局的谴责——谴责联邦调查局被视作为对胡佛和国家的威胁——的运动方面他有什么具体的行动。他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低沉，语气悲伤和悔恨。这个人在本质上并不凶狠恶煞。他抛下了一妻一女，这二人我都见过，她们二人都没有发现她的丈夫或她的父亲身上有凶残的性格。然而，他确实杀过人，并不是他生来就会杀人（虽然他的心理状况在他的领导人中一定受到过赏识），而是因为受他的雇主的指使。要记住他的雇主就是联邦调查局。他曾经发过誓。他爱他的国家，信任它，希望他的国家不会受到损害，而是繁荣起来让他的孩子能享受到美好的生活。他是否对那些命令提出疑问呢？当然，那只是在晚上他想睡而不能入眠的时刻。他要服从命令，小分队里的其他人也是这样，因为他被告知，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他的总统，为了他所热爱的国家的未来，他必须服从命令。
当我写这本节的时候，我认识到我可能要为同样的事，为在所谓的大有益处的借口下为开憎的行为辩护而深感内疚。我原谅乔治·普里查德的行为，因为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我了解他在联邦调查局工作17年的环境。对于我尊敬和维护的乔治·普里查德来说，我也有个人的和自私的动机。没有他，我不可能写这本书来提醒美国公众警惕一支自私的联邦警察力量的危险。是的，1972年胡佛死后，联邦调查局内部发生了变化，向好的方面转化。暴君已经消失，继任者给他们的敏感的职业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