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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路线上遇到的个别事变和个别人物要稳妥地应对，这样才能把一个迫在眉睫的灾难化成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一切胜利的秘诀，就在于对一些琐碎细节的组织。一个博弈的行家里手，例如塔里兰，他是作为战败一方的大使前往维也纳，却使自己变成了胜利者的主人。在卢加（Lucca）会议上，处境濒临绝望的恺撒，不仅使庞培的势力变为有利于他自己的目的，同时还暗中动摇了它，而他的对手却没有觉察到这个事实。但是，可能的领域是一个双刃剑，也有危险的边缘，如果说巴罗克时代的伟大外交家的娴熟手腕，几乎总是能够使他保持冷静，化险为夷，那么经常给他使绊子的，恰恰就是空想家们的特权。历史总有一些转折期，在那时，治国之才也会随波逐流，以免丧失领导权。每个局势都有其伸缩的限度，而对那一限度的估计，是不允许有一点点小错误的。一次达到爆发点的革命，总是一种证明，证明统治者及其对手缺乏政治脉动。
进而，对于政治家来说，必须要做的事就应及时去做——就是说，当出现一件现成的礼物的时候，统治势力就应把握时机，借此就可以给自己收买到信任；反之，如果自甘牺牲，主动放弃，就会暴露自己的弱点，引致别人的蔑视。政治形式是活生生的形式，它的改变决然要遵循某一确定的方向，力图阻止这一进程或使之转向某种理想，无异于承认自己“不合状态”。罗马贵族就具有脉动方面的这种一致性，斯巴达人则没有。在民主政治正处上升的时期，我们一再看到（例如在1789年以前的法国和1918年以前的德国）因为不能把握时机而导致的致命后果：在那时，政府对于必需的改革，将其当作一种自愿的礼物给予得太迟；同时，对于应最坚决地加以拒绝的东西，却又当作一种牺牲品拿出来，由此就成了瓦解的信号。但是，那些不能在最佳时机觉察到第一必然性的人，决然不可以再误失第二次局势。甚至一次前往卡诺萨（Canossa）的行程，进行得更早一些或更晚一些，其结果却大相迥异——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该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其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另一命运的对象。但是，没落中的民主政治，也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它想要坚持过去的理想。这便是我们20世纪的危险所在。在通往恺撒主义的道路上，永远有待出现一个加图式的政治家。
一个政治家——甚至一个地位特别稳固的政治家——对政治的方式所具有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高水平的政治家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自欺欺人。他的任务，就是在他于生存中所发现的历史形式中并利用这一形式进行工作；只有理论家才会热情地寻求更理想的形式。但是，想要在政治上“状态良好”，必然意味着，除其他方面以外，尤其要无条件地掌握最现代的手段。对此没有选择的余地。手段与方法是与时间有关的前提，并且属于时间的内在形式——谁在不恰当的时间去掌握，谁准许他的趣味或情感压倒他身上的脉动，谁就立即会失去他对现实的掌控。贵族政治的危险就在于其手段过于保守，民主政治的危险则在于它把定律与形式混淆不清。现今的手段是、且在相当年代之内都是议会制度的那一套——选举和出版。政治家可以随意看待它们，可以尊重它们，也可以藐视它们，但必须掌握它们。巴赫和莫扎特就掌握了他们时代的音乐手段。在一切领域中，这是掌有主动权的标志，治国之才也不例外。现在，在政治领域中，那些公开的、可见的外部形式并不是本质的形式，而仅仅是伪装，因而可以被改变、被理性化、被写成宪法的条文——而它的现实性并不必因此受到一丁点的影响——故而，一切革命者的野心得以在历史的表面上玩弄权利、原则和选举权的游戏。但是，政治家深知，跟操控投票的技术——雅典的或罗马的，雅各宾党的、或美国的、或当代德国的——比较起来，选举权的扩大与否根本就不重要。如何解读英国宪法，与它被少数上层家族所控制这一事实比较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因此之故，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这样的国王不过是他的内阁中的一位大臣而已。至于现代的出版，尽管在宪法上说它是“自由的”——感情主义者对此已感心满意足了——可现实主义者只问是谁在操控它。
最后，政治是各样的民族内部某个民族借以完成其历史的一种形式。伟大的治国艺术就在于保持自己民族内部的“良好状态”，以适应外部的事件；这一“良好状态”就是对内政治与对外政治的自然关系，这不仅适用于民族、国家和等级，而且适用于这每一种的活生生的单位，直至最简单的动物群和个别的实体。而且，在对内政治与对外政治之间，前者全然是为后者而存在的，相反则不然。真正的民主派习惯于把国内政治本身看作是目的；一般的外交官则只考虑外交事务；但也正是因此，每一方面的个别成就“根本无济于事”。毫无疑问，政治能手，在内政改革的策略上；在他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上；在他维持全体的公开形式、使“权利和自由”二者都与时代风尚相协调同时又具有效力的机敏性上；在对一个民族要“处于良好状态”所必不可少的情感如信任、尊重领导、权力意识、满足感以及（必要时）热情等的教育上，都显示出极其明显的能力。但这一切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与高级历史的下列基本事实的关系——就是：一个民族不是孤零零地立于世间的，它的将来是由其与其他民族和势力的力量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其单纯的内部安排所决定的。另外，由于普通人并不具有这样的远见，因此，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必须具有这样的品质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除非有这样一个少数，否则政治家是找不到他可以用来实现他的目标的工具的。
政治的哲学（2）
三
在所有文化的早期政治中，统治权力都是预定的，是不被怀疑的。其整个的存在严格地保持着家长式的和象征性的形式。其与乡土的联系是如此之牢固，封建的纽带，甚至它的继承者，即贵族制国家，对于在那些联系控制下的生命而言，是如此之不言自明，以致荷马时代或哥特时代的政治总是局限于在既定形式的组织中采取简单的行动。就这些形式也会改变而言，它们这么做多少是自发的，而认为去引起改变乃是政治的任务，这样的观念从未确切地进入过任何人的思想中，即使一个王国被推翻或一个贵族阶级被降到隶属地位时，情形也是如此。世上只有阶级的政治、帝国的或教皇的或封建诸侯的政治。血统和种族只能本能地或半自觉地以行动来发言——甚至教士，作为政治家，也像具有种族性的人一样行动。国家的“问题”还未被唤醒。主权、原始等级、整个早期的形式世界，都是上帝所赐予的，有机的少数人发动战争，正是以这些东西为前提，而不是以它们为争执的对象。这些少数人，我们称之为派系（Factions）。
正是派系的本质，使得这样一个观念根本就行不通：事物的秩序可以按某一计划加以改变。派系的目标就是要在这种秩序内为自己赢得地位、权力或财产——这跟一个正在成长的世界中的所有正在成长的事物是一样的。有一些群体，在那里面，家族关系、荣誉和忠诚，以及具有近乎神秘的本质的结合纽带，都在发挥作用，并且，抽象的观念整个来说是被排除在外的。荷马时期和哥特时期的派系、忒勒马库斯（Telemachus）与在伊塔卡的求婚者、查士丁尼时代的蓝党与绿党、教皇党与保王党、兰卡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新教徒、胡格诺教徒、甚至后来的投石党和第一次僭主政治的动力，都是这样。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著作就完全是以这种精神为基础的。
一当随同大城市一起出现的非等级，即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地位，变化立即就发生了。现在，正好相反，政治形式成为冲突的目标，成为问题。可它至此也成熟了，它现在需要塑造成形。政治已经觉醒，不仅自身已被领悟，而且被还原为可理解的观念。才智和金钱的权力起而反对血统和传统。现今，我们拥有的不是有机的东西，而是组织起来的东西；不是等级，而是政党。政党不是种族的产物，而是心智的集合，因此，它在才智上要胜过旧的等级，而在本能上则要弱于旧的等级。它是自然成熟的阶级秩序的死敌，阶级秩序的纯粹存在与政党的本质是相矛盾的。因此，政党的观念总是与全然消极的、分裂性的、社会地拉平的平等观念联系在一起。崇高的理想不再被承认，而只承认职业上的利害关系。自由的观念也是一样，它同样是消极的。政党纯粹是一种都市现象。随着城市摆脱乡村获得了解放，等级政治到处（不论我们是不是确实地认识到了）让位于政党政治——在埃及是在中王国末期，在中国是在战国时期，在巴格达和拜占廷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在西方的都城，政党以议会类型形成，在古典的城邦国家，所谓的政党，即指广场政党，而在毛拉和狄奥多尔的斯图狄翁隐修院的僧侣身上，我们看到了麻葛型的政党。
但是，通常，非等级是反抗等级本质的单位，其少数“受过教育的”和“富裕的”领导者是作为一个政党出现的，它有一个纲领，其中包括一些不是凭感觉而是被明确规定的目标，还包括对一切不能从理性上加以把握的东西的摈弃。因此，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即自由党，它对于它的这种地位有充分的意识。它认为自己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它的反对者（尤其是真正的等级——亦即“地主和牧师”）则是“人民”的敌人和叛徒；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