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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水平上，所有的文明都进入了一个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惊人的人口减少的阶段。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消失了。它自其顶点开始崩溃，首先是世界城市，接着是地方性的城市，最后是乡村本身，乡村的最好血液已经毫无节度地倾注到城镇之中，然而也只能支撑一时。最终，只剩下原始的血液尚留存着，但也已被剥夺了它最强壮、最有希望的因素。这一剩余物便是费拉类型（Fellah type）。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已经证明因果律与历史无关这样一个事实的话，那便是人们所熟悉的古典文明的“没落”，这一没落早在日耳曼移民入侵之前就已自行完成。罗马帝国享尽了最完整的和平；它是富足的和高度发达的；它是组织完善的；它拥有从涅尔瓦（Nerva）皇帝到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皇帝的一系列统治者，这是其他文明的恺撒主义所不曾有的。不过，其人口却迅速地和大批地减少。奥古斯都的有关婚姻与子女的严厉法律——其中的婚姻法（Lex de maritandis ordinibus）使罗马社会感到沮丧不亚于瓦鲁斯（Varus）军团的灭亡——大量的收养、不断用野蛮人出身的士兵去填补被抽空的乡村、涅尔瓦和图拉真对穷人家的孩子的大量食物施舍——这一切都不能制止那一进程。意大利，接下来的北非和高卢，最后还有西班牙，它们在早期恺撒们的统治下还是帝国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现在都变得空虚了，荒凉了。普林尼（Pliny）的名言——直到今天，这句话还常常被富有意义地引用来说明与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老实讲，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也毁灭了各行省”——颠倒了进程的顺序；如果农民没有被吸纳到城市里去，没有放弃他们的土地（即便不是公开地，至少也是发自内心地），那么，大地产永远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最后，在公元193年佩尔提纳克斯（Pertinax）的法令中，可怕的真相被暴露了，依据这个法令，在意大利或各行省的任何人都可以占有无人照料的土地，如果他耕种这块土地，它就是他的合法财产。历史研究者只要严肃地关注一下其他文明，也能到处发现相同的现象。在埃及新帝国时期，尤其是从第十九王朝以后，人口减少的现象已清晰可见了。像阿蒙奥斐斯四世（Amenophis Ⅳ）在特勒阿马尔奈那样的街道宽度——50码宽——相对于古代比较稠密的人口来说已是不可想象的了。还有，“航海民族”的进攻被击退的时候是很少很少的——他们占有领土的机会，当然不比公元4世纪面对罗马世界的日耳曼人占领领土的希望更渺茫。最后，利比亚人（Libyans）向尼罗河三角洲的不断渗透在公元前945年因为他们的一个领袖掌握了权力而达到顶点——这完全就像公元476年鄂多亚克（Odoacer）掌权一样。但是，同样的倾向在恺撒式的阿育王之后的政治佛教的历史中也能感觉到。如果玛雅人口在西班牙征服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实际地消失了，而且他们空荡荡的大城市重新被丛林所吞没，那就不仅证明了征服者的野蛮——单在这个方面而论，若是面对一个年轻的、丰产的文化人类的自我更新的力量，这种野蛮便完全无能为力——而且证明了一种来自内部的消亡无疑早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转向我们自己的文明，我们就能发现，法国贵族的古老家族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在大革命时期被灭绝的，而是自1815年开始才灭亡的，并且，它们的这种不育已传播给资产阶级，而自1870年开始，又传播给了大革命后几乎重新崛起的农民阶级。在英国，尤其是在美国——特别是在东部那些世系最好最悠久的州里——罗斯福（Roosevelt）所批评的“种族灭绝”过程早已大规模地开始了。
因此，在这些文明中，我们到处都发现，某个早期阶段的地方城市，接着是演进末期的大城市，都是空荡荡地矗立着，在它们的石堆中，藏匿着少量的费拉人口，他们隐藏在那里，就像石器时代的人住在洞穴和湖边桩屋里一样。撒马拉城到10世纪时已被废弃了；阿育王的首府华氏城在中国旅行家玄奘（Hiouen…tsang）于公元635年左右造访时已只剩下一片庞大而根本无人居住的房屋废墟；还有，玛雅的许多大城市，甚至在科特兹时代就已经是那样了。在波利比乌斯以后的一系列古典作家的笔下，我们读到的那些古老的著名城市的街道已变成了空荡荡的行列，坍塌的架子，家畜在广场和体育场上吃草，而圆形剧场则变成了农田，偶尔点缀着一些雕像和石柱。在我们的（被禁止）的第五个世纪，罗马还只有一个村落那么多的人口，但它的帝国宫殿仍然是适宜居住的。
因此，这便是城市历史的尾声；从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中心成长为一个文化城市，最后成长为世界都市，为了它那壮丽的演进的需要，它首先牺牲了其创造者的血液和心灵，然后，为了适应文明的精神，它又牺牲了这一成长的最后花朵——就这样，命中注定地，它要走向最后的自我毁灭。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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