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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是多么重要！），除了可习得的禁忌方面以外，我们也能觉察到一种完全不可转移的种族性质，对于这一性质，旧的语言容器不能将其传给外来的继承者；它体现在旋律、节奏和重音中；体现在表现的色彩、语气和节拍中；体现在习语和与之相伴随的姿势中。由于这些缘故，我们才有必要区分语言与言说，前者本身是一些死符号，后者是运用这些符号时的活动。当我们再也不能直接听到或看到语言是怎样被说出时，从此，我们所能知道的，就只是语言的骨头而不是它的肉。苏美尔语、哥特语、梵语，以及我们只能从文本和铭文中来译解它的所有其他语言，都属于这种情形；我们把这些语言称作死语言是正确的，因为经由它们所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已经消失了。我们知道埃及语言，但不知道埃及人的语言。我们近似地知道奥古斯都时代的拉丁语的字母的音义和词义，但我们不知道西塞罗是如何在讲台上发表演说，更不知道赫西俄德（Hesiod）和萨福（Sappho）是如何诵读他们的诗句的，或者雅典人在市场上是如何实际地交谈的。尽管在哥特时代拉丁语再次成为了实际的语言，但它是作为一种新语言出现的；这种哥特式的拉丁语，从自身所特有的节奏和语音（但是，与古代拉丁语的想象力相比，我们今天的想象力并不能更好地重新把握它们）的形成，到对词义和句法的侵蚀，其间并没有花很长的时间。但是，人文主义者的反哥特式拉丁语——意在恢复西塞罗式的拉丁语——也决不只是一种复兴。语言中的种族因素的整个意义，可以通过比较尼采和蒙森的德语、狄德罗（Diderot）和拿破仑的法语，以及通过观察伏尔泰和莱辛（Lessing）之间在习语上比莱辛和荷尔德林（Hö；lderlin）之间更为接近，而得到衡量。
最有效验的表现语言即艺术也是这样。禁忌方面的东西——即各种各样的形式、习用的规则以及作为已有的权宜手段（例如口语中的词汇和句法）的武器的风格——代表着可以习得的语言本身。而它之被习得和被传递，乃是在伟大的画派的传统中，是在农舍的传统中，以及一般地在严格的技能训练中，这种技能训练是每一种真正的艺术所当然地具有的，它在所有的时代都被认为是为了自信地掌握某个特殊时代的一种习用语，后者在其所处的时代确然地是一种活生生的习用语。因为在这个领域，也有活的语言和死的语言。艺术的形式语言只能叫做活的语言，因为整个的艺术家群体在运用它的时候就像是运用自己的母语，也就是说，他们在运用它的时候甚至都不用考虑它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说，16世纪的哥特风格和18世纪的罗可可风格都是死语言。把17、18世纪的建筑师和音乐家所表现出来的绝对的自信，同贝多芬（Beethoven）的犹豫不决、辛克尔（Schinkel）和沙多（Schadow）辛苦地获得的并几乎是自学得来的语文学艺术、前拉斐尔派和新哥特派的肆意挪用，以及现代艺术家们徒劳的实验主义，进行一番对比吧。
在一种艺术的形式语言中——如同它以其成品形态呈现给我们的——其图腾方面即种族方面的呼声，就是为了使自己可以为人们所听到，在个体的艺术家那里也好，在全部各代艺术家那里也好，都是这样。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多立克神庙的建造者，以及北日耳曼的砖砌哥特式教堂的建造者，肯定都是种族的人；同样地，德国音乐家，从海因里希·舒策（HeinrichSchütz）到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也是如此。属于图腾方面的东西，既包括宇宙循环的影响——这种宇宙循环在艺术史的结构中的重要性，很少被察觉，更别说被确立了——也包括青春和爱情激荡的创造性时刻，这种时刻（姑且完全不管它在赋形时的执行信心）决定了形式的力量和概念的深度。形式主义者可以用世界恐惧的深度或“种族”的缺陷来解释，而重要的无形式的形式主义者则可以用血的充盈或训练的缺陷来解释。我们知道，艺术家的历史与风格的历史之间是有区别的，一种艺术的语言可以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但娴熟地言说它的能力决不可能这样。
种族是有根基的。种族和景观相互隶属。植物生根之处，即是它死亡之地。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从一个种族追溯到它的“家”，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种族的某些最本质的特征，不论是形体的还是心灵的，都永远地依附在这个“家”上。如果现在在这个家中找不到种族，这就意味着这个种族已经不复存在了。种族本身绝不迁徙，迁徙的只是人，他们的后代子孙就生长在不断变化的景观中；而景观总要对他们身上的植物本性施以秘密的影响，最终，种族表现则由于旧的景观的消亡和新的景观的出现而完全改观。英国人和德国人并没有迁徙到美国，所迁徙的，只是作为英国人和德国人的人类，他们的后代在那里成为美国人。天长日久，我们明显地看到，印第安人的土地已经烙印在他们身上——他们一代又一代变得越来越像他们所灭绝的印第安人。古尔德（Gould）和巴克斯特（Baxter）曾经指出，所有种族的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在体形和成熟期上，已达到了同一水平——而且发展得很快，以至于那些年轻时就到了美国、但发展甚慢的爱尔兰移民，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受到了这种景观的影响。博厄斯（Boas）指出，长头型的西西里人和短头型的德国犹太人在美国所生子女的头型很快就一致了。这不是一种特例，而是一个普遍现象，故而我们在处理历史上的迁徙时，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对于这类迁徙，我们除了略识一些流浪部落的名称及若干语言的遗迹＇如丹奈人（Danai）、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皮拉斯基人（Pelasgi）、亚该亚人（Achaeans）、多利安人（Dorians）＇之外，其余便一无所知。至于这些“民族”的种族，我们当然也得不出什么结论。那些泛滥于南欧土地上的哥特人、伦巴第人、汪达尔人等，名目固然零乱纷杂，但本身其实是一个种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到文艺复兴时代，它已经完全融入了普罗旺斯、卡斯蒂利（Castilian）以及托斯卡纳的泥土的种族根性中了。
而语言则不然。语言的家，只是语言形成的一个偶然处所，这处所与语言的内在形式全然无关。语言的迁徙乃是借舟车从一个部落传到另一个部落。首要的是，语言可以相互交换，且已在交换——实际上，在研究种族的早期历史时，对于假定这种语言交换，我们不必也不应该有丝毫的犹豫。我要重复强调的是，那被接受的是语言的形式－内容，而不是语言的言说本身，而它之所以被接受（原始人就总是这样来接受装饰动机的），为的是能十分有把握地将其当作他们自己的形式语言的因素加以运用。古时候，如果事实上一个民族显示自己是更为强大的，或觉得自己的语言具有最高的功效，那就足以诱使别的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带着真正宗教般的敬畏之心——去采用它的语言。我们不妨探究一下诺曼人的语言变迁吧，在诺曼底、英格兰、西西里、君士坦丁堡，我们见到各地的诺曼人操着不同的语言，并随时准备相互交换。对母语——这个术语证实了某些深刻的伦理力量的存在，并可说明我们不断重演的语言之战的惨烈程度——的虔敬，是晚期西方心灵的一种特质，而其他文化的人们，对此几乎没有认识，至于原始人，更是一无所知。不幸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不仅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心照不宣地把它扩展为覆盖其整个领域的一个假设，结果，在有关语言学的发现对“民族”命运的影响的问题上，导致了大量错误的结论——想一想我们对“多利安人迁徙”的重建吧，我们的论证都是基于后来的希腊方言的分布。因此，对于民族的种族方面的命运，仅仅想从地名、人名、铭文、方言等方面去得出结论是不可能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先验地知道，一个民族名称究竟是代表一种语言实体，还是代表一个种族部分，或是两者都代表，或是两者都不代表——此外，民族名称本身，甚至地名本身，也都有着各自的命运。
二
在种族的所有表现中，最纯粹的表现便是居所（House）。从人们定居下来，不再满足于仅有藏身之处，而是要给自己建造一个住所的那一刻开始，这种表现便显示出来了，并在种族之“人”（这种人是生物学的世界图象的一个要素）当中标记出了世界历史本身的人类种族，这种种族正是具有重大得多的精神意义的存在之流。居所的原始形式在各个地方都是情感和成长的产物，而绝不是知识的产物。和贝壳、蜂房、鸟巢一样，居所有一种天生的自明性，而且，原始的习俗和存在的形式、婚姻的形式、家庭生活的形式及部落秩序的形式的每一特征，都在居所中有所反映，比如反映在客房、正厅、耳房、内厅、庭院、卧室、化妆间的房间组合中。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古萨克森人的房屋和罗马人的房屋的布局，就会感到在每一方的情形中，人的心灵和居所的心灵是同一的。
这个领域，艺术史不应该插手。把住宅的建筑当作建筑艺术的一个分支去看待，这绝对是一个错误。居所是存在在朦胧的进程中产生的一种形式，它的出现不是为了在光明中寻找形式的眼睛；一个农夫的茅草棚的房间架构，决不像一座教堂那样是由建筑师深思熟虑设想出来的。这一重要的分界线逃过了艺术研究者的观察——尽管德希奥在一个地方说过，古代日耳曼的木构房屋和后来的庞大建筑没有任何关系，后者是独立地产生的——结果，造成了研究方法上永久的混乱，艺术学者对此深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