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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意指着生活日益适合目标这一意义上的进步。对于莱布尼茨（Leibniz）——他的《原态》（Protogaea）（1691年）是一部充满重要思想的作品，以在哈尔茨（Harz）山脉的银矿区所做的研究为基础，描画了一幅地道的歌德式的世界的幼年图象——来说，以及对于歌德本人来说，进化则意味着不断增加形式的内涵这一意义上的完成。两种概念，即歌德的形式完成和达尔文的进化，是完全对立的，就犹如命运与因果律的对立一样，还有，再补充的话，犹如德国思想与英国思想的对立，德国历史与英国历史的对立。
对达尔文主义的反驳，再没有比古生物学所提供的更为确凿的了。简单的或然率表明，化石储藏物只能作为试验的标本。每一个标本因此应当代表着进化的一个不同阶段，应当仅仅有“过渡的”类型，既不属于哪一个范围，也不属于哪一个种属。与此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十分稳定且历经漫长时代而保持不变的形式，这些形式不是依据适应原则自行发展，而是突然出现并立即具有其确定的形态；还有，从此以后，这些形式不会向着更好的适应性演变，而是会日益稀少，直到最终消失，然后又突然出现一些全然不同的形式。在日益丰富的形式中，自行显露的乃是活生生的存在物的巨大的类和属，它们在今天的组群中自一开始就存在、并仍会存在、且没有过渡的类型。例如，在鱼类中，我们看到具有简单形式的软骨类如何首先出现在历史的前景中，而后又渐渐地消失，接着硬骨类慢慢地使一种更完备的鱼类成为主导类别。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羊齿和木贼的植物世界，其中只有最后几种现在还残存在充分发展的花类植物王国中。但是，有关这些现象的效用原因或其他可见原因的假定，并无现实性作依据。是命运把生命当作生命，把植物与动物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把每一单个类型、每一属、每一种引入了世界。并且与这种生存一起还赋予了形式以确定的能量——借助这能量，形式在其自我完成的过程中仍保持着自身的纯粹性，或相反，变得模糊不清，或不可捉摸地分裂成众多的变体——最后达致这一形式的生命绵延，这种生命绵延（除非偶然性再次强行缩短了它的寿命）将使种属自然地达致高龄，最后归于消失。
就人类而言，洪积世（Diluvial age）的发现越来越明确地表明，那时存在的人类形态与现在的人类形态是一致的；没有丝毫迹象显示种族在向着更有效的“适应”方面演化。再者，在第三纪的各种发现中仍然找不到人类这件事也越来越明确地表明，人类的生命形式，和其他一切生命形式一样，都是起源于一种突变，至于这一突变是“从何处”、“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仍是一个看不透的秘密。的确，如果真有所谓英语意义上的进化，那么，就既不能有明确界定的地层，也不能有特殊的动物种类，而只能有一个地质的聚合体和一团混沌的活的单个形式，这些形式，我们可以假定是从生存斗争中遗留下来的。但是，我们在自己周围所见到的一切，迫使我们确信，一次又一次，深刻而又极其突然的变化在植物和动物的生存中发生着，这些变化是宇宙性质的，并且不只局限于地球表面，而就其原因而言，亦是人类感知力和理解力所不能及的，尽管确实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同样地，我们还发现，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在各伟大文化的历史中皆有所表现，并且没有任何可标识的原因、影响或目的。哥特风格和金字塔风格都是十分突然地出现的，就像始皇帝的中华帝国和奥古斯都（Augustus）的罗马，以及希腊化、佛教和伊斯兰教是突然出现的一样。至于每个重要人物的个人生活中的事件，也几乎完全一样，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对世人毫无所知，对儿童更无所知了。一切存在物，行动的或沉思的，都经由各自的划时代（epochs）走向它的完成，因而我们不得不假定，在太阳系的历史中，在恒星的世界中，都具有这样的划时代。地球、生命和自由活动的动物的起源，就是这样的划时代，因而也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奥秘。
四
我们对于人类的了解，总是明确地把他的存在划分为两个伟大的时代。第一个时代，在我们看来，受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方面是行星命运的那种深奥的赋格曲（fugue），我们称之为冰河时代的开始，并且对于它，我们只能（在世界历史的图象范围内）说有一种宇宙变化发生了；另一方面则是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上各高级文化的开始，由于这些文化的开始，人类生存的整个意义突然变得不同了。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第三纪和洪积世的明显界线，在界线的这一面，我们看到人是一种完全成形的类型，对习俗、神话、机智、装饰和技术都很熟悉，并赋有一种直到今天在物质性的方面仍没有改变的身体结构。
我们将把第一个时代视作是原始文化的时代。这一文化一直延续到第二个时代（尽管肯定是属于十分“晚期”的形式），并在今天仍然存在且几乎原封未动，属于这一情形的唯一地区就是西北非洲。列奥·弗洛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故而一开始就假定，在这个地区，原始生命的整个世界（不仅仅是原始部落在数量上的多少）一直未受到高级文化的影响。相反，人种心理学家却喜好从五大洲各个地方收集民族的断片，这些民族实际上没有任何共同点，而只有一个消极的事实，就是它们在此一或彼一高级文化中皆过着一种从属的生活，而并未参与到其内在的生活中。结果，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些部落的范畴，有些是静止的，有些是劣等的，还有一些是堕落的，而且，其各自的表现方式还被不加区分地混同在一起。
但是，原始文化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某种坚强的和完整的东西，某种生气勃勃的和有效的东西。只是，这种文化和我们高级文化的人类在精神的可能性方面拥有的一切东西都如此之不同，以至于我们可以怀疑，甚至那些已经把第一个时代深深地引入第二个时代的民族，在它们目前的存在方式和醒觉存在的方式中，是否可以当作是古代的情况的可靠证据。
经过几千年以后，现在，人类的醒觉意识已经把部落和民族之间持久的相互接触的印象看作是一个明显的日常事实。但在处理第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那里，结成极少数小团体的人类，完全地消失在广阔的景观中，其中的统治因素则是那些强大有力的大兽群。我们的发掘物的稀少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在奥瑞纳人（Aurignacian Man）的时代，大概有十来个人群，每群有数百人，流浪在法兰西的整个地区，当这些人群（真的）发觉有同类存在时，他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却又难以捉摸的事件。对我们来说，整个自然久已变成了人群的背景，我们这样的人难道一点也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中是什么样子吗？除了森林和兽群以外，当其他“恰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没于乡野时，人的世界意识一定会发生变化。人的数目的增加——这无疑也是十分突然地发生的——使“同伙”的体验成为习以为常的，并以愉快或敌对的情感代替了惊愕的印象，而这些情感又引出了一个全新的由各种体验和自觉而又必然的关系所组成的世界。对于人类心灵的历史来说，这可能是所有事件中最深刻的和最意味深长的。正是在对异己的生命形式的关系中，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他自己的生命形式，并且此时，氏族的内部组织已为丰富的部落间的关系形式所取代，从此以后，这种关系形式将完全地主导原始的生命和思想。因为就在那时，从感觉的理解的极其简单的模式中，产生了口头语言（因而也是抽象思维）的萌芽，在其中，有少数是特别幸运的，我们可把它们看作是后来印欧语族和闪语族的起源，尽管我们对它们的结构并无什么概念。
接着，从一种由部落间的关系联结起来的人类的这种一般的原始文化中，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突然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出现了。在那个时期之前大概有一千年之久，这两个地区一直在培育某种在性质和意图上和一切原始文化都根本不同的东西，某种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东西，这种内在的统一性是它的一切表现形式所共有的，在它的整个生命中是具有方向性的。在我看来，极有可能的是，在人的本质方面的一种变化无论如何在那个时期是完成了的，尽管确实并非整个地球表面上都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任何一种日后在高级文化当中会一直存在，且会不断退化的名副其实的原始文化，本身必定是不同于第一个时代的文化的某种东西。但是，我所谓的前文化（可以说，它在每一高级文化的开端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出现的），是和任何类型的原始文化在性质上不同的东西，是某种全新的东西。
在所有的原始生存中，“彼物”或者说宇宙之物，在发生作用时的力量是如此之直接，以至于一切小宇宙的表现，无论是在神话、习俗、技术方面，还是在装饰方面，仅只服从于瞬时的压力。对我们来说，这些表现的持续时间、速度和发展进程，并无一些可确定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种装饰的形式语言——不要称之为一种风格——支配着一个广大地区的居民，在那里传布着、变化着，直至最后趋于消灭。在这个地区的近旁，而且可能是在一些十分不同的广阔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武器的发明与运用、部落组织、宗教习惯的各种方式，各自以自己的特殊途径发展着，各自具有自己的划时代的转折点、自己的开始和终结，并完全受其他形式领域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