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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连串的问题，对于研究战略的学者而言，都非常有趣味、有意义，并且值得作较深入的分析。因为一个战略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决定作为（Decision－making）。他们所作的决定，不仅影响到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而且甚至关系到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祸福。
但诚如李德哈特所指出的，历史的最大价值就是提供警告，它告诉我们前人是如何失足跌倒，这样也就使我们知道应该避免什么始不至于重蹈覆辙。所以俾斯麦才会说：“愚人说他们从经验中学习，我则宁愿利用他人的经验。”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是50余年，一切的民族恩怨，也早被时间所冲淡，而历史的记录由于反复的考据，也变得日益正确可靠。因此，对于前人的所思所为，也就比较易于作客观的分析。尤其是我们必须认清人类本身具有许多内在弱点，所以对于过去那些曾犯错误的人不应随便加以谴责，而真正重要的则是了解错误的决定在当时是怎样作成的。只有照这样的方式来研究历史，始可以获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
战前的情势
从19世纪末叶起，一向太平无事的太平洋开始变得不太平。一方面，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变成西方世界之外的惟一现代强国；另一方面，从1898年起，美国的星条旗开始飘扬在太平洋上，其势力终于达到亚洲大陆而与日本发生冲突。
就地理观点来看，日本与亚洲大陆的位置关系是和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位置关系颇相类似，但两国的战略传统却几乎完全不一样。英国人从16世纪开始就走向世界海上霸权的道路，他们的眼光从来就不是以欧洲一隅为焦点。日本虽然也是一个岛国，但其人民却不具有海洋民族的习性。他们从未向太平洋去寻求发展，其航海活动只限于亚洲大陆边缘。反而言之，他们却经常企图从海洋入侵大陆。简言之，其传统战略思想完全是大陆（Continental）性的，至于现代海洋（Maritime）战略思想则可以说只是一种西方舶来品，甚至从未在日本人的心灵中生根。
所谓“国家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流行的一个名词，在战前最多只有一些模糊概念。不过，假使我们认为战前的日本帝国还有其国家战略的存在，则对于其战略的最简明描述就是“侵略”二字。日本自从接受西方文明以来，其理想的目标，即为建立一个空前伟大的亚洲大帝国，其一切的行为都是以19世纪的西方强国为模范，不仅想学德意志，而且也想学不列颠。但日本本土是一个太狭小的权力基地，所以必须扩张，而其目标自然是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大陆。
当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之际，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于1899年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主张维持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并要求所有各国均有平等机会来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这也就是此后40年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础，并且也注定了美日利益冲突的无可避免。
民国三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日本获得一次加速扩张的机会，于是向中国提出所谓“二十一条”的要求，企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大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对日本采取抑制行动。民国十年（1921年），英国拒绝延长英日同盟，并宣布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同时，华盛顿海军限制条约也把美英日三国的主力舰吨位定为5：5：3之比。日本也被迫撤回“二十一条”的要求，把占领的胶州半岛归还中国，并于1922年签九国公约以保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些措施都使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并认定这是白种人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象征，民国十三年（1924年），美国又修改移民法，禁止日本移民入境，这更增强其种族歧视的印象。基于这一连串的发展，西方（尤其是美国）会变成日本人心目中的假想敌实在是一点都不奇怪。
20世纪的日本虽已披上了一件西方现代化的外衣，但在内心里，日本社会仍继续保持其封建传统，在这种社会中享有支配地位的人是武士而不是企业家。甚至到今天，日本的政治权力结构也还是和美国人所想象的大不相同，所以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日本人在思想和文化上与西方的差距实在是非常巨大，这当然会影响到双方对对方的认知。
严格说来，日本的立宪政体只是一个假面具，在这个表面之下有若干利益集团争权夺利，而其中以军人的势力最大。日本军阀（以陆军为主流）不仅头脑简单，而且不学无术。即令是在其本行方面，也只学到了一点西方的皮毛，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战略修养可言。在1941年任日本驻美大使的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战后曾说，军人不受文人控制是日本的癌病。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日本的民主假象无法有效维持。生活困难引起广泛不满，于是军阀遂乘机鼓吹用扩张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从1931年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遂走向武装侵略中国的不归路。1937年又制造“卢沟桥”事变，终于激起中国的全面抗战。
日军在中国愈陷愈深，不但不能速战速决，而且对其国家资源形成无限的消耗。在此同时，美国一方面援助中国，一方面用各种手段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双方的关系遂日益恶化。
日本侵略中国本是以解决经济问题为目的（或借口），但战争的延长不但对日本的经济毫无裨益，反而更使其感到经济压力的沉重。这样又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本来是想用战争来扩大经济基础，现在却变为必须扩大经济基础，始能结束（或继续）战争。
平心而论，日本最初除侵略中国以外，并无与西方国家交战的意图（或计划）。日本人并非不自知其经济的薄弱，不能应付大规模的现代战争。但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之后，情形又有了重大改变：（1）德国已经征服西欧，这不仅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羡慕，而且由于法国、荷兰，甚至英国，都已无力再保护其在亚洲的殖民地，也就引起了日本人趁火打劫的念头；（2）美国对日本的外交和经济压力日益增强，使得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和痛苦。仇美的心理自然随之而增强，并且已有许多人相信美日终难免一战。
民国三十年（1941年）夏季对日本而言可谓危急存亡之秋。在中国的战争仍不能了结，经济情况日益恶劣，尤其石油储量日益耗竭，美日关系毫无改善希望，而德国又已在6月发动侵俄战役。这些发展迫使日本政府对其未来政策方向必须作一个新的决定。此时，日本政府内部的意见相当分歧，而且许多人发言也模棱两可或先后矛盾。不过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终于还是作成了决定。
概括来说，主张北进（攻俄）的只有外相松冈洋右一人，军人（包括海陆军）都主张南进，夺取所谓南洋资源区，必要时不惜与美英一战。至于首相近卫文麿则主张暂时观望。结果所作成的决定为：（1）准备南进；（2）同时仍不放弃与美国的谈判。
在此有一点必须澄清，一般人常以为战前日本陆海军各有其不同的基本战略观念，即陆军主张北进，海军主张南进。事实并非这样简单。日本陆军从无进攻苏俄的意图，并且也不认为苏俄能对日本构成真正威胁，所谓北进最多只具有防御的意义。反之，海军对于世界事务的了解远比陆军深入，他们比较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一向不主张与美英冲突，永野修身（海军军令部长）曾声明海军希望使用和平方法取得石油，甚至还建议退出三国公约以求与美国达成协议。
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24日，日军占据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美国于次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一切资产。30日又宣布禁止飞机燃料和机械工具输往日本。这无异美国已在经济上向日本宣战。但日本仍未放弃与美国妥协的希望，所以一面准备战争，一面继续谈判，当然，这也含有以谈判来掩蔽军事部署的目的在内。
10月18日，东条接替近卫组成新内阁，从此日本的命运遂完全掌握在军阀手中。实际上，到11月26日，谈判即已到达终点，不过，日本还是拖了4天才正式作成开战的决定，并于次日（12月2日）开始行动。12月8日，日军的炸弹落在珍珠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海洋大战（太平洋战争）终于掀开序幕。
日本为何发动战争
日本为何发动战争？从历史记录来看，日本当局并非不曾经过思考，甚至还可以说他们在决定作为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多次的辩论，而所作的考虑也相当周详。但事后看来，毫无疑问那是一项错误的决定。然则，为什么会错？这也正是值得深入检讨的问题。
概括言之，无论是个人或集体，在作成决定时必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种类很多，而且因人因事而各有不同。当然，任何人在研究某一决定作为的个案时，都不可能将这些因素全部列举出来，但是比较重要的特殊因素还是不难发现。从此种观点来立论，即可指出日本政府的战争决定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换言之，这就是其作成决定的原因。
心理因素
所谓心理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概括的观念，用心理学的名词来表达，也就是所谓“认知”（Perception）。同样一件事物，每个人对它的认知却可以彼此不同。除个别的认知以外，还有集体的认知，也可称为“集团思想”（group－thinking）。任何民族、阶级、组织都可能有其不同的集体认知。这些心理因素都分别影响决定作为。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至少可以指出下列几点：
首先要说的就是民族性。日本人生活在一个小岛上，养成一种心胸狭窄、急功好利的性格。甚至到今天，此种本性也未改变。所以，他们有一种自卑又自大的心理（这本是一体两面），于是就产生狂妄的想法。
日本的军国主义与此种民族性有很微妙的关系。尤其是自工业化以来日本从无战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