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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
对的。事实上，我在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边上做了注，打算在回答那个问题时告诉你有关我这本书的内容。现在你居然已经知道了并且读过了这本书。
汪丁丁：
（笑）是的。我刚刚读完它，文笔精彩极了。那我们就从这本书和我的第二个问题开始吧。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让我干脆读给你听：“在阿罗教授（1962年）的《边干边学的经济学涵义》（EconomicImplicationsofLearningbyDoing，参见我写的《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反思》和你（1960年）的文章《投资与技术进步》（发表在由阿罗编辑的一本书里）之间，我发现一种相当明显的关联，我是指你对以物质资本的形式固化了的技术（或者叫做“人类知识”）的“弹性…刚性”特征描述。（汪注：这个概念的英文是“Putty…Clay”，这是索洛教授早期的重要工作，参见前引我的综述文章。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当代芝加哥学派的新增长理论模型里可以感觉到索洛的这个概念的重要影响，例如在卢卡斯的模型里，或者在罗默的模型里。如果新增长理论家们不使用这个概念的后半部分，那么从他们的模型就会导致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即总产出在有限时间内变得无穷大；如果他们不使用这个概念的前半部分，那么从他们的模型就根本推导不出来收益递增现象。）不过，直接导致了新增长理论发展的，是在阿罗的边干边学增长模型里被明确地指数化了所谓“溢出效应”。这一观念被卢卡斯和罗默继承和发展为他们的“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模型”。事实上，芝加哥学派的，我是指当代的新的芝加哥学派，不是你那个时代的老芝加哥学派，这些模型的作者们试图做的是要把全部技术进步过程内生在模型里。你愿意就这些新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在你看来这一思路存在哪些根本性的问题做一些评论吗？你是否同意，基于科学发现的本质特征，这些试图将技术进步过程内生化的努力注定了要失败？你是否同意，例如阿罗教授（在《知识的生产与分配》，发表于《增长与技术变迁的经济学》（TheEconomicsofGrowthandTechnicalChange），认为的，基本上可以说，要对知识生产的过程进行预测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把这个问题读到一半的时候，想到必须先确认一个与思想史有关的问题，我把我在电话上问的这个问题（信里没有）翻译在这里：那么，教授，可否先确认一下，谁影响了谁？是阿罗受到你的那篇文章的影响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呢？还是你受到他的“边干边学”模型的影响写了你那篇“弹性…刚性”文章？我觉得似乎是他受到你的影响比较大。）
…
汪丁丁专访索洛（2）
…
索洛：
很好，是的。也许他受到我的影响。你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阿罗与我曾经是多年的朋友，那是在60年代。（汪注：我很惊讶他的坦率，他使用了过去完成时态，并且指出了具体时段。这是否明显意味着两人的友谊已经结束？）阿罗那本书里我发表的那篇文章，其实是在（那本书出版的1960年的）两年前写的，当时我们在加州开了一个会，我写了那篇文章，阿罗与我就此有过讨论。事实上在他的那篇文章（1962年发表）和我的那篇文章（1960年发表）发表之前，我们都讨论过。基于这一事实，我认为他在写“边干边学”时，心里一定有我那篇“投资与技术进步”。不过我不认为谁在谁之前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都曾经（在发表之前）在我们两人之间讨论过。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这两篇文章之间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让我先说一下我是怎样看待“边干边学”的，以及它是如何关联到新增长理论的，好吗？
汪丁丁：
当然。
索洛：
我在你刚刚读完的那本书里就阿罗那篇文章提出了两个看法，我认为它们非常重要。首先是，阿罗在那篇文章里所明确了的，是与开发研究完全没有关系（或关系甚微）的一种技术进步的形式，那就是（技术）通过生产本身的进步。
汪丁丁：
用你的话叫做“连续性技术进步”。
索洛：
是的，这种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式”的，叫做“连续的改善”。我觉得阿罗的这个看法是很重要的，它说明了在造成技术进步的许多原因中，（有目的的）研究只是其中一种，或许就根本的方面而言，研究是最重要的一种技术进步因素。不过我认为这问题（连续的改善与研究开发的突破作为两种不同的技术进步方式）对于中国是很重要的看法。中国进入现代技术体系的时间已经稍微晚了些。这意味着生产率的提高将在很大程度上将以“边干边学”的方式，或者通过“在使用最先进的资本品的过程中学习先进技术”的方式被引进中国。我在我那篇文章，“投资与技术进步”，里面提出的观点，即技术进步必须主要与资本投资的方式联系着的观点，现在又重新变得时髦起来，最近有一系列文章试图重新强调将技术固化于资本品的观点。这些“文章”可以回溯到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
现在可以讨论以罗默和卢卡斯的文章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了。我对这一理论缺乏热情。并且我有两个理由支持我的这一立场。理由之一是，如果你读一读这一理论的重要文献，你就会发现，在那些文章的这里或那里，总是要对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生产提出一些相当任意的（不经过现实世界检验的）假设，正是通过这些任意的假设，才有了所谓“内生”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你仅仅假定，例如部分的技术知识是从研究体系内生产出来的，或者部分或全部人力资本是从教育部门内生产出来的，那么你不可能得到一个内生于模型的经济增长率。这回到我在阿罗讲座——你刚刚读完的那本小册子——里讨论的观点，因为阿罗的那篇文章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内生技术进步的例子。但是从那篇文章的模型，最后导致的恰恰是很接近于古典增长理论的东西，而不是接近新增长理论，因为它（阿罗的模型所导致的最终结论，见索罗的新著）仍然具有一个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在罗默和卢卡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文章里，他们总必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引进这样一类假设，这类假设的“威力”，正如我在那本小册子里严格地推演过的（即在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型中引进新增长模型的这类假设），他们全都不得不做这类假设，这类假设实际上很任意地（人为地）告诉我们说，瞧，这里就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地方。这类假设的实质是这样的：在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关于现有的人力资本的定常收益，或者，在技术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关键性地存在着某种方式的定常收益。这些文章总必须做出这类人为的假设……这些假设或许是真确的，但你必须给出证据……
汪丁丁：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必须借助于古典增长理论的“定常收益”假
设，才可能导出内生经济增长率？
索洛：
完全正确，他们必须借助定常收益假设，不是收益递增假设也不是收益递减假设，必须恰好是定常的，才可以有内生的但不指数发散的经济增长率（汪注：参见前引索洛新著）。例如卢卡斯1988年的那篇文章，在那里，他确实遇到了问题。他写出了一个模型描述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他那个模型具有对经济规模的收益递增性，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假设了对现有人力资本的收益定常性。他写道：如果在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对现有人力资本的）收益递减效应，那么内生经济增长率将会消失。而他没有指出的事实是，如果（在他假设的人力资本生产过程中）存在对现有人力资本的收益递增效应，那么同样令人沮丧的事情会发生——模型经济的总产出会在有限的时间里变为无穷大。
所以，从卢卡斯的故事里残留下来的东西是……这同样也是从罗默的模型里得到的东西，仅仅是（古典增长理论的）“定常收益”的情况（古典理论假设定常或递减的收益）。而那是（即假设一个经济或一个部门刚好而且长期保持定常收益的发展）相当随意性的假设。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此持着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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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专访索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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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这也是为什么在你那本书里，你提到所有这些新增长理论模型或多或少都重复着多玛增长模型的“刀刃上的均衡”增长路径。
索洛：
完全正确。而我对内生增长理论持怀疑态度的第二个理由是，恰如你在给我的传真信里所指出的，我倾向于认为，我觉得阿罗也是这样认为，那就是，在（推动了）技术知识进步的需求里，或多或少总有一些外生的因素。你实际上不能想像研究活动是如此确定性的一种活动，在那里你只要投入金钱就能够获得产出。每一个人的经验，包括我们在经济学研究里的经验，都显示出，当你做某一项研究时，你确实无法预知你是否会成功，你预先绝对不会知道你将会发现什么，你将要得到什么结果。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将得到的结果……那么（笑着），你所“研究”的就一定不是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经济学，而且科学，工程学，更经常发生的是，研究活动的结果，部分地受到所研究的题目的内在逻辑的驱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说，例如物理学家们，告诉我们说：某某学科完蛋了，没有什么要研究的了，另一些物理学的领域则活着，那里有许多有趣的课题要做，有许多新观点和新进展在发生着。可是五年或十年以后，这些被专家们认为完蛋了的领域又复活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些老的观点重新流行。例如高温超导体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