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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架构，可以说是截然不同。
也许他们的观念是正确的。我无意像个顽固的老学究，一再危言耸听，宣称明天就会有经济大灾难临头。因为其间所涉及的知识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从机率的角度来看，我从不认为重大的经济衰退会经常发生。但将之视为机率微小事件而建构的经济模型，我也没把握是否有用。我从根本上就怀疑，以机率的观点来思考重大的经济衰退，能否传送正确的信息——或是接收到正确的信息。我认为许多当代的学者基本上是把严重衰退的可能性视为一项指标，显示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潜藏了一些机制，可能导致经济长期远离理想的均衡状态。引发这个问题的导火线，可能是内在或外在事件共同的影响。就宏观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了解这些机制为何，以及可以采取哪些防卫政策。当然，对宏观经济学的评价与思考，绝不仅只于此。但我认为如果当代宏观经济学不理会这种可能性，也是错误的。
我在1940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经济学原理是我大一的四门课之一。当时，我压根没想到会成为经济学者，恐怕连所谓“经济学者”的职业都没听说过，其工作的内容则更不用提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原本打算往生物学的领域发展；大一那年，我两个学期都选修了生物学的课程，而且都获得A。但是我逐渐了解生物学并不适合自己，所以转而主修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在大二、大三，我修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
〉〉〉经济环境的激荡
1940年至1942年在哈佛大学部修习经济学的期间，我对于美国30年代刚发生过的经济大恐慌，并没有学到一套完整的思考架构。1939年至1940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成长了百分之八，而在1940年至1941年间，则成长了百分之十八，1939年至1941年的失业率下跌了七点三个百分点；这些成果系受战时生产扩张之赐，不管是出口还是国内市场的均不例外。（各位都了解，当时我们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尚无任何概念；这些数据资料是后来推估的数字。但是如果按照当时所做的工业生产统计，1940年与1941年分别成长了百分之十五及十八。）那时我们使用的教科书及课堂上的讲解，都无法对当时在周围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有系统的说明，让我们有全盘性的了解。由当时若干政治人物的回忆录也可看出，他们对当年的经济情势也一样理不出个头绪。
当然，并不是全部都一无是处。我上了史立特与邓洛普（JohnDunlop）有关劳动经济学的课程，还有史威济（PaulSweezy）的马克思经济学，我从他们那边学到的知识，至今依然记忆深刻。
对我们这一代战后经济学者而言，有三本经济学巨著建构了我们的理论架构，而其中两本此时已出版：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以及希克斯在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ValueandCapital）。（第三本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在1947年问世）。在当时，一些明星级研究生如萨缪尔森、梅兹勒（Metzler）、马斯葛雷夫（Musgrave）、托宾、亚历山大等，毫无疑问地都从这两本著作的观念获得一些启示，而这些观念后来也在经济学界引领过一阵风骚。但这两位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并没有很快地进入大学的课程。对当年僵化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而言，这些都是太新的观念。重点是，我并不觉得经济分析可以深入到当前世事的核心。因此，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专攻经济学或成为经济学者，反而自愿入伍，因为我认为这是更有建设性的事。
三年后，我从军队退伍，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到校园，去修完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从容地选择。虽然那时我表现出来的模样，好像是要把无限个单一期间效用的折现值发挥到极大化，不过你无法在我身上获得证实。对我来说，那种感觉好像是对自己说：“究竟在搞什么鬼。”
〉〉〉里昂惕夫的教诲
1945年9月，哈佛仍然力行其“导师制”。每一位大三与大四的学生——当时我大三——都被分配到一位导师，每周会面一个小时。导师会指定一些阅读的文献，偶尔也会要求学生撰写短篇报告，两人再针对一周的功课进行讨论。我的导师是里昂惕夫。也许，那纯粹是一种运气。也许是因为我过去的成绩良好，总是拿A。也许正好相反；导师是外国人，又是一位理论家，也许感觉就像是身陷于外国人聚居之区。但不管如何，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里昂惕夫身上，我了解到经济学不是一门大杂烩，而是一套建立在极严谨的理论与实证架构上的科学。在接下来的好几年间，他教给我部分架构的细节。我必须承认，是里昂惕夫引导我走向了经济学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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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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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为我做了一件现在来看似乎可笑的事，但却颇值得一提。当年在哈佛大学，甚至可能修完博士班的课程，都可以根本不懂或是不用微积分。（每个人都必须念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或至少该书的第一部分，但其中的数学附录则可省略；其实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学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了。）我在高中时，数学成绩相当不错，可能算是最拿手的学科。但到了大学阶段，却从没有想过再修习这方面的课程，当然对于数学和经济学的关联，则更是一无所悉。当时哈佛似乎并不允许里昂惕夫教授教数学以及数理经济理论，而他也真的遵照规定。不过在我们每周的讨论上，他常常用这样的话当做开场白；“你应该读读这篇或那篇……可是不对，你没办法。你不懂数学。这样吧，换这一篇看看。”我也许反应迟钝，但绝不是笨蛋。我当然想要阅读第一流的素材。我马上去选修了一系列的微积分，并持续了研读数学的课程，直到足以应付每天的功课而有余。但当年我的数学知识，恐怕还不及今天任何一位对理论有点兴趣、程度还不错的研究生。把学数学看成这么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想起来也很令人惊讶。
从里昂惕夫身上，我未曾学到宏观经济学——事实上，从1945到1949年间，从完成大学课程到参加博士班考试这段过程中，我也未曾学过宏观经济学。不管如何，当时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学校的课表上并无宏观经济学这个科目，倒是有“景气循环”的课程；我修的是哈勃的课，教得非常好。他所写的《繁荣与衰退》（ProsperityandDepression）一书更是个中翘楚，我乐于向大家推介这本书。1950年，当我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时，最先教的经济学课程中，有一门就是“景气循环”。我猜想，我第一次看到“宏观经济学”样的名称，恐怕又是十年后的事了。
〉〉〉师友切磋
我所谓的宏观经济学，系指研究整个经济完整的加总模型。当时，宏观经济学几乎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代名词，也就是凯恩斯所说：“将产出视为一个整体的理论”。历史上的细微改变，深刻地影响了我所受的经济学教育。一些和我同时代的学生，是从汉森那里学习宏观经济学，地点是在研究所的货币银行学课堂，由他和威廉士（JohnH。Williams）共同授课。大概也是幸运吧，我修习货币银行学是在战后，可能是1945年或1946年。当时汉森正好休假一年，因此整个两学期的课都由威廉士来讲授。而且，由于战后大批退伍回来的学生涌入校园，货币银行学的课由研究所和大学部的学生合班上课。（我们那时都说，惟一的差别是大学部学生的成绩是依更高的标准来评分。）所以我后来毋需再修真正研究所的课程。
威廉士素以怀疑凯恩斯理论、怀疑宏观经济学著称，事实他几乎无所不怀疑。对事情抱持怀疑的态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或许他的教导一直影响着我。然而，在宏观经济理论这方面，我对于自己该怀疑些什么都未曾学到。由于依循里昂惕夫的方式学习经济理论，我未和汉森有过深入的接触。我一直没有正式选修他著名的财政政策专题研究的课程，只偶尔出席几次，而内人则是固定的成员。
以下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我从一些年纪稍长而学识养先的同事，像杜森贝利及谢霖（ThomasSchelling）等人，学习了一些宏观经济学。至于由当时还是助理教授的古德温那里，我不只学到建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把握到处理这些模型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我至今仍然觉得很正确。它所强调的是单纯化、集中问题焦点，用扎实的模型来解答单纯的问题。要诀是要将精妙之处专注于正确的所在。
〉〉〉寻找完整的体系
当然，我能够阅读。但是，当时的研究生只有时间阅读老师指定阅读的部分，不知道现在的情形是否也一样？其实，尽管我在1949年结束了哈佛相关的课程，也通过了考试，但是我认为自己还是没有掌握到经济学应该能提供的一套行得通的理论，范围不只涵盖景气循环，还有经济活动的水准及变动，它的均衡或不断自我调整的特性，甚至它失衡的特性。这样的描述很困难，因为稍后出现看来很适合的名词——凯恩斯学派经济学，而不必然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现在也不再通行，而目前通行的名词，似乎是专门设计来压抑我试图描述的好奇心。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其实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态度之所以不同于今天的“均衡景气循环”（EquilibriumBusinessCycleTheory），与两者对宏观经济变异性的感受有关。也许30年代的经验以及30年代的问题在第二次大战获得解决这两项因素，造成了两者在方法取向上的基本差异。但是，这样的差异并不能解读为只是对1932年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