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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司机隔着车厢里的横玻璃向我说了句什么，叫我不要着急。我们的汽车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缓缓驶上山坡，在每一个矮树丛后面寻找那辆失踪的卡车。两个街区以后，布利塔尼广场路向东弯过去，在一块空地上同兰达尔广场路汇合起来。就在这块空地上伫立着一幢白色公寓楼，前门开在兰达尔广场路上，地窖汽车库对着布利塔尼广场路。在我们的汽车驶过这幢建筑物时，我的愣头愣脑的小司机宽慰我说，卡车不会开得太远。就在这个时候，我向楼房下面车库的拱门里看了一眼，正好看到我们追踪的汽车倒进去，后门已经打开了。
我们把车开到公寓楼的正门，我下了汽车。门厅里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电话台。一张木头书桌靠墙放着，桌子旁边是一个镀金的分格信插。我看了看信插上的姓名。
一个名叫约塞夫·布罗迪的人住在405号房间。斯特恩乌德将军曾经给了一个叫乔·布罗迪的人五千美元，为了叫他不再同卡门鬼混，叫他另外找个女孩子去开心。可能这里住着的就是这位乔·布罗迪。我敢打赌准是这么回事。
我绕过一段短墙，走到铺着花砖的楼梯口和自动电梯的入口处。电梯的顶盖同地板在一个水平面上。电梯升降通道旁边也有一扇门，写着“车房”字样。我打开这扇门，沿着一道狭窄的楼梯走到了地下室。电梯的门开着，那个穿着新工作服的人正气喘吁吁地往里面揉箱子。我在他旁边站定，点了一根纸烟，看着他。他不喜欢我这么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我说：“别超重啊，伙计。这架电梯只能载半吨重的东西。这些箱子运到哪儿去？”
“布罗迪，405号。”他嘟哝了一句，“你是管理人吗？”
“嗯。看起来可真是捞了一大笔。”
他用白眼珠翻了我一眼：“装的都是书，”他没有好气地说，“每箱一百磅重，真不轻。七十五磅就够我背的了。”
“留点神，别超重。”我说。
他往电梯里装了六只箱子，走进去，关上电梯门。
我顺着楼梯走回门厅，走到大街上。那辆出租汽车又把我载回市区我的办事处所在的大楼。我多给了那个小伙子不少钱，他给了我一张折了角的业务名片。这次我把名片带回屋里，没有顺手扔在电梯入口处盛着沙子的陶瓷桶里。
我在七层楼靠后街的一面有一间半房子。前半间一分为二，是我的办事处和接待室。我只在门口写上自己的名字，此外没有写什么，而且只是写在接待室的门上。这一小间屋子的门我总是不上锁，为了万一在我出去的时候有主顾上门，而他又愿意坐下来等着我的话。
真有一个主顾在等着我。
第十一章
她穿着浅棕色带花点的呢子衣服，男式的衬衫，系着领结，脚上穿着手工做的便于走路的皮鞋。她的袜子同那天一样薄得像纸，但是今天却没有把两条腿露给我看。她的头发油光漆黑，罩在一顶罗宾汉式的女帽下面。这顶帽子至少要五十美元才买得下来，但看上去无论是谁，只要有一张吸墨纸就可以做一顶。
“啊，你到底起床了。”她说，对着我屋子里的摆设皱了皱鼻子。我这间屋子里摆的是：一张褪了色的红沙发、两把不配对的安乐椅、早需要送到洗衣店去的网格窗帘和一张儿童用的书桌。为了使人感到这间屋子有点儿办公的气氛，桌子上还放着几本很能唬人的杂志。
“我还以为你或许是在床上工作，像马塞尔·普鲁斯特【注】似的。”
【注】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一1922），法国著名小说家。
“谁是普鲁斯特？”我把一根纸烟衔在嘴里，盯着她，问。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有些紧张。但是看上去她像个在紧张的气氛下仍然能从容运用智力的人。
“一个法国作家，一个颓废派艺术家。你不会知道的。”
“算了，别提这个人了。”我说，“到我的‘寝宫’里去吧。”
她站起来说：“咱们两个人昨天谈得不太投机。也许我太没有礼貌了。”
“我们两个人都没讲礼貌。”我说。我用钥匙把通往隔壁的门打开，开着门让她走进去。我们走进我这套房子的另外一部分。这里有一张已经有了年头的红棕色地毯，五个绿色文件箱，一份某家公司赠送的月历，上面印着在湛蓝的地板上翻滚着的加拿大一胞五个小女孩。
五个女孩都穿着粉红的衣服，生着褐黄色的头发，闪闪发亮的黑色眼睛大得像特号的干梅子。此外屋子里还有三把仿胡桃木的椅子，任何一间办公室都一定会有的一张办公桌、吸墨纸、笔插、烟灰缸和一架电话机。办公桌后面自然也免不了摆着一张吱吱嘎嘎的转椅。
“你不太注意门面。”她在办公桌的另一面坐下说。
我走到门边塞信孔前边取出六封信、两张明信片和四件商业宣传品。我把帽子扣在电话机上，坐在椅子上。
“平克尔顿【注】也不讲究门面。”我说，“干我们这一行赚不了多少钱，如果办事诚实的话。如果装点起门面来，那就是说，你在赚钱——或者希望赚钱。”
【注】美国一家历史悠久的私人侦探事务所——
“啊——你诚实吗？”她一边问一边打开自己的提包。她从一个法国制的珐琅烟盒里取出一根纸烟，用一只小打火机点着。把烟盒同打火机放回提包里。她没有把提包关上。
“我费尽心机想要诚实。”
“那你是怎么干起这个不很干净的行当来的？”
“你是怎么同一个私酒贩子结婚的？”
“天哪，咱们别再吵嘴了，好不好？我今天一早上都给你挂电话。往这里打，往你住处打。”
“关于欧文的事？”
她脸上的肌肉绷紧了。她的声音变得很温柔。
“可怜的欧文。”她说，“这么说来，你知道这件事了。”
“一个在地方检察官手下干事的人带我到里多去了一次。他以为我可能知道点儿什么内情。实际上他知道的比我还多。他知道欧文想同你妹妹结婚——曾经想过。”
她一言不发地喷着烟，用她那双黑眼睛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
“或许那倒是个好主意。”她语气平静地说，“他爱上了她。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这种事还是很少见的。”
“他在警察局里备过案。”
她耸了耸肩膀，不在意地说：“他过去没结交好人。在这个犯罪案层出不穷的混蛋国家里，警察局的档案就意味着这么一回事。”
“我不想往深里追究这件事。”
她把右手上的手套剥下来，咬着食指的第一个关节，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欧文的事。你还不想告诉我，我父亲找你去究竟是为了什么吗？”
“不得到他的允许，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是关于卡门的事吗？”
“这我也不能说。”我把烟斗装上烟丝，用火柴点着。她看了一会儿我喷出的烟圈。这以后她的一只手伸到打开的提包里，取出一个厚纸糊的白信封。她把信封从桌子上扔过来。
“你还是看看这个吧。”她说。
我拿起信封来。收信人姓名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
西好莱坞阿尔塔·布利亚·克瑞森特3765号，薇维安·雷甘夫人 收
信是由一个专门递送函件的服务所派人送去的。从邮戳上看，发信时间是上午八时三十五分。我把信封打开，取出一张4×3英寸大小的有光纸照片，信封里只装着这张照片。这是卡门坐在盖格的摆在矮台子上的那把高背柏木椅上拍的照片。卡门戴着耳坠，像她刚来到这世界那样一丝不挂。她的眼睛比我印象中的还要疯狂。照片背面什么也没写。我把照片放回信封里。
“他们要多少钱？”我问。
“五千块——拿回底版和另外已经冲洗出来的照片。今天晚上这笔买卖就得成交，不然他们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一份专门揭人隐私的小报去。”
“这个要求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提出来的？”
“一个女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大约在我接到这个东西半小时之后。”
“揭人隐私的小报纯粹是唬人。遇到这种案子，陪审团用不着退席商讨，当场就会判决。还有别的什么？”
“还得有点儿别的吗？”
“是的。”
她有些困惑不解地看了我一会儿：“是有。那个女人说这张照片还同一件刑事案有关，叫我赶快照他们提出的要求做。不然的话，再同我的小妹妹谈话，中间就得隔着一层铁栏杆了。”
“最好答应他们。”我说，“什么刑事案件？”
“我不知道。”
“卡门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家里。她昨天夜里病了。现在还没起床呢，我想。”
“昨天夜里她出去了吗？”
“没有。我不在家，可是家里的佣人说她没出去。我到拉斯·奥林达斯去了，在艾迪·马尔斯办的柏树俱乐部玩轮盘赌来着，把衬衫都赌出去了。”
“这么说你挺喜欢轮盘赌了。那是得把衬衫输光。”
她把腿架起来，又点上一根纸烟：“不错，我喜欢玩轮盘赌。斯特恩乌德一家子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赌博，而且总喜欢赌输。譬如说，玩轮盘赌呀，嫁一个不辞而别的丈夫呀，五十八岁的年纪还参加障碍赛马，结果叫马压在身上，落个终身残废呀，等等。斯特恩乌德一家人有的是钱。用钱买来的都是不兑现的玩意儿。”
“昨天晚上欧文开你的汽车做什么去了？”
“谁也不知道。他没有得到允许就把车开出去了。每逢他休息的日子，我们总让他开一辆车出去。但是昨天晚上并不是他休息的日子。”她撇了一下嘴，“你想——”
“他知道不知道这张裸体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