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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妥协的折中理论，而惟对于民间道教，则三教一致，皆认为迷执不道；对
于范缜的神灭论“异端”，更相互援引经义佛典，皆证其背经乖理，摈之不
与通“文学”。（所谓文学，在当时人视之，略当学术的名称，世说新语撰
者为宋人刘义庆，注者为梁人刘孝标。书首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篇，
仿孔门四科之古代形式，而附以中世纪的内容，其文学一篇代表当时思潮。）
佛经与三玄融合以后，稍变“正始之音”的形式，除了对谈赌理以外，
更设座唱导，“唱导”是什么呢？高僧传卷一五唱导论说：
“唱导者，盖所从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
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
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
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唱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齐大意。
后代传受，遂成永则。。。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
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
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警心，‘声’之为用也；
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
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
适以人时，。。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
由此可知，自“唱导”永则成立以来，对辩、言才渐为四事之二，而说
法就将形成主体了，演化至于有唐，复转为师法传授，魏晋“正始之音”才
告结局。“正始之音”是名门清流之间会友的依方辩对，而“唱导”为师徒
授法的宣理，惟犹与辩给相为混合，到了唐代，传道、授业、解惑（韩愈语），
便把取辩的形式否定了。
第二节
清谈资格与品题思想
汉人在数字上颇重“三”字，法律言约法“三章”，官制言“三公”，
乡亭长制言“三老”，京师强本之地言“三辅”，统治阶级的意识言“一贯
三谓之王”，春秋的复古言“三世”、“三统”。到了汉魏之际，“三”字
落伍，多重七八九之数了。伪袭禹贡分中国为“九州”，符引纬书锡权臣以
“九锡”，权拔人才题为“九品”，党锢名士有“八俊”、“八顾”、“八
及”、“八厨”，建安文才有“七子”，竹林谈士有“七贤”。
不要以为上面的一段数字的比较是编排古人，这里面正有一番消息，隐
约潜伏于抽象数字的背后。一句话讲来，盛汉人士引经据典，言之有本，而
汉魏之际，离经叛道，权变其法。又重说一句，三字意识在于安固（如贾谊
治安策列三义），而七八九字意识则偏于“非常”（如三国人讲的非常之世
和非常之才）。再简略说一句，前者守经，而后者执权。
时代既然不能再以春秋之义整而齐之，三而一之，那么贯其道者，便不
得不变从“取给多方”，荀彧所谓“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
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魏志卷十本传）。因而，
年少幸进，思想巧儁。若追寻其权变的根源，有历史社会的背景来证实，前
章已详说明，这里且引曹丕典论自序一段，看“富室强族”如何在“禅”代
的历史中纷纷起家：
“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董）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
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
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而山
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会黄巾盛于海
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
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上面的话有两点可注意的，一是汉以来的强宗豪族内讧（这应从党锢说
起，已见第二卷）的发展，一是农民暴动的高潮。在所谓“家家思乱，人人
自危”的时代，虽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立志的当代智谋
少年诸葛亮，也不能“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迫出茅庐，问鼎三国了。
我们从人物出身的关系来讲，当时才子名士之所以飘扬云会，确有着在世族
名门限界之内的中世纪舆论，为之标榜，以至形成了所谓朋党。这在党锢时
代，就相对地从汉法度的严密局限之中，网开一面，发生清议。惟中世纪形
式的舆论，例如清议，却不是公意的制度，而仅是专制制度之漏洞，在最高
统治权比较薄弱的时候，才能有不合法的“鄙生之议”；这就党锢之“锢”
而言，便可以顾名思义。顾亭林过进东京，而他的话还可以参考：“汉自孝
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
下。。。（下言东汉）。。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
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日知录卷
一三）曹魏秉政，定九品中正之制，可以说是在广泛的形式上使清议相对地
合法化了，这宁是发展了顾亭林所谓东京风俗，而不能就斥为权诈奸逆。如
果说魏法是有限度的极其形式的高门大族的中世纪舆论，并不溢美，而要说
它比东汉风俗为“坏方败常”，那便有偏见或主观的爱憎心了。顾亭林就有
这样的偏见：
“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
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
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
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
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
（日知录卷一三）
由汉人的角度来看魏曹氏父子，可以说其叛逆，如从魏家的角度来夸魏
制，则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
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
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
之，今悉集兹国矣！”
打个八折来讲，曹操父子以诗文知名，懂得统治者怎样延才的手段，故
人才群集洛下，与荆州比美。自然这并不是曹氏一家如此，在当时如刘表刘
备孙权都有这样的倾向，不过曹氏父子专擅了刘汉政权，有统一中国的野心，
因此，拉拢治国之术的偏行才士而外，复招集了一般新进的少年人物，历史
既允许汉代三而一之地规规矩矩复春秋之古仪古式，能不让魏代乱七八糟地
或玄妙多方地复战国之古道古辩么？退一步言，当时富室强族，八方纷争，
曹魏顿设所谓“天网”“八纮”，招待名门珠玉与世族奇伟，这政策是容易
理解的。到了司马晋禅代，颁布了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的占田制度与
防止“藏匿”劳动力的户调制度，对于豪门大族更加妥协起来，这才更暴露
了如葛洪所讲的“交游”“品藻”的歪风。
从人物方面着眼，汉末从来的浮华交游，正是为品题身分性所不可缺乏
的条件，所谓品题，在身分性地主阶级看来，是“公论”，实质上却是中世
纪名族范围内之斗争手段。因为形式主义争辩的发展，清议的政争，又逐渐
变成了清谈的思辩。加以社会历史的矛盾，来自外部的民族关系也好，或来
自农民战争也好，都迫使着统治阶级的思想修正汉代的神道，而代之以概念
化的神道，故建安七子（孔融、陈琳、徐干、王粲、阮瑀、应瑒、刘桢）的
幻觉，竹林七贤（嵇康、山涛、刘伶、阮籍、向秀、阮咸、王戎）的错觉，
食散饮酒，都是历史的，而不是天才的。到了晋室南渡以后，超感觉的形式
玄谈也变质了，剩下来的只是王谢袁萧（侨姓）与朱张陆顾（吴姓）的门第
品价了。
由“一贯三之谓王”的汉代统一帝国，到了七嘴八舌的三国多门割据，
思想上人物的脚色出场者，好像古代晋之“一国三公，无所适从”，楚之“尾
大不掉”，在名族内部也就各自为了“兴宗”“立家”而和命运苦斗了。这
个形势，经过曹氏父子尚刑名崇放达的权变，更由九品中正制度的法度，使
名族年少的舆论，从汉末不合法的清议，变成魏晋合法的清谈。人物的出演
者，在名族的宇宙中（“国士门风”），也就把握住一种社会风习，叫做“品
题”——中世纪的特种形式的舆论或公论。“公论”二字见于史者，例如：
“王大将军（敦）下，庾公问：‘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
家中郎（庾顗），我家太尉（王衍），阿平（王澄），胡母彦国。阿平
故当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
‘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世
说新语品藻）
此所谓“公论”，限于名族之间的形式的争辩，换言之，这是贵族争取
身分的舆论。其源应溯于汉末党锢时代，范晔论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
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
直之风于斯行矣。。。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
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太学。。
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
疑乱风俗。”（后汉书卷九七）
关于党锢思想，在第二卷已有专章研究，这里要指明的是，中世纪品题
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