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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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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详见晋书卷四三) 
而他在世间却被品题为“处众如珠玉在瓦石间”(王敦语)或“岩岩清峙, 
壁立千仞”(顾恺之语)的名流,实际不过是善谈老庄,每捉玉柄麈尾,雅
崇拱默,以遗事为高。这正可证明范书所赞的“晋家求士,乃构仙台”了。
对于晋代“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王坦之语)的玄谈,北齐颜之
推也斥之为“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对这些人物则斥之为
“厚貌深奸”,“浮华虚称”,是窃名的下士。他说: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老庄),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
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纲也; 
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
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戳,无支离臃肿之鉴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 
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
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
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贼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
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余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 
岂可备言乎?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
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颜氏家训勉学) 
“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多迂诞浮华,不涉世
务,。。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 
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
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同上涉务)

颜氏多根据实务济世,以成上说,故一再说“江南闲士大夫,或不学问, 
羞为鄙朴,道听涂说,强事饰辞”,这种批评,有其一面的道理,不能以他
是儒者而以人废言。他更对南北朝的学风批评说: 
“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
讲论,周宏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 
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同上勉学) 
“今世(齐)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 
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
如此,安能独违?”(同上文章)史家评论,首有干宝晋纪,总论说: 
“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绌六经;谈者以虚薄
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斥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 
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唐太宗御撰晋书儒林传说: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
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
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 
唐刘知几深慕中国古代氏族制度,以为晋代士族,替乱地望,而不知名
门豪族的过江子弟,正以浮飘的门阀为背景,才发出浮华玄虚之音。然他在
客观上揭废了魏晋清谈名士的阶级性质,颇值得注意。他说: 
“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阳荡复,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 
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系虚
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
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史通邑里) 
“。。始以夸尚为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按或当作梅陶)、
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何则?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 
一二必载,岂所谓宪章前圣,谦以自牧者欤?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 
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追述本系,妄承
先哲。”(同上序传) 
宋程明道说: 
“东汉之士知名节,并不知节之以礼,遂至苦节。苦节已极,故魏
晋之士变而为旷达。” 
宋吕东莱晋论说: 
“晋室南迁,士大夫袭中朝之旧,贤者以游谈自逸,愚者以放诞为
娱,庶政陵迟,风俗大坏。” 
宋叶适水心文集说: 
“世之悦而好之(庄子)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 
泊俗者遣其虑,奸邪者济其欲。” 
叶适此说,多指魏晋六朝。明人杨慎则一反过去评价,为魏晋六朝学风
辩护,其说颇颠倒辞理,但可备参考: 
“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检,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
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一曰尊严家讳也,二曰矜尚门第也,三曰慎
重婚姻也,四曰区别流品也,五曰主持清议也。盖当时士大夫,虽祖尚
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径行其志。至于冗
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陶猗之资,不敢妄参乎时彦,虽有董邓之宠,

不敢肆志于清流,而朝议之所不及,乡评巷议犹足倚以为轻重,故虽居
偏安之区,当陆沉之后,而人心国势犹有与立,未必非此数者补救之功、
维持之效也。” 
明末顾炎武对杨氏之说不以为然,在日知录正始条,详斥魏晋清谈足以
亡天下,举山涛荐嵇绍仕晋的例子,指为无父无君的诡言伤行。亭林立论, 
颇欲明末士大夫有所借鉴,故主观上的好恶倾向,溢于言表。他说: 
“孟德。。崇奖跅弛之士,。。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
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
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
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
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西汉风俗) 
“(正始)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
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
祖述。。。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
贤之咎而谁咎哉?”(正始) 
按清以前各家对清谈的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多不究其学术内容, 
而将之与所谓内乱外患相系在一起,以明因果。这个弱点,到了清代汉学家, 
便起了反动,多为魏晋学者辩诬。朱彝尊王弼论说: 
“孔颖达有言:‘传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 
汉儒言易,或流入阴阳灾异之说,弼始畅其义理。惟因范宁一言,诋其
‘罪深桀纣’,学者过信之,读其书者,先横高谈理教、祖尚清虚八字
于胸中,谓其从老庄解易。” 
钱大昕何晏论说: 
“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竞事虚浮,不
修边幅,在家则纲纪废,在朝则公务废。。。然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
王何不可。。。(按下引何晏奏言)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于儒林,若
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 
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范)宁既志崇儒雅,固宜尸而祝之, 
顾诬以‘罪深桀纣’,吾见其蔑儒,未见其祟儒也。论者又以王何好老
庄,非儒者之学,然二家之书具在,初未尝援儒以入庄老,于儒乎何损?” 
朱钱以为王弼的易注和何晏的论语集解在宋以前说经家中地位颇高,实
为的论,但其他辩护之文皆不能成立。清末章炳麟以钱氏为何晏辩诬,堪称
千载难遇之知己,他在五朝学一文中,比较汉魏晋唐之得失,极贬前人数责
魏晋学风之过当,因而他不顾及学术之支配性质,以清谈玄学不但非六朝所
专有,而且值得重视。他说: 
“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 
知风之自,玄学者固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夫经莫穹乎礼乐, 
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
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
理出其性(按此二句引庄子语),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世
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 
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 
他复在菿汉微言中,称道魏王弼、梁皇侃(论语皇侃义疏,即根据何晏
集解),说:

“周易、论语,辅嗣之注、皇生之义,近古莫能尚也。余说胜义, 
复更玄远,。。若夫专家说经者,自有仪法,当如王皇而止。” 
刘师培更说: 
“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祟尚自然,独标远致, 
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
浮荣所束,不为尘纲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虽
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何则?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
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
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
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左
盒外集卷九) 
刘氏此论近于独断,比章氏称引史实以佐其强辩者,相差更远了。近人
因了清代学者对于玄学的辩护,颇有为玄学说教者,有的说它是“几百年间
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比美于西洋忠的文艺复兴思想; 
有的说晋人人格之美,使他“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有的说魏晋思想
代表精神自由的自然主义;有的说魏晋玄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尤精微者;有的
说它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本体之学。这些论断都是偏见。
历史的兼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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