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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马歇尔虽然坚信关键问题——国共部队整合I已经“解决八、九分”，心情仍然“日益消沉”①。7月初，他决定向白宫建议，撤销他原本支持提名魏德迈将军为新任驻华大使的人事案，改提在中国传教多年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任斯职。马歇尔觉得中共会强烈反对魏德迈，美国联邦参议院也立刻通过这位71岁的新约圣经学者、前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为大使。这个决定搞得比司徒年轻的魏德迈大为不痛快，因为他已经为新职添置文官衣服了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5；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22…123。
② Albert 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olt； 1958）； pp。366…370；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27。
司徒雷登看中国人的眼光是“混合着心急、慈爱和热切的乐观”。他知道委员长不能或无能力减少贪污，是中国问题多端的主要原因，但是同为基督徒，他有信心蒋了解中国及其政府的弱点，也希望拨乱反正，而且大部分能成功。他也认为中共是个合法的政党，它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关系“薄弱、不重要”。他几乎都独自在南京寓邸里工作，偶尔才到大使馆上班（因为他并不信任大使馆）。他非常倚重他的华人秘书（傅涇波）——他从燕大带他一起上任，而大使馆官员猜测此人是戴笠手下，或周恩来的特务。
7月18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前往牯岭，新大使向委员长呈递到任国书。马歇尔藉这个机会“十分坦诚”向蒋谈到“无可控制的内战”已一触即发，国际舆论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颇有批评。几天之后，政府宣布两名凶手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秘密警察的低层官员。两人均遭枪决。他们究竟是出于己意犯案、还是奉命行凶（马歇尔是这么猜想），或者是代罪羔羊，也就不清楚了。不论事件真相如何，由于国内外舆论哗然，中共大为受益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4。
蒋在这些行为，连同当时警方严重违反人权上的责任，大部分都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扩张了各式各样的秘密勤务。这些有权势、复杂、某种程度上不受控制的团体专门在搞阴谋、对立以及暗地打压、报复的恶毒行动。但到了战后，对这些或真或假的事件，新闻媒体已经能自由报导并加以谴责。就像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当时就提到：
每天都有几百万的文字被生产：报导、谣言……纯粹想像的内幕……指控与抨击，声明与回应，洒狗血的诉求……压榨与贪污，读者渴望知道越多越好，左派媒体满足了这种普遍的需求……暗杀与绑架经常在发生，使报导材料永远不缺……这也让自由与左派媒体的销量明显成长①。
① FEER 1； no。4 （November 6； 1946）。
二
眼见东北外的战事节节升高，杜鲁门请马歇尔代拟信函向蒋警告：除非和平解决很快有真正进展，否则“必须谨记美国舆论不会继续对贵国宽宏大量”①。在蒋看来，马歇尔对国民政府还有手段可用，对共产党就完全没輒，而他能用的手段就是——掌控美军及美国对南京的军售。美国国务院事先未宣布，就开始拒绝批准军事设施运交中国，即使中国政府已经付款的军售也不放行②。马歇尔告诉周恩来，他“几乎已经停止（美国政府对国军的）一切直接援助”。周对此一定颇感欣喜：他实质上已达成让美国在国共内战居于中立的目标。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52。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6年8月16日，p。2996。
根据中国大陆某学者1996年撰文所说，“中共领导人（在1946年秋天）清楚看到，美国基本上无力以军事手段介入中国。”①因此，“跟美维持名义上的（良好）关系不再有意义，只是弊大于利。”②马歇尔根本不察中共态度已变，他还是认为中共路线转为强硬，乃是“共党自由派分子失去控制力量，激进派成为领导人的迹象”。不过他依然相信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有诚意③。蒋则认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相信共产党会真正捨弃其革命目标，不啻“缘木求鱼”④。
① Bland； Marshall Mission； p。229。
② 同上注。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64。
④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p。162…163。
到了9月，政府军已收复东北以外大多数县城和铁路线，而这正是委员长在停火后要求共产党放弃的。政府军自7月以来的攻势，远比马歇尔预料来得成功，但这些胜果代价极高。据国军一位将领的说法，政府不仅损失“五分之一的部队，美国供应的弹药器械用掉的，更足以装备18个新师”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87。
当东北的秋凉日深，马歇尔和蒋委员长的关系也日益恶化。马歇尔对这位中国领导人讲话越来越重。他正色告诉蒋，目前唯一维系住中国不崩溃的，乃是蒋的声望，可是它已在快速消失中。当蒋质疑抗议昆明暗杀事件的一群哈佛大学教授哪里懂得中国的情势，马歇尔明显暗讽蒋受的正式教育有限，答说他们懂的“要比一群军校高中毕业生来得多”①。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76…177。
同一时期，马歇尔和周恩来的关系则依然友好，甚至亲密。有一天，向周恩来抱怨共产党的反美宣传时，他又再次令人难以理解地泄漏了一个情报来源，声称美国每周定期截听“莫斯科发给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宣传命令，以及上海方面的答复”。马歇尔向贝尔解释，他晓得跟周恩来这么一说的结果是’美国会“失去这个（情报）来源”，但是“我们反正已经知道（这个讯息）了”①。不过它终究是一次严重的失言，但也反映周、马之间已经不脱形跡、一派轻松。
① 同上注。
9月中旬，蒋决定在预期攻克张家口（位于北平西北的察哈尔省）之后，向马歇尔提议停火，条件是中共同意如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及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他认为他的军队现已部署到易守的防线上，所以他可以做出此一最后表态。中共若如他所料地拒绝停火，他希望马歇尔届时终能对他们失去信心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8； 1946； box 45； folder 10。
周恩来的反应是，必须立刻停火，如果张家口遭国军攻陷“全国势必全面分裂”。马歇尔假定若国军不打张家口，毛泽东就会愿意接受停火；他告诉蒋，除非政府军停止进攻，否则中共不会参加国民大会或联合政府①。蒋则辩称，距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张家口是国共部队进出东北的门户，必须占有它才能确保长城以南的安全②。马歇尔盛怒，致函蒋委员长，表示他预备要求杜鲁门总统下令召他回国。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01。
② 同上注，p。701。
马、蒋10月4日碰面，蒋试图劝马打消放弃调停的念头，声称“若美国仍注意远东之局势，则必须贵特使留华完成其任务”①。他强调自己“待人接物之态度，即以不虚伪，不利用别人，不作损人利己之事为基本信念”，对待马歇尔也是如此②。根据蒋的回忆，马歇尔回答说：“对主席之推崇及诚恳之表示，极为感动。”但是马又说因为内战未能终止，他仍然计划回美国去。当天夜里，蒋获悉马歇尔果真拍发电报给白宫，请求传召回国。蒋立刻召见司徒雷登，表示他预备下令停火10天，附有若干条件；马歇尔很快就撤回他的电报。
① 同上注， p。703。
②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165。
蒋提议停火10天，利用这段期间由司徒雷登为首的5人小组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国民政府委员席次如何分配，以及公布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同时，马歇尔主持的三人小组要决定如何立刻执行原已协议的国共部队整编步骤，包括确认共军究竟是编入新的中央军或复员。蒋要求要有执行这些动作的时间表。
这次蒋学乖了，私底下先向这两位美国代表提起这个构想，他们非常高兴。然后他又很聪明地建议这两位美国将军和大使，把方案当做他们的主张提出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同意①。私底下，蒋全然预期中共不会接受这套停战方案；果然周恩来立刻峻拒，表示这等于是叫中共投降②。周又送一份备忘录给马歇尔，表示攻打张家口之举若能永远取消，就可以讨论停止敌对行为及其他议题。“永远”又是一个新条件，马歇尔从来没有对周恩来这么不耐烦。10月8日，他和司徒雷登发表共同声明，详述最新发展，包括中共拒绝最新的提议。马歇尔也告诉周，他看不到有任何务实的基础来继续和谈③。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6； 1946； box 45； folder 11；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25…226；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0。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4。
10月10日国庆日，蒋发表安抚人心的告全国同胞书。他说，固然共产党拒绝了和谈方案，他将继续寻求透过调停、协商取得和解①。或许一向最知书达礼的中国人认为，让美国大使主持的小组来决定如何终止作战、促成真正和平，是相当公正的好主意。但是，妥协、求和的谈话并非蒋唯一的策略。同样在10月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