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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打回〃老家〃后不久，便申请担任新成立的信用衍生产品组的主管，承担一个前卫新潮、备受关注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工作方式同她以前所有的工作都不一样，她成为一个管理者，需要同很多机构人员应酬斡旋，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官僚扯皮上，而她则希望花更多时间在具体工作上。所以这个提拔到头来只是拔苗助长，给她造成很大精神压力。当时她三十出头，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似乎是她事业上越成功，越不能顾及家庭这一头。最后，不到一年光景，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她毅然从纽约联储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去了。心想事成，她后来生了金发碧眼的一对儿女，甚为欣慰。
Jennifer经常说，我们俩在一起工作的一年，是她在纽约联储几年最愉快的一年。我们对工作都勤于钻研，认真踏实，力求完美。尤其是我们俩的充分互补相得益彰，使得这个重要项目，仅靠我们俩就能顺利支撑，圆满完成。刚开始的时候，她会笑话我写的东西，学术界的八股文气特别严重，火药味特浓。她自己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策研究硕士毕业，对写政策性文章颇为在行。她唯一欠缺的是数理知识及相应的解读模型的能力，在我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夜以继日、冥思苦索地推导摩根模型的时候，她很失望她帮不上忙，但依然陪着我们加班加点。总而言之，对于这个具体的巴塞尔项目，我们俩互补搭配的工作模式是很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领导者的管理有方，把我们俩恰如其分地搭配在一块，而且整个项目从头至尾目标清晰、步骤明确。我们随后各自告别巴塞尔项目，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要知道，如果强迫我继续留在巴塞尔项目，我说不定早就从纽约联储挂牌辞职了。纽约联储的训条之一是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智的领导是不会勉为其难的。
尽管我正式离开了巴塞尔项目，但后来还是时不时被拽回去，做些擦边球工作。比如，巴塞尔II的操作风险模型；《市场风险补充案》内有关信用风险的计量，当时称之为特种风险（specific risk）。最大的一个政策项目要数在对衍生产品所包含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上，如何计算资本金需要量。
衍生产品的合同双方是零和关系（zero…sum game），一家赢则另一家必输，有时一家会亏欠另一家巨额资金，这种局面就类同于债权债务关系，债务方有义务将欠款归还给债权方，而债权方在合同到期收到欠款之前会有信用风险：万一债务方违约，这笔收入也便烟消云散了。这种信用风险通称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ounterparty credit risk）。这种信用风险同传统贷款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信用敞口（credit exposure）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市场的上下波动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今天还是债权方，明天就有可能变成债务方。所以，要衡量衍生产品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就必须既要考虑市场的波动，又要考虑对手的信用，是市场风险同信用风险的高度结合。这方面的模型，也必须集市场风险模型和信用风险模型为一体，难度最高，要求最多，是风险模型的又一高峰。
这种模型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模拟对手的风险敞口，这种模型类似于市场风险模型，但只是针对一家对手。第二步是将对手的风险敞口代入到信用风险模型，既可以算出单个对手的信用风险，更可以算出整个衍生产品组合的对手信用风险，并在风险计算的基础上，得出资本金需要量。
2000年年底，我被告知BIS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在考虑是否允许银行运用它们的内部模型来决定资本准备金。我这时单枪匹马做了6个大银行的调研，用Excel进行比较分析，把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参数变量写成报告上交。最后，BIS觉得这方面模型太复杂，参数变量太多。既然连信用风险模型都未被BIS采纳，更何况这更为复杂艰深的模型，于是便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1999年年初，我回到我的本家风险评估组后，所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评估花旗集团（Citigroup）合并后的内部经营管理状况。这是纽约联储极为重视的一个项目，这是它第一次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进入花旗集团属下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子公司进行审查评估，而不像以往主要局限于商业银行范畴。对我来说，这也是我憧憬向往的项目，可以去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不同的金融机构见识见识、开阔眼界，更何况去的是花旗集团旗下的生力军。
1998年4月，美国金融界发生了有史以来最震撼人心的兼并案例：花旗公司（Citicorp）和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宣布合并，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拥有近1万亿美元资产的金融服务公司 花旗集团。花旗集团集储蓄、信贷、证券、保险、信托、基金、财务咨询、资产管理等〃一条龙〃式的全功能金融服务为一身，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金融超级市场〃。花旗集团此项旷世杰作，不仅在于它的规模庞大，让美国银行业在世界上重振雄风、独占鳌头，还在于它对美国的银行法律、监管政策形成巨大挑战。花旗集团的合并当时并不完全合法，所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解散不合法部分，要么等待国会对法律进行变革、修正。最后导致的结果是美国经历了20世纪最重要的金融法制变革，美国国会摒弃了存在有半个多世纪的制约性的旧法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新法案，为诸如花旗之类的〃金融超级市场〃的建立和运行开放绿灯；同时，授权美联储领头羊地位，负责监管这类〃金融超级市场〃。
我们1999年年初对花旗所进行的评估，称之为基础评估（infrastructure review），是对银行控股公司合并后的例行审查。美联储尽管在1998年11月正式批准花旗集团的合并案，但这个批准带有附加条件，有两年预备期，花旗集团必须在它的内部经营管理符合监管法规的基础上，才可以转正。
我们这种基础评估不同于美联储一般对商业银行进行的检查（examination），是属于比较高层次、粗线条，主要目的是通过评估审查，了解合并后集团内部的经营产品项目是否彼此互补，风险管理是否到位，是否对花旗银行这个商业银行有促进作用。另外，这也是与这个新兴集团对话交流的过程。让花旗集团对美联储金融监管的政策、措施、方式、方法有所了解；若有不足之处，美联储可以提出要求，花旗可以有时间作些必要的修正。所以，这次基础评估更是对话性、引导性和指示性的；而非批评、指责、考核性质的。
1。 风险评估组
风险评估组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银行检查的大部队，专门做些资本市场交易产品中有关市场风险管理的检查工作。如果检查部队需要这方面人员，而本身资源不足的话，他们就找上门来，请我们去协助检查。所以，银行检查大部队算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经常用的口头禅（buzzword）是客户服务（client service）。
因为从事交易产品的风险管理检查，我们这个组聚集了银行检查队伍中对新型的交易产品（trading products）比较熟悉、数理统计知识比较扎实的检查员。因为交易产品，尤其是衍生证券，对数学能力的要求颇高，否则很难理解产品的真谛，产品的风险管理也便无从谈起；而风险本身就是一个统计学概率的概念，又对统计知识要求甚高，风险概率的精髓都概括在统计数字里面。
我们组加上主管，不超过五六个人，基本上都属于精兵强将，独当一面的主儿。刚开始的时候，除了我以外，其他几位都是从检查大队中抽调过来的。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银行检查的经验，都是在检查队伍中被公认为聪明能干、勤奋好学，才百里挑一地被选拔到我们组里的。全体组员都是二三十岁，连主管也不超过35岁。我们组后来也从商业界招收了几位从事过不同领域金融操作的人士。
这个组的流动性非常大，大部分人都最后跳槽去了商业界，几位留在纽约联储的，也高升去当主管了。我自始至终都从属于这个组。这个组是检查大队活力的象征，都是些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年青人，个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每每总有谈不尽的话题、道不完的新闻。大家都在那里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不断寻找机会。当时我才从大学出山，对流动性强这一点非常不习惯。学校的终生教授制度，使得学校的人事结构〃死水一潭〃，几年下来，进进出出都是老面孔，低头不见抬头见，渐渐地认为世界好像就是这么运转的。而这里却又是另一个极端，前几天还彼此说好要共同合作一个项目，过几天对方就因为有一个意外的机会，而挂牌辞职了。纽约联储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个旋转门，这儿进来，那儿出去，一会儿在门内，一会儿就在门外了。但是想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人如果能不断升迁，不断往高处走，这也是有能力的体现，是个人价值得到实现的标志，应该予以肯定和赞赏。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