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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Jennifer的任务自然要涉及了解巴塞尔I的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但更重要的是，银行界都在鼓吹用信用风险模型取代巴塞尔I的简单代数，来作为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法则和基石。我们的重要任务便是要调研这些信用风险模型的普遍性和可靠性能否作为政策制定可依赖的参数，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来证实其可信度，能否为大中小各类银行和不同国家共同接受，等等。也就是说，银行界在鼓动着〃破〃，而我们得要先考虑〃立〃的可行性，才能考虑〃破〃的可能性。
Jennifer在纽约联储已呆了三年有余，对美联储系统和银行界运作比较熟悉，她硕士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分析专业，能说会写，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踏实，事无巨细。她的数理统计知识欠缺些，分析模型的深度、广度有些力不从心。而我尽管有数理统计知识做后盾，但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具体操作一知半解，对纽约联储的运作方式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同Jennifer组成一个团队，互补互助，共商共议，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黄金搭档。一个小组的成员不在多，而在精。技术能力搭配齐全，再加上齐心协力，就可以势如破竹、高速有效地完成任务。
我和Jennifer两人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备受上级重视，光荣而又艰巨的先锋任务。
2．巴塞尔第一资本协议――国际结算银行
讲到巴塞尔协议，首先要谈谈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简称BIS）。
BIS是一所中央银行的银行，是中央银行用来讨论政策、协调步骤的主要场所。它建立于1930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战争赔款事项，诸如收集、管理和分发战争赔款，将钱款从一个国家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账户，顾名思义，国际结算银行。现在，战争赔款一事早已烟消云散，BIS除了仍为中央银行的清算机构外，其侧重点在于促进中央银行的合作，促进国际间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类似于其他国际性组织，BIS是一个既没有行政权力，也没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机构，它无法像一个国家内部的中央银行，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来强制推行它的政策。它最多也只能是提供指导性意见和方针，提供一个国际间互相交流和磋商的平台。BIS经常会有跨国界的比较总结报告，在很多领域进行国际性的比较排列；它在收集处理和发布国际间的信息资料、统计数据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它的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研究国际间银行政策和操作的最具权威性的资料。
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结算银行
而巴塞尔资本协议是BIS最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指导性政策（Guideline），是1988年由BIS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出的，全称为《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它建议各国的中央银行对其辖内银行推行最低资本准备金的政策，以防范诸多风险。这个指导性政策不仅得到BIS十个成员国的采纳，而且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简单易算，被许多其他国家和金融机构采纳，用来衡量资本金的充裕程度。
现在，这个巴塞尔协议被称为巴塞尔第一协议（简称巴塞尔 I），以区别将于2007年推出的新巴塞尔协议，又称巴塞尔第二协议（简称巴塞尔II）。
所以，BIS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银行监管部门，但它至少已是银行监管国际政策的制定者。在银行业走向国际化、大同化和一体化的历史舞台上，BIS将会展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巴塞尔第一协议的背景和内容
巴塞尔I的设立凸显了两大银行监管的目标和措施：一是强调资本金在银行监管中的重要性，充足的资本金可以用来防范各种风险对银行的冲击；二是强调国际间统一步骤的重要性，使银行能在同一水平线上运作，避免恶性和不公平竞争。
传统银行监管，着重于指令性的法规和条款，具体规定某些业务可以经营，某些业务禁止经营。诸如银行不能从事证券和保险业务、银行不能持有公司股票、银行支付的储蓄利息有上限规定，等等。这些明文细则，对于那些小规模、传统型的商业银行也许管用，但随着金融业务的扩大，产品品种的创新，以及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运作，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就显得既繁琐又无效。监管工作人员必须经常为这些法规作出新解释，为特殊情况开绿灯，并制定新规定来绕过这些法规。更重要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已不再或很难起作用。金融业的发展已使得产品变化多端，很难再将产品严格归属于某一类型。即便是同一产品，也会有不同的风险表现，用一刀切的方法很难切中要害，银行业也会想方设法逃规避法（下一章列举了诸多这方面的事例）。
在法规逐渐丧失其有效性的同时，银行监管部门逐渐认识到它所最关注的其实是一个银行倒闭的风险，而不是它具体的产品或资产。若一个银行有很好的风险管理，那它可以从事任何项目，经营任何产品。相反，传统的条条框框，并不保证银行承担的风险就小了，有时甚至适得其反，促使银行去投资高风险项目。那么，如何使银行承担的风险达到最优化或合理化？在风险不可消除、银行生存的基石就是承担风险的基础上，监管部门如何保证银行有充足的准备措施来防范风险的冲击？这时，监管部门的注意力转到了资本金（capital or equity）的作用上。
资本金是银行自身的本钱，是股东们资金利润的累积，是资产负债表上资产减去负债的余额：资本=资产－负债。银行投资的资产部分和存款融资的负债部分是注定要上下波动、价值不定的。一旦负债部分超过资产部分，资本金变成负数，银行便面临倒闭的危险。但若银行备有充足的资本金，即资产值远大于负债额，则任凭风吹雨打，银行抵御各种风险对资产和负债的侵蚀能力会强很多，银行倒闭的可能性也就会小很多。再则，资本金起着〃包容〃所有风险的效果，不管是企业破产、贷款收不回来，还是利率对资产负债的影响，甚至是人为操作上的失误，资本金都起着〃防洪抗旱〃、补亏弥损的保护作用，而不像具体的条条框框，只对某种风险作限制，经常顾此失彼，甚至适得其反。基于这些要素，监管部门开始重视资本金在风险管理上的重要作用，并将它进一步提升到国际间银行监管政策的高度。
在为资本金的具体定量上，巴塞尔I具有历史性创新意义的杰作是将风险与资本金挂钩 风险高的资产需要高的资本准备金。这个关联，表现了政策的风险敏感性 资本金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银行资产组合的变化而起相应变化，奖惩分明。这种资本金与风险互动的政策模式，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巴塞尔的其他资本政策上，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它也成为后来修改巴塞尔I的主要动因之一，因为巴塞尔I将资本和风险结合得不够紧密，不够合理。此乃后话。
大致说来，巴塞尔I将银行资产划分为五个风险档次，依次设定0％，10％，20％，50％和100％的风险权重（risk weights）。然后，用这些风险权重乘以资产值，得出风险加权资产（risk weighted assets）。再在此基础上，规定资本金的准备量为8％的风险加权资产。例如，如果风险权重为50％，则资本金准备量为资产值的4％（=50％×8％）；若风险权重为0％，诸如美国政府债券，则银行不需要准备资本金，依此类推。在这五个风险权重设立上，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员国的政府债券享受0％的最优惠待遇，即无需资本金；OECD成员国银行间的贷款享受20％的权重，是第二等优惠；所有私营公司的贷款债券和非OECD国家的政府债券都是最高权重100％。另外，根据贷款期限的长短，又有权重轻重的处理。巴塞尔I还对资产负债表外业务进行权重设置，对资本金也有不同层次的定义（详细叙述可参照巴塞尔第一协议原件）。
巴塞尔I的另一大重要意义是统一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它是个多边国际协议，所有参与国都必须遵守同一协议，对其国内和国外业务一视同仁，以利于银行在同一地平线（level playing field）上公平竞争，帮助建立一个国际范围内平等的银行操作环境。
比起其他国家的银行，美国的银行向来是属于受到严格管制的，在机构设制、产品经营，甚至地域划块上都有严格限制。美国早在巴塞尔I以前便对银行有资本准备金的要求，并按照资本金的充裕程度对银行评级。相比之下，日本银行所受的管制少很多，它们既有政府撑腰，又鲜有资本准备金的要求，再加上日本本来就资金来源多、成本低，所以日本银行20世纪80年代在全世界到处投资，收购资产，它的资产负债表也急剧膨胀。当时全世界十大银行的排名中，日本占了好几位。考虑到国际银行间竞争的〃敌强我弱〃，美国早在1991年，通过国会，制定了《外国银行监管促进法》（Foreign Bank Supervision Enhancement Act），其目的在于让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或办事处〃享受〃到类似美国国内银行同等级别的〃待遇〃，缩短它们在法规条例限令方面的差距；同时授权美联储对这些外国分行和办事处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目前，巴塞尔I这种以风险资本储备为基础的监管体系，已经被证实为国际银行运作中的一大稳定力量。尽管它原本只是针对大银行而言，但如今，世界上大大小小活跃的金融机构，即便各自的规模与运营结构不同，但都已广泛采纳巴塞尔I的风险资本标准。随着这个协议的广泛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