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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作者：龙应台
龙应台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新年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台湾引进了去年畅销港、台、新、马四地的龙应台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龙应台，对台湾影响巨大的《野火集》作者，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现香港大学访问教授，一个思考社会和时政的中年知识分子，她会如何对待忽然长大的儿子？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两代人，如何交流沟通？《亲爱的安德烈》会告诉你一个温暖的答案。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应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之邀，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几年后，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龙应台感到，在她和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的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
龙应台觉得：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
通信以龙应台《十八岁那一年》对人生18岁的回收开始，以安德烈《伟大的鲍布？迪伦和他妈》对母亲戏谑式的亲昵结束，充满了母亲的认真、知性、怀疑和中年的犀利，也充满了儿子的玩世不恭、黑色幽默，戏谑和年轻的真诚。
安德烈说：“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和摇滚乐’。只有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心平气和和儿子讲人生的龙应台一下子就急了，“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安德烈对母亲的紧张大为不屑，“当然是隐喻”他在对喜欢讲大道理的母亲强调生活中最凡俗的快乐，强调那些能够让人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
就这样，母子俩以通信的方式，在阻隔、误解、试探和艰难中，渐渐接近并进入了对方的生活、对方的世界、对方的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藉着《亲爱的安德烈》的书写，龙应台与21岁的安德烈共同找到一个透着天光的窗口，透过35封电子家书，两代人开始打开天空说亮话。母子通信涉及道德伦理、文化差异、爱情、人生，文笔生动，话题广泛，情感深邃。书中有母亲对儿子的告诫，还有母子的趣谈。这既是龙应台与安德烈的家书，也是送给所有青年朋友的最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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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简介
35封家书中的家国天下，两代人心灵的碰撞交融！母子对话集：《亲爱的安德烈》
两岸三地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最为看重的著作！
《南方周末》最受欢迎的专栏之一，《野火集》后“龙旋风”再度发力！
亚洲周刊二零零七年中文十大非小说，港、台、新、马四地榜首畅销书
看龙应台如何重新认识忽然长大的儿子，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这是龙应台与安德烈的母子书信集。
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应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之邀，离开欧洲，返回台湾，就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几年后，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一百八十四公分高的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龙应台感到，在她和儿子之间已经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的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
龙应台觉得：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
？ ？在信中，儿子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母亲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儿子对母亲嘲笑有加，母亲对儿子认真研究。
就这样，母子俩以通信的方式，在阻隔、误解、试探和艰难中，渐渐接近并进入了对方的生活、对方的世界、对方的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收入此书的龙应台和安德烈的三十多封书信，感动了无数被“亲子”之间的隔阂与冲突深深困扰着的家长和子女。面临同样困境的读者，也许会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方法，去进行弭平代沟、跨越文化阻隔、母子之间对话沟通交流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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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简介
生于台湾高雄县，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获美国堪萨斯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回台湾任教。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以锐利而深刻的文风，惊动当时台湾文坛，并多次再版，余光中因此称其为“龙卷风”。
1986年1月出版《野火集》，以辛辣的文字抨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书一上市，洛阳纸贵，一个月内再版二十四次，风靡台湾，是上个世纪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6年8月至1999年9月，旅居瑞士及德国十三年。除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之外，也在欧洲重要报纸如《法兰克福汇报》撰写专栏，颇受瞩目。1995年起，在上海《文汇报》开“龙应台专栏”。
1999年夏，应专程飞往法兰克福的台北市长马英九的邀请，回台担任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2月，辞去文化局长职务。当年8月，赴香港，头一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后四年任香港大学访问教授。
2006年11月，《龙应台的香港笔记》出版，在香港及新加坡畅销书榜上长达半年。
《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中国“五十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龙应台名列其中。该刊评语是：“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
龙应台著作共二十余种，2007年12月出版的《亲爱的安德烈》等图书，在台北、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均列畅销书榜首。2008年7月出版《目送》，居台北文学类书籍畅销第一名长达十周之久。
2008年10月，香港大学礼聘龙应台为“孔梁巧云杰出人文学者”。
作为母亲的龙应台（1）
黄广明
在一般读者的想象中，龙应台应该是一位具有“大男子”气息的作家、知识分子，她的多部作品，其主题或是反抗专制，鼓呼人权，或是家国认同，文化冲突，或是世道人心，社会变迁，无一不显示出这位女知识分子对宏大主题的偏好，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再加上她轮廓鲜明的面庞，更让人感觉她是一个典型的忧国忧民、具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作为一名女性，龙应台身上一直有着“大男人”与“小女人”的两面。80年代，在写《野火集》这样忧国忧民震聋发聩作品的同时，她同时也在创作《孩子，你慢慢来》这样喁喁细语充满母性气息的“育儿日记”。即使是龙应台宏大主题的文章，仔细体会，也可断定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其细腻与鲜活的笔触，视觉化的语言效果，都显得别具一格。
在最新的一本书里，龙应台则直接亮明了自己的母亲身份，《亲爱的安德烈》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不久，即占据排行榜榜首数周之久。这本书收录的是2004年至2007年间龙应台与儿子安德烈的通信集。这期间，龙应台多数时间在港台两地，而安德烈主要在德国。说起这些通信的起因，竟是龙应台“哀求”、安德烈“妥协”的结果。1999年，龙应台应台北市长马英九之邀，离开旅居十多年的德国，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这时她与德裔前夫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0岁，“自然是牵肠挂肚地思念”，出任局长三年一千多天，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孩子。
但电话多了，龙应台难免热脸碰上冷屁股。安德烈正在长大成人，再不是她从前“可爱可亲可抱”的安安了。每当周末他与朋友聚会，不断接到电话打来，并且告诉朋友“这不是女友是妈妈”时，都会异常尴尬。
“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莫非就像无数西方的家庭一样，随着子女的长大成人，两代人之间便渐行渐远，逐渐陌生？龙应台不甘心。她提出建议，愿不愿意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感情？没想到安德烈同意了，条件是，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2004年，母子俩的通信开始了，那年，龙应台52岁，安德烈18岁。
让龙应台始料未及的是，她与18岁的儿子沟通如此艰难，充满了挫折感。
安德烈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作为母亲的龙应台（2）
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安德烈回信给母亲，“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该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位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