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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拉罗契及其一伙大肆活动，想通过一次肯定他的理论的公民投票来影响关于艾滋病及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公共卫生政策。他们征集到足够多的签名，敦促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同意在1961年11月的投票中就他的理论进行公民表决。他们的这一运动被叫做〃动议64〃（据知也是拉罗契取的名字），要求把艾滋病列入容易蔓延的疾病（也就是说，像普通感冒那样可以通过偶然的接触和像疟疾那样可以通过虫子传播而被传染）。该动议还要求对怀疑携带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人，对在学校、医院和饭店工作的人实行强制性检查。最后，那些检查出阳性反应的人应该公开姓名，并被隔离检疫。
为了促成〃动议64〃被通过，拉罗契一伙组成一个叫做〃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的院外游说班子，他们引用那个〃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提供的科学和医学证言来支持该动议。反对拉罗契动议的人是加利福尼亚四个公共卫生名牌学院的校长和教师，他们集体声明：〃拉罗契的动议违背公共卫生的所有原则。〃持反对立场的还有斯坦福大学的那些主要科学家，包括著名的戴维·科恩（David Korn）（该校医学院的院长，总统提名的国家防癌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戴维·科恩指出：动议64〃依据的是显然不准确的科学资料〃。其他反对者则有美国卫生局医务主任、红十字会、许许多多其他卫生专业人士、同性恋组织、各地工联，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拉罗契和他的行动委员会的言行可能是古怪的，也可能粗暴无理，因为他们主张〃动议64〃而粗暴地背离了关于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正统范型，自然也背离了支持这一正统范型的所有传统科学判断。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把他们争取在公民投票中取胜的活动视为一种无缘由的非理性渲泄而置之不理，因为他们的运动忠实地执行了拉罗契派别活动的准则。这场运动采取了三个战略：（1）向政府的科学官僚的能力发起挑战；（2）强调拉罗契因其个人的有利地位而具有特殊的科学眼光；（3）宣称拉罗契的那些离经叛道的专门人才关于科学问题的能力超过了政府的专家。战略1：向官僚科学的能力挑战
当公众面临一种疾病表现得惶恐不安时，他们对于政府的生物学和医学研究、对于州立的和联邦的公共卫生部门便显然不会有多少信心。而且，在一种恐慌气候下，那些机构也难以重新建立起公众的信心。因此，拉罗契及其一伙便给对艾滋病的恐慌情绪火上加油，对政府的科学发起间接攻击。他们宣称艾滋病〃比黑死病还要可怕〃，是〃一种比一场全面的热核战争还要凶险的危及人类生存的疾病〃。不仅如此，他们把对人体免疫缺损病毒呈阳性反应的人描绘成〃行走的僵尸〃。根据他们的偶然接触传染理论，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警告说，召开反对拉罗契倡议的群众大会本身就是对公众健康的威胁，因为其中有许多同性恋者。正是鉴于这些和其他一些理由，加利福尼亚一位法官作出裁定：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到处递送说明材料意在制造一种〃恐怖，作用极坏〃。更直接的挑战，则是对那些不赞成拉罗契的人进行一系列的人身攻击和恣意诽谤。马修达·克里姆（Mathilda Krim）博士，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的创始人，被指控在法国搞恐怖主义活动。萨克拉门托县高等法院的法官詹姆斯·福德（James Ford），因为批评过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和删除过它的说明材料中的内容，被指责为是〃一名滥用职权的不合格的法官〃。拉罗契把他〃动议64〃的反对派统称为〃反文化分子中的阿赖斯特尔·克洛利（Alaistair Crowley）和奥尔德斯·赫克斯利（Aldous Huxley）式的人物，……他们为这种反文化（摇滚乐、性和毒品）编造了合法根据。〃
大量的科学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赞成拉罗契，都被扣上骗子的帽子。加州医学协会的主席被说成在搞欺骗，疾病防治中心则被指控扣压昆虫传播的证据。〃那些说'偶然接触'危险性很小的人都是在说谎。他们全都犯下了在医学史上的一个最恶劣的掩盖真相的罪行。〃拉罗契说，一般说来，大多数研究艾滋病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人和大多数卫生官员都在说谎。战略2：抬高和神化拉罗契
声称拉罗契有超常的见解，采取了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或者直说，或者暗示，说他与世界科学界的一些主要专家和主要领导人有亲密的关系。在拉罗契先前的出版物中就一直这样讲。例如，在1986年的运动中，拉罗契就宣称：〃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医学界一些主要人物的报告〃，而且〃因为我有幸对国际科学界施加影响，所以我通过那种影响组织了支持艾滋病研究的工作〃。第二种形式，说拉罗契凭着自己的天赋，本人就是某些科学领域的第一流专家。他暗示，那些领域的成果在不远的将来将会是最重要的科学知识。他会见《新政治家》（New Statsman）编辑人员，告诉人们他是研究〃非线性光谱学〃、〃光学二重物理学〃和〃黎曼物理学〃的一流专家。
在把拉罗契树为神奇的领导的两种说法中，总是语焉不详，十分含糊晦涩。例如，他与之联系的世界领导人是谁，总是不提姓名。又如，据说他掌握有的那些科学知识的类别，只给出了长长的专有名称（譬如〃有丝分裂确定的细胞重建过程〃），却既不对名称背后的知识作一点说明，也不指出它与哪些主流科学问题有关，包括艾滋病在内。玩弄高深科学术语这一套把戏，在他与《新政治家》的交谈中表现尤为突出。（在1983年他的自传中，有8页解释拉罗契的科学理论，把他称作〃科学行政长官〃。）可是，正是拉罗契个人的神秘身份光环才使得他不同于政府的科学家，后者都具有传统的、合情合理的，或者说明确的身份。战略3：强调离经叛道者的科学能力
表明支持〃动议64〃的那些人有很强的科学能力，一个策略是抬出拉罗契的某些同伙的合法的科学或者医学身份。根据展示的合法证书，〃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的9名成员中，有6名医学博士，1名理学博士，1名哲学博士。它的组长沃伦·J·哈默曼（Warren J。Hammerman）和〃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的主席库西诺·冈帝（Khushro Ghandi）没有说具有这一类身份，但是，除此遗憾，别人便不能议论特别工作小组和行动委员会尽是一些精明的业余人员。第二个策略是充分利用科学现实中的那些可视符号。作为〃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运动宣传材料的一份主要文件，它出版了一本有24页的小册子，书名是《投〃动议64〃一票拯救你家庭成员的生命》。该书前12页，给出了15幅图表。图表后面接着就是附录，包括了四篇议论，标题是〃宣誓证言1〃、〃宣誓证言2〃等等。（这些议论是早先福德法官开庭时拉罗契一伙提交的文件。）他们在法庭之外把这些议论称作〃宣誓证言〃，读者有可能会以为它们具有等同于法庭证言的特殊真实性。第三个策略，故意对反对派的异议视而不见，反而借用反动派的声誉，说什么反对〃动议64〃的人曾私下里表示同意拉罗契关于艾滋病及有关病毒的理论。例如：詹姆斯·琴（James Chin）博士（加利福尼亚卫生局传染病室主任）曾与〃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的主席有过一次私人会面，那以后，该主席就宣称琴博士私下里同意他关于强制检查和检疫的观点。琴博士对此的回答是：行动委员会歪曲了他的意思，当时因为是私人交谈，他不便断然驳斥行动委员会。
〃生物大屠杀特别工作小组〃的约翰·格雷霍兹（John Grauerholz）博士引用巴斯德研究所金克劳德·彻尔曼（Jean…Claude Chermann）的话，说这位科学家已经证明昆虫可以把人体免疫缺损病毒传播给其他人。彻尔曼提出抗议，说根本没有这样的证据。
在准备收入《投票人手册》（加利福尼亚通常在公民投票前散发的指导手册）的一篇声明中，〃防止艾滋病行动委员会〃说：〃大量的研究〃，包括彻尔曼的工作在内，都支持昆虫传播的理论。高等法院的法官福德针对加利福尼亚州秘书马奇·冯·欧（March Fong Eu）的报告，裁定必须把这些旨在误导的假东西删去。自封机构科学权威的最后一个手法，是在陈述科学问题时使用具有绝对肯定和绝对真实意义的词汇。拉罗契说：〃毫无疑问〃，昆虫传播人体免疫缺损病毒；昆虫传播这种病毒〃是彻底证实了的〃。他还断言：〃美国和西欧的每一个著名医学机构都知道称为艾滋病的这种致命的疾病会通过'偶然接触'传播开来。〃〃动议64〃的启示在1986年选举日的前三个月，《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报道说，公众中有近半数赞成对患艾滋病的人实行隔离检疫。那年10月份，即距选举日不到一个月，《科学》透露，大多数人尚未就〃动议64〃作出决定。当1986年11月加利福尼亚的投票者纷纷赶到投票站时，〃动议64〃获得了稍多于200万张投票，为总投票数的29％。
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在那次表决中，拉罗契的动议及其代表的科学理论无疑是失败了。但是，正如先前的民意测验所表明的，那样的投票结果并不坚实可靠，并非肯定如此。必须注意到，在1986年秋季，拉罗契和他同伙中的一些人，曾在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因信用卡欺诈和其他嫌疑受到过大肆报道的调查和审判。倘若没有那些法律程序正值加利福尼亚运动期间分散了大量精力，他们本可以有更多的金钱和人力投入到支持〃动议64〃的事件中去。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动议64〃或许会得到更多的赞成票。在1986年投票后相隔一年，有一次关于〃艾滋病知识和态度〃的全国性调查，发现有41％的被调查者〃认为，你非常可能或者也许可能因带有艾滋病毒的人朝你咳嗽或者打喷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