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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二十一日汪精卫、谭延、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有其具体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纪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 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L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乱，蒋介石讨赤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党》），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赤军，而蒋正是北伐赤军的总司令。赤军总司令成为讨赤元勋，岂不是革命的最大讽刺？还不足以被称为“反革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上海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革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引为内助，则与革命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诩，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上海帮会流氓分子原与共产党也有关系，所以汪寿华才会上当。但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与黄金荣且有师徒之谊。蒋又用六十万元收买流氓，到各地去打总工会。（参阅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组织会议》）蒋甚至许诺张啸林、杜月笙为江苏水上警察厅正副厅长。（见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海流氓势力既然反共清党有功，自然成为蒋介石的党国新贵、地方政要，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也就不稀奇了。（参阅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页二一二至二二五）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上海流氓，由于国民党的提携而登上大雅之堂，颇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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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下野为晋身之本 / 148
宁汉分裂，蒋介石无疑是“罪魁祸首”，因实由其一手主导，双方剑拔弩张，大有短兵相接之势，幸北洋军阀未除，孙传芳残部与直鲁军主力犹在，意图卷土重来，若宁汉阋墙火并，势必同归于尽。于是双方因情势所逼，各自北伐，同仇敌忾，将内斗暂时搁置。宁方北伐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向陇海路挺进，连战皆捷，六月二日克复徐州。约略同时，武汉北伐之师由唐生智、张发奎指挥，亦抵达陇海一线，进驻郑州。冯玉祥则由潼关攻占洛阳，逼迫奉军北撤，促使山西阎锡山响应。此情此势，原可齐心协力，直捣燕京，卒因宁汉分裂“党”痛未消，各自为政，难以一致，最后各自班师。
武汉方面最初由于蒋之反共而联共，然而由于共产党组织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国共间的利益冲突，亦在所难免，而适于此时，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土地革命，欲动员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筹建红色武力。共产国际代表罗易（Roy）并将决议副本送交汪精卫主席，汪感到有违一九二三年孙越宣言，共党有取而代之之意，遂决定“分共”，解除鲍罗廷职务，且于六月六日率团北上，与冯玉祥会晤于郑州，商议“分共”反蒋事宜后，再班师回汉，南下防共，以及部署东征，可见武汉国府于“分共”之后，仍要以武力制裁南京伪府，声讨叛徒蒋介石的。
然而蒋介石却釜底抽薪，于六月十七日面晤冯玉祥于徐州，盛宴款待，结为金兰，并大加利诱，于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打电话给冯玉祥，“请派兵直捣武汉”，为冯所拒。（见《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三三七）冯力主宁汉调停，并电武汉促使宁汉合流（见《致武汉汪谭等电》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完成北伐大业。冯玉祥的态度至少也不助武汉东征，多少于蒋有利，而蒋仍欲回师西攻，解决武汉，只因李宗仁反对，坚持北伐而作罢。（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一五）不过宁方虽不西攻，汉方仍欲东征，虽因分共延误，精锐确实已向下游移动，蒋介石遂召回李、白鲁南之师。直鲁军乃乘机南扑，于七月二十四日攻陷徐州重镇，南京震动，蒋介石乃亲自出马指挥，反攻徐州，并于出发前的纪念周上，声称不打下徐州不回南京。二十五日专程北上，亲率五军两师，会同白崇禧部，与直鲁军战于淮河、徐蚌之间，蒋以统帅亲至前线，竟被敌人诱之深入以至中伏，使全线溃败，敌军乘胜追击，大败亏输，狼狈不堪，于八月六日仓皇返宁。如此惨败，羞愤可知，更何况誓言在耳，实难以下台，竟枪杀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以泄愤遮羞。
蒋介石原想一举夺回徐州，歼灭孙传芳残部，然后解决武汉。不意徐州未得，却败北如是，幸白崇禧压阵有方、指挥若定，得免全军覆没，然敌炮已临浦口，隔江可闻，颜面何存？而武汉东征之师已沿江而下，步步进逼，可谓左右受敌、内外交攻，实非引退不足以藏败绩之耻、非下野不足以消武汉之怒。武汉国府主席汪精卫早于七月二十三日便公开宣称蒋介石“是党国唯一的敌人、是国民革命军唯一的敌人、是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汪撰《中国国民党告国民革命将士书》，载《民国日报》）武汉既已分共，倒蒋非因其反共，乃因其违纪，此亦蒋自知在兵败之余，非下台不可的原因。
蒋介石自徐州败归之时，即告李宗仁其下台已不可免，并以军事相托，故引退绝非猝然。“辞职宣言”由陈布雷起草，到八月十三日于蒋离宁后才见诸报端，其间两个月，尚须做复出的准备工作以及修改文稿等等。这篇宣言无疑经陈布雷精心包装过，我们必须拆开来看，以见真相。蒋介石首先说：
中正自薰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呈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页五十二，另参阅《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他必须下台，即因自南昌以来，以个人之“主观”、“感情”“利害”，抗命党中央，甚至别立中央。武汉中央呼吁“恢复党权”，即针对他而来。他原想以武力解决武汉党中央，无奈兵败，两面受敌，只好引退以解困，而竟以“认党高于一切”为说词，显然欲以“黑白讲”来混淆视听。至于他于宣言中护党的振振之词，从他日后一再“铲除”异己视之，直把个人的权力基础与“吾党基础”画等号，以责成党员为他个人效忠，已藏其机。
他于八月十四日在上海发布的“辞职宣言”中又说：“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也……今既咎戾集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同上，页五十二、五十七）此话才透露一点天机，已不是假设性的要他退。
李宗仁于蒋下野后赴庐山与汉方会晤，始知唐生智乃欲挥师下芜湖，实如吴稚晖所说：“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页七六二）因蒋之“歇一歇”，汉方才肯派孙科与谭延为代表与李宗仁返宁议和，益知蒋在当时情况下，是非下台不可的。李亦因而体会到蒋下野这着棋下得高明，因一下野即失武汉东征的借口（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二五至三二七），至少可为缓兵之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还提到，蒋故意散布桂系“逼宫”的谣言，后来无论正史野史竟多以此谣言之成理而信之。李曾要蒋辟谣，蒋笑而不予理会，李怀疑蒋借此打击桂系。（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二○至三二一）其实“逼宫”之流言，无非想把蒋说成是一“受害者”，而混淆了他下野的真正原因。
接着蒋介石又在宣言中说：
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