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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页二二一）、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地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艰巨，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话（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四）。最后兵败山倒，竟还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第十五卷，页一四九）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一四五至一五四），在没开讲以前，先把《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了一遍。戚继光说：“夫人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蒋介石说九一八时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涂战，其实他在八一三时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狭薄海”的上海地区作战，先就给日本得了运兵与联合作战之便。想在这种地区做阵地战，想守住已属难能；“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蒋介石“愤兴”起来，就是如此轻敌的。这种轻敌，他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四）》（《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五三九至五四八）中，自承如下：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页五四五）
可见蒋介石在军事素养上根本不佳，他口口声声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殊不知戚继光时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登陆地点就在“杭州湾金山卫”！真不知蒋介石是怎么从戚继光战史中学教训的！
蒋介石军事上闹笑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他误信德国顾问。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其中有“故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拒守，使敌不能前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页一八一）等话。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德国顾问的主意实在不无可疑。（参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页八十二、九十五）当然不管主意好坏，蒋介石既然采纳了，就得负责任。最后，相当于全中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样伤亡了。（据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估计，页三六五）“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
李宗仁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八五）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见《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O七三），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以张其昀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说：
总观八一三战役，我军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以作战观点言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尚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战略上最大之成功。（页一一五七至一一五八）
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曾委婉转述出国际军事家的看法：“我军从闸北战线撤退，实力保存不过十分之五；敌军则增援二师团，加入战斗，锐势正不可挡。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阵地虽已缩短，敌舰炮攻击威力减低，依然招架不及，难于还手。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来蒋介石“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的干法，实际上，却是“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沪之战，蒋介石“把当时在北战场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队，都调到了上海”，为了“吸住日军的主力，不让他们一举而席卷绥宁陕甘川滇，走蒙哥可汗与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这一行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为北边怀来和张家口的失守和南边保定的失守，竟陷于两面作战！结果，十一月八日上海和太原同时失守！回想八一三后两天（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快速反应，立刻下了全国总动员令，编组了上海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分路双杀，三个月不到，侵略者就占尽了“直接有利”的便宜。当时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参阅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虽然语言相当狂妄，但就军事观点看，也不无部分道理在，因为照蒋介石和他手下大宣传特宣传的“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当年不论在北战场或东战场，都志在诱敌深入——“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第三十卷）但是，若志不在争“区区之点线”，为何当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线？当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时力筑苏嘉铁路，联络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并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修要塞两座，两座要塞之间建立“兴登堡防线”，包括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在内；又在陇海线以北，修“马其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再东经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到利国驿、台儿庄，再穿运河经邳县、郯城，直到连云港。这些蒋介石的战略是阵地防御战。在北战场，是准备日本军队进到黄河沿岸的“马其诺防线”时，再杀敌致果。在东战场，也摩拳擦掌，准备日本军队拿下京沪进到“兴登堡防线”时，再杀敌致果。结果两条劳民伤财的国防线，都在兵败山倒下泡了汤、都没发生阻敌效果。（参阅沈亦云《亦云回忆》）由此可见，真的情形乃在“区区之点线”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评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固属知兵之言，但这一错误的真正严重性，李宗仁却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观点道出这一真正严重性错误的，乃是龚德柏。
龚德柏一生为言论自由八次被捕，最后一次最长，被蒋介石秘密关了七年，到六十七岁时才出狱。出狱后，他秘密写了一部书——《中日战争史》，其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问世。一九八O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龚德柏死后，李敖得到此书秘本，发现他颇有独到之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柏的一个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国，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获利。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国之前，先要中国屈服的，除非中国想当朝鲜第二，抗战便不可能避免。这当然也显示“日本无人”，把反共的蒋介石硬逼向联共抗日之路。不过龚德柏批评蒋介石的淞沪之战，确是博大精深的。他认为蒋指挥上海作战，完全违反孙子兵法所谓“不若则能避之”的原则，以至于遭到惨重的损失，使“中国训练多年之二百万国防军，百分之七十以上损失净尽，几使中国亡于日本”。龚氏指出，中国人痛恨日本蛮横无理，人人奋战，死而无怨，但“这样的无意识地牺牲掉”，“由人道的立场思之，亦不胜悲痛”。然而孰令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目的在“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龚德柏认为是“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在上海做全面战争，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