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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林介绍说：1996年总公司已实施工资制度改革，所有员工按岗级领取工资；在三峡机场的干部选拨上采用竞争上岗方式，效果不错。1997年将启动干部管理上的优胜劣汰制，制定各类员工的淘汰办法，实行调入考试制和试用期制；在分配制度上，推行以岗位为中心的职级系列，实行一岗一薪，岗变薪变，动态管理，彻底打破“大锅饭”，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此外，住房公积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都要积极推行。好在总公司改革有自身优势和活力，在总公司成立时就确定了一个原则：不办社会。
探讨企业精神，袁国林满面红光：“”为我中华，志建三峡“。这是陆佑楣总经理提炼的三峡总公司的企业精神之精髓，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及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在我看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就是要培养、塑造、弘扬一种精神。一个人要有一种精神，一个民族一个企业也要有一种精神。”为我中华，志建三峡“作为总公司企业精神的概括，其内涵充分体现了总公司的特征：作为业主，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为振兴中华而建设三峡嘛！”
面对和颜悦色、思维敏捷且口若悬河的“政治经理”袁国林，记者感到他亲切随和的话语，既蕴含着饱满的工作热情、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印证着他的智谋和对问题的深思熟虑。
作为圆梦者，作为三峡工程项目法人代表，陆佑楣不愧为指挥若定的帅才。他以求实稳健、谦逊友善的人格魅力赢得五位助手的敬重和全体员工的真诚拥戴。无论内外，人们都夸赞三峡总公司有一个团结务实的好领导班子。三峡工程是一部中华民族建设的英雄史诗，在这个庞大系统工程的交响乐演奏过程中，陆佑楣及其追随者扮演着钢琴家的重要角色。今年秋冬之际，三峡工程交响乐第一乐章演至高潮，宏伟壮观的大江截流场面，将在三峡舞台展现……
伴随三峡工程交响乐章的延续，三峡业主将会在圆满完成三峡工程建设使命的同时，向党和人民奉献出另一份有创意的杰作——三峡工程建设新型管理体制。
这是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需要，更是三峡业主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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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正英：跟随周总理治水数十年
钱正英的名字是与中国水利电力事业连在一起的。
钱正英女士，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女部长，自五十年代，就与中国的山山水水结下了不解之缘。30多年的部长生涯，使她一谈起江河，便眉飞色舞，如数家珍。她跟随周恩来总理治水，足迹踏遍黄河长江，天涯海角……无论是兴建、改修黄河三门峡，还是兴建葛洲坝、丹江口、龚嘴、乌江渡、新安江、云峰、刘家峡、东江、二滩……施工期间或投产发电之后，到处都能看见她的身影。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许许多多的老一辈领导人一样，钱正英对于长江三峡工程，怀着深深的眷恋，并把毕生的精力倾注在水电建设事业之上了。
自50年代中期任水利部副部长，到60年代、70年代乃至水利与电力的分分合合数十载，不管如何变化，她立志建三峡的雄心，始终未变；在长期的治水工作中，她始终牢记记周恩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诲，一步一个脚印！
在三峡工程长达40年的争争吵吵里，钱正英的心情有时显得很沉重：“我老了，我的苦也受够了，这部长也当够了……”
但是，自1986年中央宣布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并指定钱正英担任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时，“老太太”仍旧任劳任怨，尽心竭力为之操劳、奔波……就在全国人大通过三峡议案的次日，她还及时主持召开了论证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如何落实人大决议，妥善解决三峡工程已发现的问题哩。
她深情地对与会者说：“论证领导小组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任务已完成，但可行研究阶段以后需要深入研究解决的问题还很多，设计科研等前期工作量还很大。我们必须兢兢业业，努力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
——这就是钱正英，一位与三峡“苦恋”了大半辈子的可亲可敬的“老太太”！
●林一山：治理长江的“总工程师”
林一山的名字，与长江紧密相连。
这位解放前夕南下工作团总团部的秘书长，行程的终点本该在广西，在那里，他将受命担任广西自治区的副主席。但到了武汉后，陶铸等领导同志要他留下，改行做水利工作，受命接管国民政府的水利部。
从此，他与长江“恋爱”，与三峡“恋爱”，苦恋了数十个春秋。
林一山曾经说过：“长江万余里，古今数千年。无论在河流长度、流域面积及水力资源、地理景观各个方面，都无愧为伟大的河流。但我忘不掉在南下途中看到的凄惨景象……因此，从到长江的第一天起，使命的光荣感和责任的沉重同时压在肩上，30多年来，我始终不取懈怠。”
林一山认为：“大江大河的治理，概括起来是四个字：除害兴利。对长江来说，除害主要是消除洪患；兴利，包括利用水力发电、发展航运事业、农田灌溉、水产养殖等等，文章就多啦！”
林一山强调说：“长江特殊的气象条件和地理环境，决定了三峡在规划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曾指出：”长江治理，要全面规划，但关键在三峡“。30多年来，我们制定和实施了长江沿岸蓄洪垦殖方案——其中有宏伟的荆江分洪工程，目的是为兴建三峡工程赢得时间；我们修建了陆水试验坝，兴建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直至举世瞩目的葛洲坝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为准备兴建三峡工程而进行的序战。”
人们记得：无论什么场合，不管什么年月，只要有机会面见国家领导人，林一山都坚持念叨：“万里长江，险在荆江。”
人们不会忘记：在周恩来主持的葛洲坝工程讨论会上，为了扭转危局，为了团结同志，他服从了违反基建程序的决定：暂时放掉大三峡计划，提前兴建葛洲坝工程，并负责主持设计工作，操劳奔波，无怨无悔……
人们更不会忘记：当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前夕，在几位委员不敢签字的情况下，是林一山胸有成竹地抢步上前，第一个在方案上签了字，并表示：“出了问题，我林一山负责！”
……当人大通过三峡工程议案后，已是耄耋之年的林一山仍旧对他无比眷恋的三峡耿耿于怀：“现在我的心情是愉快的，但我担心今后三峡在发挥效益前的十多年时间内，是否有可能会发生特大灾害”。
●潘家铮：愿为三峡献残生
潘家铮，本来做梦当作家，命运却叫他成了水电专家。他自称这是“阴错阳差”。读过他的传记《春梦秋云录》的人，对他的人品文才当有所了解。
作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潘先生的自述颇有情趣。他说：1986年以前，“我一直没有涉及三峡工程的争论。”
因为：“50年代我是个起码的工程师，这种大事没有我置喙的份，当然我那时是反对修这种不切实际的工程的，以后虽偶也接触一下三峡工程，我都不是主角，而且总是觉得要实现这个梦想为期尚远。到1985年，我还对三峡的移民和泥沙两个问题忧心忡忡。但从”重新论证“开始，我也被卷了进去，而且愈认真研究，愈觉得这个伟大工程对中国来讲是不可少的，顾虑可以消除，建设条件日趋成熟。当然，这样颇有”变节“和”迎合“之嫌，我也顾不得许多。我只想说：无论是赞成快上或主张缓建三峡的人，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而三峡工程总有一天将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
潘先生说他主张三峡工程尽快上马，是基于下列认识：
一是较好地了解了三峡工程的真正作用、效益以及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是研习了几十年来无数专家、中央部委、地方政府的劳动成果，勘探、试验、研究、设计、计算、调查……一份份的报告，真达到汗牛充栋的程度。通过研习，确认其数据科学，问题能够解决。
三是凭葛洲坝的建设成就和巨大效益，确信三峡工程技术上已无不可克服的障碍。
四是坚信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我们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可以承建三峡大坝。
潘先生坦诚而深情地说：“如果三峡工程需要有人献生，我将毫不犹豫地首先报名。我愿意将自已的身躯永运铸在三峡大坝之中，让我的灵魂在晨曦暮霭之中，听那水轮发电机的歌唱，迎接那万吨船队的来往，直到千秋万载……”
●三峡：痛失设计大师曹乐安
曹乐安，是水利界颇负盛名的老专家，“全国设计大师”称号获得者。40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去英国专攻水利工程，1948年返回大变动中的祖国，任湖南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到长委会从事设计工作，达40年之久。几十年来，他先后亲自设计和主持设计过汉江杜家台分洪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葛洲坝水利枢纽等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