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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们唱经，经本是经折装的本子，那个年代任何一本书都是贵重的东西，何况是佛经？师父们的手从来都不敢碰佛经，手中有一根长长扁扁的竹签，暗沉沉泛着岁月的幽光，插在书中，读着读着，就把竹签从左滑到右又归到左，那么轻轻哗的一迭声翻了一页，全部十几位师父在清和悠扬的唱经声中一起翻书，因为两页的经文从右上角念到左下角，只是和和平平的一口气，翻书之际也是换气之际，大家“吸”的一下子，一起抬头又一起低头读下一页，整齐划一，煞是好听又好看。
照理说大家都该守秩序，好好把晚课做完，却只有我一人在大金佛像前拿着木鱼敲敲打打地走来走去，口里照背着那些我一个字也不认得的佛经。走到哪一位师父身前，只顾把背朝着她，她也一点都不荒疏于任何一句经文的念唱，一边为我搔背。没有固定的师父为我抓背，十几二十位，我选上谁就是谁，也不知道背是真痒还是假痒？一定常常觉得念经实在无聊。走来走去，像是在许多固定句点中的一个移动的逗点。
在清凉寺期间，我上过学，现在走走，不过是几分钟的路，已经是一所有操场、有楼房、有教室的南汇小学了，当年却不是这样。
上学，有的时候我穿的依然是小袈裟，天凉了就穿上厚的、上海人唤作“绒线衫”的毛衣，有的时候是一袭小棉袍。那个时候没有笔记本，每位小朋友都要自备一块石板，黑色的，四面木条固定成框，连带一根线，绑在板子边的小钩子上，线的一头是个毛线捆扎而成的小绒球，这就是写完擦了去，又可以再写的擦子。小娃娃袋子里放着一两根石笔，灰白色，不如粉笔那么白，也细得多，但是比较硬。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石板掉到地上裂开，也只好将就着用。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有小板凳。我在那一段时间学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有一次老师说她要走开一下，去一个我们看不到她、她看得到我们的地方。于是十个八个小孩子都乖得要命，一动不动，生怕自己调皮不乖，被老师从什么秘密的地方发现。还有一次，老师说我们要把字写得漂亮才行，我私下以为字写得漂亮就是一笔下去金光闪闪，像戏台上花旦的头饰一般，做梦还梦到我一笔下去就写出这样的字。醒来又觉得，要写出老师要求的那么漂亮的字，是不可能的了。
在清凉寺附近有一株好大的李子树，小小的叶子，密不透光，树荫匝地，十分清凉，小孩子常常在树下玩耍，偶尔也有小朋友吃青青黄黄的小小李子，我从来就没有觉得好吃过，我一辈子都不爱吃李子，或源于此。但是这一株大李树常在梦中出现，刚发的小叶子淡到几乎透明的淡绿，粗粗老老凹凹凸凸的大树干，枝叶随着一阵风沙沙发响，扑簌簌落下几个李子，打到了一个小家伙的头上，大家便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树下有一大片南瓜田，南瓜长得比小孩子还要大，玩捉迷藏，我蹲在叶下瓜后，没人找得着。
几十年后回到原地，怯生生地问起此事，不太有把握，因为印象很模糊，也许是小孩子常做的一个梦而已。不料一问却真有其树，差只差在是棵杏子树，台湾不产杏子，然而杏子跟李子，非常相像，难怪我总以为是李子树。
“树还在，要看看吗？”我的亲人，一位姓闵的，这样问我。
当然也只是几分钟的步程，原来这一棵树年龄太大，已经成了国家专案保护的大树，树干粗得足足两三人合抱，四周用铁栅栏牢牢围住，还有一方不锈钢的“身份证”，字号明列，附带说明，大意是此树已有两百多年，十分珍贵，等等。原先南瓜田之所在，现在成了一所政府机构了。
我与此树，居然重聚，也是奇遇，只是兴奋，没有《世说新语》中什么“树犹如此”的感慨。现在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但愿还在。
再见到的清凉寺已经十分破旧，我与我内人重回此地，母亲与弟弟虽然也到了上海与我们同聚，她却不肯回到她离开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家乡，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母亲，身体固然不错，却很怕回老家“收脚印”，也就是自以为得享高寿，可能是阎罗王把她给忘了的缘故，要是回到了家乡，就很容易让阎王派遣的小鬼发现，那可就不好了。可见原来鬼也是有籍贯户口的，并且也要遵守法律，不得随意搬迁，否则没得供养，那么北京鬼一定不认得母亲。她让无神论的党统治了六十多年，居然变不成一个无神论者。
与妻子晓清在幼时常去玩的大树下
我们是自己叫了计程车，一路去看母亲的家乡跟我当年当小和尚的地方。
家乡里的亲人都非常好客，早早地在路边等我们，下车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看那一座至今犹存的清凉寺。
寺庙周围，原先是直到天边的碧绿田野，现在全不见了，前前后后全是房子。前面那条可以行舟的小溪一点痕迹也无，更用不着提起溪边系舟的大柳树跟水上厚厚的浮萍了。记得师父们偶尔划船出门，也不知道是要上哪儿去，几位师父同心协力，两对桨整齐划一的动作，配合上师父们开心的叫喊，在微冷的晴空下，清丽的声音飘散四野，我立在岸边，想象着这一叶小舟不知道可以划到多么遥远的地方？羡慕得要命。
我忘不了那一尊大佛，那尊只有我睡着了的时候才会下来舒放筋骨进点饮食的金身大菩萨，一进院子，就直入大雄宝殿，猛抬头吃了一惊，居然来了个反高潮，难道当年是我太小，把菩萨看得太大了吗？怎么好大的一个圆圆的台座，只有中间放着小小的一尊佛身？而且彩色斑斓，跟记忆里的那个一色金身全不一样了？师父不等我问，便说原有好大一尊佛像，“文革”的时候，已经被红卫兵砸碎了，“文革”过去，庙里又无钱重修，只好用上这一尊将就将就。
“一样拜嘛！”出家人这么说，她们倒真是好脾气。
原来我们玩“天界故事”的那几层台阶居然那么浅。门前的一对养着荷花的大水缸不见了，红漆的落地窗依然老样，我看到了小小的自己搬了一个小木凳，坐在窗下角落边，傻傻地望着月亮，一边又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用手指月啊！免得手指头会被锋利的月亮割一刀，流出血又肿起来。右厢房的那一座占满了整个房间的织布机没有了，两边都是橱柜，门关得紧紧的。走进里间，我吓了一大跳，怎么依然是一张靠墙的床？依然还有一顶灰白的帐子？这里就是当年我睡觉的地方，只是感觉得出地板在这几十年里磨得更薄了，似乎脚下稍微重一点，就可能踏穿。
潮气很重，毕竟是一处低洼湿地吧？后院的那口井没了，那是我吃了鱼肉回来打水刷牙漱口的所在。斋房里东西堆得好多，乱七八糟，踏进去都难，只得在门外看一眼。至今我只要见到了就想吃的糯米莲藕，最早的时候就是师父们在这间厨房做的。大殿前方右边有一座房顶半倾的黑色瓦屋，仿佛一脚就能踹倒，原先是一座我眼中好大的仓库，里面藏了许多神奇的东西，大大小小的箱子、盒子、布包袱，里面是什么，我至今也想不透。但是也有一些偶尔会拿出来用的工具，像是简单的可以把干稻草卷成草绳的木头旋子，有大竹筛子、篮子，还有用不着的跟缺了脚的桌子板凳、香烛金纸、帐幔旗幡、棉被褥子，等等。
我上学的学校还在吗？我说。在在在，我的亲人说。从前觉得上学要走好远的路，特别是在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行动格外的不方便。现在一会儿就到了，正是下课时分，吵吵闹闹的里面有好几百个小朋友，是啊，记忆中的瓦房一间也没了。
我们走在街上，还是当年的老街，一间间狭窄晦暗的店面或是人家，上面依然是明清之际就悬在那儿的店号木匾，隐约还有几星残金，竟衬得屋宇分外的苍老。地面都是青石，磨了几百年的一方方石块，光光滑滑没有半个棱角。我应该是走在拍摄古代影片的布景里。
奇怪的童年，像一场短短的荒谬戏，比这一条街还要短。
常常到庙里跟我一起玩的小孩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名字叫“鄂鄂”，很难以国语发音，勉强地发，就是“敖敖”，其实是以小舌抵住喉头上面发出的音，南方人都发得出，闽南音也有，比如说，形容一个人很行，就说“呷敖耶！”的那个“敖”字。
这个敖敖留着一个妹妹头，个子跟我差不多，白胖白胖，是附近难得有的跟我差不多小的小孩子。她很乖，总是安安静静的，我们总是在一起玩，东转西转的，记得她有时把功课带到庙里写。
一九八八年，在母子通信的十几年之后，我才能够去北京重会我的母亲。母亲请了一位客人来看我，起初我也认不得，但是母亲说她就是敖敖，我的小表姐，我一下子就见到了那个留着妹妹头的女孩子，四五十个年头过去了，这一位小老太太，居然还是留着小时的妹妹头！我又从她的那一对大眼睛里看到了遥远的从前。
我想我当年在庙里生活的时间应该蛮长的，大约一年，也许更久。因为原先在合川李府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后来在庙里是一句也说不出来，满口只是阿拉伊拉侬，用语彻底地改变了，我已经变成了上海人。我早已忘记了母亲、父亲、四川等，在小小的心田里，大概以为自己本来就是个小和尚吧？
紧贴着滚滚稻浪迎风翻飞的燕群，房檐倒粘着的燕巢，探头探脑地总是张着小嘴等着母鸟的小小乳燕，院子里右侧种了一片青色的甜蔗，秋日里干爽的空气跟亮丽的阳光，都在我的梦中一再出现，没头没尾的。在什么神祇诞辰的时候，庙里挤满了人，晚上在寺院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插满了香头，星夜里大地望之若天河，一清早，霜露未解，我就去拔昨夜留下的香棍，一大把一大把，师父会为我用这些材料编出各种小房子、小桌子、小椅子，等等。
没有父母的呵护，却有一个至今想来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