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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的名称是“说话”。
上课不许说话，但让我不明白的是，却有一门课，叫做“说话”。
“说话”课，也不许说话，要说，要由老师指定。老师在这一堂课里，好像也不怎么想说，就会问有谁要上来说故事？我就马上举手。记得早在还没来台之前，就读过《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也看过书上的丰子恺的漫画书，读得特别熟的是一些《儿童知识》杂志，最爱里面每期都有的连环图，四格的，大多是成语或是历史典故，也有一些是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也都只有四格。我就依照自己的记忆，把这四格漫画说成故事，同学们也都听得入神。习惯成自然，以后上说话课，不用老师问，同学就鼓噪着要马国光讲故事，那我就当仁不让了，总是从众之命。
可惜故事终究有讲完的一天，老师再问谁要上来讲故事，我就不敢举手了，岂知同学还是要我上台，我说没有故事了，就有人回答那就把那个什么什么再讲一次好了。于是我上台把说过的故事再说一次，大家依然听得入神。因为，虽然同出于一个四格漫画，我总是会添油加酱，颠颠倒倒，说出跟上次不太一样的故事，并非真有所好，实乃不得已也。至今讲同一门功课，也自然而然地会说出不同的内容感想，其来有自。
后来写作成为我的重要生涯，教书成为我的职业，也跟小时这一段讲故事的经历息息相关。
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
“马国光是哪国人？”
“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
“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
“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
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第五章 失落的童年
引子
在台北青田街七巷六号度过了童年、少年与青年
那个时代
时值民国三十八年（1949），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一日，长江江阴炮台撤守，共军大举过江。五月，“老总统”来台，用了一个当时便记住了，自此一辈子没有忘记，也没见到谁在别处用到的动词，唤作“复行视事”，搞不太懂，后来知道，就是重掌权力之意。后来又发现另一词，好像也是只有对于“老总统”才有作用的，唤作“几秩晋几华诞”，讲的是年龄，如八十二岁，偏不说八十二岁生日，要说：“八秩晋二华诞”。
日子像清风翻书，一页页飞过，这几年间，记得听到街上有人放鞭炮，却又不是过年，然后长辈们互相开心地道贺，方知因为韩战开打，美国的第七舰队来防守台湾海峡了。反共教育排山倒海的，充塞在所有人的心臆里，读的是反共书、唱的是反共歌、画的是反共画、演的是反共戏，演讲作文，总是要找机会反共，结论不是明年回南京过年，就是回家乡团圆。至少有许多人，吃的也是反共饭，他们是以反共为业的，当然是行动少口头多，“共匪”太遥远，我们真没机会见到“共匪”。是不是政府要把反共搞得更充实，就一天到晚地强调“匪谍就在你身边”，要大家好好地抓匪谍？宣传海报把匪谍画成戴了墨镜躲在阴影里的恶人相，都那么样倒也很好辨识。在街头巷尾、车站、闹区、风景区，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贴上抓匪谍的赏额，那个时候大家都穷，那么多钱，谁不想要？但谈何容易？眼前真有的话，五年抓一个，都可以吃饱饱。也可以成立抓匪谍公司，分门别类各司其责的抓，按制度分红，稳赚不赔。问题是监狱里虽然有许多的匪谍，却都是特定机构的人才抓得到，平常百姓，能不致无端地变成匪谍被他们抓去就好。几十年之后，才知道真有告密的人，他们几年告一个呢？
头一次见到真正的“活共匪”，已经是在几十年后、去大陆看母亲的时候了。他们也是人，也讲礼义廉耻，也会作诗作词，也有情有义，但他们就是相信共产主义。但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他们天天都在等着我们去拯救，早就等不及了。
钞票从原先一日数跌的老台币，换成新台币，四万老台币才能换一元新台币，钞票面额最大的新钞是十元，绿色直刊的图案，上面一个“国父”头像。而记忆中最早的枝仔冰是旧台币十元一根，一元新台币可以买到一辈子都吃不完的冰棒。西门町博爱路各个转角都有人“叮叮叮”地敲着上面有袁世凯头像、大家唤作“袁大头”的银元，公开的价格是四元换一个。政府实行配给制，军公教的重要收入不是钱钞，而是米、油、盐、煤之类生活中不可少的民生用品，分作大口、中口、小口，严格地制量。每月到时候就有人骑着三轮板车，上面载着这些民生必需品，挨家挨户地运送，斤斤两两地称。整个台湾都穷，有客来访，玄关地上脱下来的鞋，常常被小偷偷去，只得让客人穿着拖鞋回家。有的人不怕偷，因为一年到头只穿木屐的大有人在。
我在这样的时代中不知不觉地成长。
暴力世界
写这部分文字的时候，新闻报道中说，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娃娃，疑遭亲生母亲跟表阿姨凌虐致死，并且，杀人凶嫌涉嫌堙灭尸体。这一则新闻令人发指，尤其受害人是小孩子，他们没有抵抗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发言权，所谓民主，所谓人权，政客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反正也没有投票权，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是弱势中的弱势，要是父母、家人、老师不去好好地保护他们，他们的命运就可能会非常悲惨。
一个家庭到一个社会，到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地保护小孩子，是这个家庭、社会、国家文明进步的指标。否则其他的再怎么好，也不够文明，不管你有多少国民所得还是书香世家，我就是这么认为。
我就是在如此不文明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也许不是人人都遭逢暴力相加，然而我曾经面对的世界，却真的充满暴力。
一开始就没有人会否定体罚。父母亲如果有机会见到老师，一定会说，老师请您好好地打，用力地打！不听话，尽管给我打！拜托老师！谢谢老师！
直到上中学的时候，我读师大附中初中一年级，这一所学校当时都是男生，个个都非常顽皮，把我们的班导郝春萍老师气得哭出来，并且说，怎么办？我又不会打你们。下面很多的同学高叫老师你打嘛！你打嘛！老师尽管打嘛！
大家这么叫喊着，我却暗暗吃惊不已，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好好的人干嘛要讨打？人会说出这种话来，我当时无法形容心里的感受，现在我可以说，也是一种未能充分自觉的无耻。
这个问题渊源很深，小学开始，经验的就是打骂教育。小孩子视挨打为平常，为理所当然。小孩子会不会挨老师打，很多是凭运气的。的确有的老师不打小孩，如我姐姐的班导，记得他姓陈。但也只是极少数，差别只在有的打得凶，有的打得不凶。
在国语实小的阶段，我没有见到小朋友挨打的记忆。后来读了北师附小，我固然不是常常挨打的对象，但是看到同学挨打，触目惊心，老师想要杀鸡儆猴的话，目的一定达到了。
记得当时北师附小的大办公室里，墙上高高的有一副对联，写的是“铁肩担教育 笑眼看儿童”，有无铁肩，我不得而知，笑眼却不怎么多，多的是体罚。
体罚的花样很多，打，只是其中之一。
最平常的就是罚站，上课说话，罚站！打瞌睡，罚站！偷偷吃便当，罚站！迟到，罚站！没有向老师行礼，罚站！上课看小说，罚站！走路吃东西，罚站！……一站一堂课两堂课，十分平常。
罚站又可以细分为在教室站，在大太阳下的操场站，课后大家都回家了，去办公室向老师报到，在大办公室里站。全校列队升降旗的时候，罚到边上去站！有的小朋友被老师罚在操场角落边站，后来连罚他的老师都忘了，小孩子却一直站到天黑也不敢离开，甚至于尿了一裤子。
罚站的时候，有的只是单纯地站一站，有的还要附带羞辱。花样不少，比如上课讲话，老师就用红笔在小朋友的嘴巴画上一圈，站在那里示众。有的老师制作了一顶厚纸板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爱讲话我很多嘴之类的言词，强迫小朋友戴上示众。有的老师觉得这样还不够，要小朋友坐在排球场中线高高的裁判椅上，远远的就看得到这是小犯人。作家三毛上中学时也曾经受此羞辱，以致有一阵患了失语症，无法上学。
罚站也可以延伸出许多其他的附带惩罚。比如两腿半蹲式的站，几分钟《'文'》就吃《'人'》不消。高举《'书'》双手《'屋'》的站，没有多久，手臂由酸到麻，两臂在空中弯成菱形。也可能叫小孩子跪着，却举着双手。有的老师会要小朋友头上顶着一本书，要是书掉下来，加倍地打。
还有罚跑步，常常是全班一起挨罚。要是大家太吵，老师便把全班带到操场上，不管你个人有没有吵闹。绕着操场一圈圈地跑，不到叫停就不许停。老师搞的是古代的连坐法，这一点也不稀奇，孙立人、雷震，也是被连坐法罗织成刑的。长大之后方才知道，这是离间人与人的关系最深最狠最毒的方法。
还有威吓式的惩罚。比如考试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差几分打几下。大多数人一生视读书为畏途，就是读书总伴随着痛苦难堪的记忆。打的时候，小朋友排队靠墙站好，老师亲自拿着藤鞭子，看看试卷，差几分便狠狠地打几下，小朋友伸出双手，紧闭着双眼，就要打了，小朋友会本能地缩一下，然而又不得不把手再伸出来，让老师打足该打之数。手心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