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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个时候全台湾上上下下都穷，至少在从前，说台湾之所以经济发展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政府把库存的黄金带到台湾来了，凡是经验过穷日子的人，绝不会相信那么点儿黄金会有什么作用。最早的时候用的是老台币，“老总统”来台之后不久，便改成新台币的币制，那也是在金圆券彻底崩盘之后的事。政府也没有钱，当时的台湾银行总裁任显群，也就是名伶顾正秋的夫婿，推动了“爱国奖券”制度，五块钱一张，特奖二十万元，当时一栋青田街的庭院也不过三五万元。一方面政府靠奖券发行挹注了许多必要的资金，而老百姓也为此疯狂，常常听到有人说哪一天我中了特奖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小宁宁收集没有中奖的过期“爱国奖券”，视同珍宝，说是过期的一张还是值三块五，不知道谁跟她讲的？
政府还发动了克难运动，要大家在贫穷里保持奋斗精神。于是克难这个克难那个，处处都克难。选出了许多的克难英雄，有的街道便唤作克难街，村子是克难村，一个村子还不够，有克难一村、克难二村、克难三村，等等。还有克难号火车呢。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反正不克难也不行。许多人经年累月不做一件新衣，不看一场电影，更谈不上去哪儿旅游，大家克难嘛！彼此苦笑。
台湾的夏天很长，全台湾有几家有冷气，大概数得出来。西门町最早装冷气的电影院是万国戏院，电影广告上的标志就是结了霜的“万国”两字。台北唯一有电梯的公共场所是衡阳街的建新百货公司，也只有四层楼。黄昏时分，许多人家的晚饭是在院子里摆张小桌子，围着吃的，因为屋里热。电扇都很少见，人人手中一把草或是竹编的扇子，坐在小竹凳上，望着星斗，天南地北地聊，最常谈起的话题是回大陆。大家都没有电话，但是随时随地可以串门子，不用预先约定，远近不拘，谁都不会嫌无礼。
电压不足又不稳，常常断电，就要找电力公司修理站来修电灯电表，重装保险丝。一家子摸黑吃晚餐，平平常常。我们家附近就是新生南路，瑠公圳的水清清澈澈，有鱼有虾，两边绿柳垂荫，傍晚许多人就下去泡澡，又有许多人摇着扇子在圳边石栏上坐着乘凉，兼参观泡澡，直到月上东山，才拖着木屐，踢踢拖拖摇摇摆摆地回家。
就在青田街，有一位台大教授的太太养了几头猪，她每天到各家去收馊水，一桶桶挑回去。每家都空荡荡的，家徒四壁很普遍，甚至于有地位、名声的人也是如此。父亲的同事，台大地质系教授张丽旭的儿子张达民，跟我小学同班，夏天的时候，常常在巷子里遇到他，他斜背着一口木箱子，里面厚厚的白布下，整齐地放着保冷的冰棒，他沿街用闽南话喊着：“枝仔冰哟红豆仔冰！”我也曾经抱着姑丈姑妈养的鸡，站在菜场边，等着问价的主顾。
娱乐活动远不如今日的多元，有布袋戏看就很开心，没有人买过票看布袋戏，全都是酬神演出，到庙口就有得看，一毛钱都不用花。挤在人堆里，小孩子个子矮，看不到，就爬到树上、电线杆上看。可怜我这个大陆来的土包子，根本不知道那些小人物是假的，起初看到了布袋戏，觉得好奇怪，怎么那么小的人也会打斗？动作还那么利落？只要听说哪儿有布袋戏，再远，也会走着去看，从和平东路走到松山也都不累。还想着他们一天不晓得吃得了多少饭？能不能跟着戏班子的主人回家，看看小人儿怎么过日子，又怎么训练出那样的本事？
还有歌仔戏，花旦青衣动不动倒抽凉气哽哽咽咽，常常一口气抽得好长好长，演着演着，又会有人拿出一块红纸写好的牌子，放在台前，上面是毛笔大字“十年后”。台子架得好高，台底下小孩子可以来去自如。绕到他们的后台，看到王宝钏正在喂她的小娃娃吃奶。关公抽着烟，红壳子香蕉牌的。孙悟空到水沟边去撒尿了。戏台前大人小孩高高兴兴地聚集在一起，卖糖葫芦、麦芽糖的，烤鱿鱼的，当场做棉花糖的，抽冰淇淋的，就是一毛钱可以在飞转的木盘上，用一枝木柄铁针，使劲往板子上一剁，看看打到的只有大拇指头大的一小球，还是打到了一个比汤碗还要大的“天霸王”，足足可以让两三个小朋友吃到肚子痛。
我们还有电影看，附近眷村要放电影了，只需一天半日，大家都闻风而至。自己带着小板凳跟扇子，早早到村子的广场等着。银幕就是一大张白布，四个角分别绑在树上、电线杆上、大石头上……
终于天黑了，电影开演，都是黑白片，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海棠红》还没开拍哪。有剧情片，也有新闻片，但跟宣传片一样，都是跟我们讲政府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懂，依然看得有劲。还有社教片，类似保密防谍之类，也有跟大家说如何养猪养牛的示范片。
只要一起风，银幕就给吹得一下子鼓起来一下子凹下去，影片中的人物一下子胖一下子瘦，小孩便高兴得咯咯咯不停地笑。但不论什么片，大家都爱看，不然要干嘛？
学校里也偶尔会演电影，记得看过《小泰山大战飞人国》，还有许多美国西部片，都是白人英雄打红番的故事。只要救兵到了，小朋友就拍手狂叫，当然，英雄一定是白人。但是放映中常常断电，连电影院也常常演到一半断电，只好等，人人都非常有耐性，影迷很多都自备手电筒，断电的时候，几十只手电筒像探照灯一样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划来划去，还有人吹口哨。那样的年头电影院不禁烟，很多人也乐得休息一下，吸一支烟。也常有正在“跑片”，接不上来，也要等。银幕上打出手写的、用一片蜡烛熏黑了的玻璃片儿，火柴杆子划出歪歪倒倒的字幕：“跑片未到请稍候”。这是说，同一部拷贝要给好几家演，就要雇人骑着脚踏车，后座捆着一盘盘铁盒子装的影片，从这一家电影院急急地骑单车到另一家，赶紧把拷贝送到放映室，同时再把这一家放完的那几盘再急急地骑车送到还有一家。这应该算是今天快递的鼻祖吧？
后来和平东路的菜场上午卖菜，下午就变成了电影院，那个菜场唤作民生菜场，变成了电影院，就是民生戏院了。五毛一张票，跟学校里一样便宜，明天上午又恢复成了民生菜场。菜场跟电影院合而为一，可想而知有多简陋，随随便便钉在一起的木板，处处漏光。同学常常会在民生电影院相遇，便是正在放映，老远也看得清楚打得了招呼。我在民生戏院看过人生的第一部超人影集，当然还是黑白的。看到超人可以明明白白地飞来飞去又力大无穷，惊羡不已。
许多学校也开始在周末举办电影欣赏会了，卖票的。也有让学生自办，一女中就这样，姐姐常常带了明星剧照回家，参考着用颜色笔画大海报，线条准到跟照片一模一样，也许更好看些，她是“宣传组”的大将。
吃得也简单，有的人家小孩子过生日，也只是吃了个蛋，别的孩子不一定也有得吃。便当里，有人带的就是半个咸鸭蛋，这还不算顶穷，还有人只那么一颗话梅压在白饭里。小孩子也知道要面子了，吃便当的时候，便当盖子盖住百分之九十，只露出不得不露出好扒饭的小小空隙。我们家后来长年只吃一个菜，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大块鸡鸭鱼肉，个个孩子都定量分配好，放量的话，动作慢的孩子就要吃亏了。
谁都会想，这样吃，营养够吗？学校怕小朋友营养太差，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许多鱼肝油，第二节下课，就要小朋友去吃鱼肝油，一人发一个米做的、白色而且浅浅的杯子，领到一小杯鱼肝油，腥腥的，小朋友只得捏着鼻子喝下去，然后把那个杯子也吃掉。还要喝脱脂奶粉冲的牛奶，一点都不香。
有的零嘴到今天也许还看得到，如西瓜糖。但是真的跟牛皮一样难咬难化的牛皮糖就不容易见到了，是咖啡色的，盘成小长方形的一条，硬得跟鞋底一样。还有麦芽糖，小贩把一个大白铁盒绑在脚踏车后头，打开盒子，里面是绕了许多圈的麦芽糖，像一大捆白绳子也似，埋在白粉里，有小拇指粗细，一毛钱可以买一寸，卖糖的用一把宽宽的小刀，咔嗒一声切了下来。也可以抽，一毛抽一次，同样的，卖糖的欧吉桑把一个木片轮子使劲地打个转，小朋友就用那枝木柄尖针死命地一剁，看看扎在哪里？结果多半是“一寸”，那是又大又宽的三角形，闭着眼也掷得到的空间。要是想得到一尺，就要掷中比鱼肠还要细的小小空隙，隔出许多大小三角地带的铁丝，却尽可能的粗，让你就是中了，也多半扎在铁丝上弹下来，只得重新再剁。真扎出一尺两尺，就可以绕在手腕上两圈三圈，嘴里甜个一上午。今天中药里的甘草片，当年也是零嘴之一种，可见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大多没有零花钱买零嘴吃，吃的常常是树上摘下来的果子，有芭乐、连雾、龙眼、芒果、番茄等等，当然没有今天买来的甜，却也吃得津津有味。酸酸的酢浆草、微甜的花心，也都可吃。田路的边上，就常常采集得到野果，各种各样，也说不出名字，好像也没有毒，小朋友就送到嘴里吃吃看。
那个时候小朋友有蛔虫的很多，我们都有过，有蛔虫的小孩一眼便认得出，脸上有一小块一小块的白斑。学校就会发打虫药给我们，吃下去灵得很，第二天大号就拉出虫来，白白的一条条，也有从嘴里咳出来的，习惯了，也不觉得可怕。还有一种蛲虫，细细小小的在肛门处蠕动，奇痒难耐，也很容易看出来，因为有此虫的小朋友常常抓屁股。女生留长发，还可能会有头虱，依然用学校发的药粉扑在头发上，再用一块大白布包起来，头虱就会死掉。在还没有这种粉的时候，有人用煤油擦头，据说很痛。有的女生被她们的父母干脆剃光了头发，跟男生一样，同学们笑她们两天也就没事了。多年后有女生把剃光头当做一种正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