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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只有吴伯母跟我两人在家，她怕打扰我读书，一点声音都不出，连客人来了都要蛮夸张地叮嘱：“马少爷在读书哪！”也是江西口音。
她说过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除了吴大成，就是你了。”情真意切，让我暗自想着好歹考上个学校给他们看看，不要再为难谁了。
很难得看到别的一家人是怎么相处的。我见到吴氏父子见面时自然地相拥拍打，开心得要命。吴伯母在下午靠在沙发椅上睡午觉，睡梦中还口口声声念着她孩子的名字。他们夫妻在餐桌上相聚，谈得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孩子，没有一句指责，都是得意跟为他的未来着想。原本我以为父母都是只会责备孩子才对，在经验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家里大人的肯定与赞美。年过六十了去纽约看姑妈，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变得又老又丑啊！这些我都视为当然。吴大成也有出息，学业身体都好，在部队里上柔道课，一不小心就把对方的肋骨摔断了一根，他爸爸赶快买礼物去跟人家赔礼。除了这样不寻常的事情，吴大成从不让父母操心。
我的生活习惯不好，吴伯伯从来不批评，也不要求，总是那么笑眯眯地说些民国人物与掌故，有时也品评时事。我总觉得我不仅是他的晚辈，同时是他的孩子，也是他的朋友。许多调皮捣蛋的事，跟他说，他从不以为忤逆，反而听得乐呵呵的，跟伯母俩笑到不行，一边还说难怪你把你爸爸气坏了啊。真的是有容乃大。
某日上午，刚吃了早餐，不意之间，看到了吴伯伯在为我折被窝。从那天之后，不仅再也不敢让他老人家费事，还特别天天早起，早早地把床铺整理好。
那一年专科跟大学是分开来考的，考大学时我根本没去考场，白交了报名费。考专科之前还有一点读书的日子，大约两个星期，我就拚命读书，但是时间真的不够用，到了第二天就要上考场了，三民主义一页都还没有读，怎么办？吴伯伯只说不要慌，我给你讲讲好了。
于是，他用了一晚上对我讲了一通三民主义，井井有条，成一系统，每一重点都有例证，每个例证又可旁通其他的纲目，纲目与纲目之间彼此相关呼应，十分易懂又有趣味。以后有好一阵，都想把“国父”的照片挂在墙上，因为再读了“国父”的三民主义讲稿之后，已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永远的粉丝。
考试的结果是，我的三民主义得到了我的成绩里的最高分，而我的数学只得一分，据我自己的估算，应是零点六分，阅卷老师奉送了零点四分给我，凑了一分。这一分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任何一门零分，便不录取。我考上了“国立艺专”的影剧科，很不合父亲的口味，也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但是每个周末都回到吴伯伯家，他还给我零花钱。在艺专，我年年可以拿到奖学金，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将就着解决。
吴英荃先生伉俪，是在我逃离制式教育苦海时，最后临门一脚的恩人。
但是，吴伯伯没多久便病倒了，探病者川流不息，提供各式各样偏方者也不少，在眼看不起之际，他居然把大家说的都详细记下，出版了一本偏方集，详列各种药单，附带说明源由，来人便奉送一本。一个人在此际还有此雅兴与存心，应是另类的风流，我看。
吴伯伯因病住院，此事夫妻二人都瞒着在美国的儿子吴大成，怕影响到他的学业，希望他可以顺利拿到博士学位。那个年代出一趟国很不容易，也不可能想想就回国来看看父母。记得吴伯伯送儿子出国，刚刚从松山机场回身，就跟身边的人说，恐怕再也看不到儿子了，不知是他为自己算出来的命数，还是他知道已经病入膏肓？进入台大医院之后，过了大概不到半年，吴伯伯便辞世而去。又过了大约三年，吴伯母去世。
但是吴大成却是在父亲过世许久之后，方才得知父亲已经不在人世的讯息。
爱子若渴的吴伯伯，在病情尚未恶化至不省人事之前，便跟吴伯母预谋，买了一大叠航空邮简，然后依照时间、年月日、季节，以及可能预想得到的种种身边的事物，写了不知道有多少封的信，从吴伯伯无法亲自再写信开始，便一封封、定时地往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处寄发，生怕儿子承受不了父亲去世的打击。在吴伯伯的告别式上，我只听到吴伯母声声的悲叹：
我的儿子没有了爸爸怎么办啊！
这些预写的信居然在所有的亲友配合隐瞒之下，隐瞒了那么久，但爸爸不在世的事实，最终当然还是让吴大成发现了，其痛可知。
这是我见过最痴的一对父母，推己及人，对我也照应得无微不至。
没有他们，我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不会比目前的人生更让我满意。
吴英荃先生过世之后，每周都会有一位年轻的、他生前的学生来拜访吴伯母，一进门就洗手，然后上香，对着灵位三鞠躬，持续了很久很久，那位年轻的学生，就是后来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的徐立德。还有一位，文工会总干事、江西同乡晚辈刘士臻先生，每周定时前来祭拜，对师母依然执弟子礼。历时数年，直至师母去世，又为师母完成葬礼。
在吴伯母的告别式上，我用毛笔写了一篇怀念他们二位的文章，灵前跪读之后，随即火化，是专为他们二位写的，没留草稿，更不想发表。
第九章 此恨绵绵
引子
在青田街父亲的寓所拍的结婚照。小孩子是继母所生的弟弟妹妹。
父亲是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五日去世的，在此之前，在医院里躺了大约三个月。
那时我跟内人都在中广公司工作，台大医院病房里只有他当年的一位“小朋友”洪先生在旁，父亲昏迷了好些日子之后，终于摆脱了他八十年的人世。我们得到消息赶到病房，父亲已经停止了心跳。
就在父亲卧病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接到母校“国立艺专”的邀请，决定回校教书，势必辞去中广的工作。父亲对我最后的认识，就是一个播音员，他从来也没有听过我主持的节目，而我丝毫也不在意。有一次，父亲到日月潭开会，当地的商店老板听说他是某某节目主持人马国光的爸爸，纷纷出来跟他握握手，多看他两眼，他哈哈大笑，不见得是为了儿子有了点名气而笑，他应该觉得实在好笑。的确如此，父亲的成就不是世俗都能看得清的，做了一个媒体人，仅止于出出风头而已，算什么嘛。
我同时在《中国时报》写方块，但也没有跟父亲说，我心知肚明，那真的不算什么，离他的最低标准远着哪。即便是有点想法，也是一点点而已，决非真知灼见。后来有人跟他说你儿子报上有专栏，我想他也不会特别去找来读，反倒是我岳父觉得有这么个女婿蛮体面的。
1976年，得到中山文艺散文奖，同时得奖的还有同校毕业的美术奖得主赖武雄。母校校长朱尊谊、父亲好友石油公司总地质师孟昭彝先生同来中山堂祝贺。父亲的身体看来已经不如从前，三年后去世。
在中广的那一年，我得了个当时还不算小的文学奖，直到颁奖典礼当天早上，我才到青田街父亲的住所去，跟他报告这个消息，我要看看他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请他出席典礼。因为，在报纸发布之前，只有包括我内人在内四个人知道此事，我一个、太太一个、岳父岳母两个。那个奖，实在说，奖金之于我们，比那个奖重要得多，我们正在付房贷，是艰难中找出来的法子。姑且一试，居然那么侥幸。真要谢谢那些不知道是谁的评审。
我看父亲，他的学问我也不懂，但是，他很沉得住气，什么事情好像都用不着大惊小怪。这可能影响了我一生，因而也影响了我的孩子，但这都不表示我们对于自家人的成就不放在心上——也许说“成绩”比较切题。没什么大事的话，就不宜张牙舞爪，这倒是家风。父亲与我，面对面少、话对话少、理解的少、表达的更少，我们父子一场四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申请开除
学校里的功课，我也有读得不错的时候。比如说，小学快毕业那会儿，试卷拿回家，要是在八十五分以下，就惭愧得想哭。父亲那时总是想找时间陪我，要我到他的书房读书，为我在他的大桌子边上摆了一张小桌子。他要是出门回来得太晚，我还是会等他，听到他回家的脚步声，心里就很踏实。他常常把已在床上的我叫醒，一起吃他刚买回来的水果。他明明知道我没睡，只是在等他，他也假装叫醒了我。父亲曾经想当一个好爸爸，他努力过，只是他实在不是这种料儿，就像我总是无法把课业读好。
考取了联考之后，他就天天带我去水源地学游泳，把我交给岸上顾姓卖茶水的人家照应，顾先生的儿子顾汉臣，大我五六岁，也就受父命只管两眼紧盯着我，生怕出意外。我玩水玩到父亲下了课，看着他游了几趟两岸的来回，跟他一起回家，常常还跟着一只大狼狗。
他好读武侠小说，把和平东路口“清华书社”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租来读尽了，要我也读。我的兴趣没有他大，但是父子二人谈《水浒传》、《七侠五义》等时，姐姐在巷口都听得到我们的笑声。
他是会好好地去爱一个不让他烦恼的儿子的，但怎么自己的这个儿子老出状况？读书有那么难吗？一定是故意顽劣，不肯上进。为什么不能让他做一个正常孩子的父亲？只要正常，让他可以像他的朋友跟他们的孩子一样，过有情有趣的亲子生活，该有多好，父亲一定想过。
是的，我教书多年，真的发现，肯不肯读书，也是天生的问题居多。一个人愿意读书时，没有人挡得住他，不愿意时，也没有人推得动。劝学生要读书，依我的经验看，根本没用，读不读，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教书的无功也无过。
初中的时候，父亲常出国，我就松懈下来，功课一落千丈，我是为了父亲才肯读书，要得到他的爱才读读书——是指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