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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父亲应该是把学生带到大后方的最后一位。
这个校长当得如何，不得而知，许多事据说主要都是由教务长处理的。学生当中，国共双方的都有，有冲突的时候会找校长处理，他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件小事，提起来，许多当年的学生依旧回味不已。
流亡学生当中，都是年轻人，还有女生，而一路翻山越岭，有时要在野地里扎营造饭，辛苦不在话下，安全更是问题。那个时候的中国，盗匪横行，城市都不保，遑论乡野山林！
这位校长在出发之前，吩咐学生买了一大捆铁丝，另外再要他们买些大红纸。
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总之，扎营造饭。但是校长却要学生先找一些树枝，在营地四周插好，然后围上两圈铁丝。学生依命完成，校长就让人把红纸取出裁好，以毛笔写上“小心电网”四个大字。大家就只准在这两圈“电网”里活动，谁也不得迈出一步。
果不其然，山匪发现了这么些位老师带领的年轻学生，当然有意打劫，却又见到了几张大红纸写了几个大字，山匪大多是文盲，不敢造次，立刻上山把师爷给请了出来。师爷是认得几个字的，不仅如此，还对于“电网”很有一点儿见识，师爷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便跟山匪头目说，对这个玩意可不要掉以轻心，电是见不着却很有威力的东西，到你知道有电没有电，就太晚了，早让电给电死了。何况，电还有吸力，老远就能把人给吸了去，一吸上就再也拉不开，谁去拉谁跟着一块儿给吸住电死！
头目一听，这还了得！赶忙下令撤退。
我看这是继诸葛亮的空城计之后，唯一而且地道的空城计了，何况并非小说杜撰，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一群年轻的学生，虽然沿途吃了许多苦，终于抵达了大后方的重庆，继续读书。
听父亲的学生说，跟父亲出去做地质调查，睡在野外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严寒有时酷热，还要躲避各种毒虫野兽的骚扰。但是最可怕的还是人。他在中国西南做调查的时候，就曾经死里逃生。
那一次有几个人一起作伴。因为地质学家常常要打标本，都是石块，就得随身带着许多沉重的工具，人力当然背不动，得雇几匹骡马才行。
走着走着，忽然间耳边闻得枪声大作，山腰里出现了十几个骑着马的土匪，飞驰而下，几位学者哪见过这种阵仗？纷纷四散逃命，土匪便一路追赶，鸣枪示警，就在这样的追与逃之间，一位同伴居然中弹身亡！
只有父亲，听到枪声，便站立在原地不动声色，土匪喝令把骡马背上沉重的行囊打开一看，不过是些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锤头，很是诧异，为首的禁不住问道：
“就只带着这些玩意儿，还跑什么跑？”
言下之意，也觉得那位当场让他们给打死的学者死得冤枉。他们问父亲，你们是干什么的？父亲跟他们说了来历，他们一听说是做研究的教授，马上态度转为恭谨。又听说他姓马，这下子更加的热情了，因为这一帮土匪里还有当年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众。忙不迭地请父亲等人上山，当了几天他们山寨里的贵宾，以老虎肉相待。
父亲的学生说，从此以后，马先生出外做调查，一定要求学生，只要一扎好营帐，就得马上摊开所有的工具，晾在帐外，让任何路过的人都看得清楚。防偷防抢，莫过于此。
常常要做田野调查的父亲，上山下海是家常便饭。父亲能够受穷受苦，依然体魄强健心胸豁达，此中必有关联。他的学生跟我讲，父亲做野外探勘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扎帐棚，采撷野菜野果。他能分辨各种植物的特性跟作用，除了基于现实之需要之外，也跟早年在日本的接触有关。
后来我在仙台的东北帝大，发现了他们有个药用植物园，各种奇花异果纷然杂陈，分门别类编卡编号又作说明。怪不得了，父亲应当在早年的时候常常来此地参观学习，他一生除了专心于地质学的研究之外，自然科学，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能吸引他的注意，看来一株平淡无奇的小草，他不仅能够指认出名字，也能对于科目、类别、作用说上许多。我至今对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如天文，依然维持着高度的兴趣，不得不说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虽然他也没有刻意教导。
父亲与台大
第一次进入台大，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也许非常小，小到认不得地方。然而父亲与台大，在我眼中，就是他的一生一世。
父亲称台大为“大学”，他说的大学，一定就是台大。东海成立的时候，创办人曾约农先生三天两头到我们家，个子矮矮的，光着白头，一把长长的白须垂到胸前，是曾国藩的曾孙，长得比曾国藩漂亮得多。好像也是住在青田街附近，望之如神仙。当时我还在上初中，后来想想，他原本的专业也是地质，自然与父亲是旧识，当时常常到家里来，应该是为刚开创的东海大学挖角的。
父亲始于台大终于台大。
刘绍唐先生当年创办《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在整理史料方面的贡献很了不得，特别是由于国共誓不两立、真相十分不明之际，满足了许多人的求知欲。然而我常常想，胡适早年提倡写自传，他自己写了一本《四十自述》，又写了一本《丁文江先生的传记》，然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为自己再写什么传记。
今天要是重新检视《传记文学》的目录的话，我相信，学者的自传不会多，政客、军人似乎要多些，有的就是自己写，或主动，或被动，别人代笔也会写出来。
学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学术方面，前瞻多于回顾，他们看待研究的对象，远重于他们对于自己的关切。钱穆、林语堂，都是在八十岁之后，才写了一点点回忆录，他们不会那么自我膨风，觉得有多大的价值可以写什么传。学者的传记不好写，写出来，容易读的也不多。学者的研究跟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一元的，便是兵荒马乱，生死交关，他们常常也察而未觉。
印象中父亲谈话总是围绕着他的研究与发现，也可以想见，面前的谈话对象大多也是学者，否则人家也听不懂。
我收到过一封父亲的家信，上面只有一句话：“要好好读书 父字”，一共七个字。但是他一生写了一百多篇论文，退休了还是在写，只是难得写家信，他一定觉得家信有什么好写的？不写家信也应该是他与母亲离婚的原因之一。
看他们那一代的人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偶尔知道他们还有研究以外的贡献，难免惊讶不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抗战期间，生活困苦，朝不保夕，但是看看在那个八年十年里造就了多少后来复国建国的人才！虽然名为流亡大学，其实，从房舍到教材、仪器，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却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学术上的人才与成就，不论在哪一个领域，真不见得比现代差。
父亲带过抗日流亡的东北中学，到后来，又参与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大的工作，做得如何，我一直不关心，也无由得知。但是前几年读到了一本书，名为《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在书里，见到了一位我从来就不怎么熟悉的父亲。
从别人的日记，以及相关记载中，读到了去世已经三十年的父亲，生死难辨，悲喜相参。在记载中只要提到了父亲，哪管只有半行，也是一读再读，几疑隔世。哪年哪月哪日的上午还是下午，我的父亲去了淡水，跟某某人喝了几瓶酒，吃了什么菜。某日又跟陈仪说了什么，要求了什么，历历在目，而我的父亲在三十年前已成灰烬。
一般的印象，总会以为台大第一任校长是傅斯年，其实，在傅校长之前，有段非常精彩的历史。
要是所谓“代理校长”也算在其中的话，傅斯年已经是第四任了。第一任是罗宗洛，第二任是陆志鸿、第三任是庄长恭。陆志鸿是被免去校长职务的，庄是闽南人，只做了一年不到的校长。前三任台大校长个个都不想长干，跟现在有的学校校长一职大家抢着要当，甚至还有小动作，很是不同。
第一任罗宗洛校长是最吃力的一任，他要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北帝大，并且创设台湾大学。依日本人的记述，当时在台湾所见中国的接收人员，以台大的接收为最有条理，最有效，也最清廉。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位“接收大员”，我宁愿觉得，我的清廉，我的痛恨贪污，也许遗传自父亲，虽然贪污的机会也轮不到我。
父亲是跟随罗宗洛校长来台的人员之一，他们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同事，又在大后方沙坪坝中大同事，他们在留日期间，就已经熟识，因为罗校长在日本读的第二高师，就在仙台，父亲读的东北帝大也在仙台。罗校长比我父亲只大一岁。
早期，只有罗校长，陆志鸿与父亲比较参与接收事务，之后又有在台的杜聪明、大陆来的魏建功跟苏步青等人。读罗校长在那一段时间的日记，发现接收人员其实大部分的精神、时间，都耗费在跟陈仪政府的周旋中，备极辛劳。南京中央政府则大多不闻不问，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了。罗校长费尽心血，却事倍而功半，亲自到南京争取人事与经费，然而那时大局已不可为，终于留书辞职，再也没有回到台湾。后来在“文革”中他又备受打击，却依然维持了学人的风骨，劲节凛凛，应属中国学人之光，也属台大人之光。
台大的校庆是十一月十五日，台湾许多学校的校庆不是十月十日就是爱挑十月三十一日，如我曾经读过的艺专。三十一日那天是“老总统”的生日，大家就凑趣拍马，不怎么像话。台大是十一月十五日，起因于该日是罗宗洛、陆志鸿、马廷英等，在台大校本部，正式接收日本台北帝大的典礼之日。台大人不可忘记这一段因缘。
父亲同样没有在我的面前提起过他接收台大的这一回事，我只听老教授说过，“令尊对于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