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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向豁然大度，名位钱财全不放在心上，这一回，我猜应当是公家账本儿的来往有了问题，而且他最后发现让人坑了。人最生气的就是让最相信的人害到，他穿着那么轻便，当然是无所不谈的老友，于是分外地忍无可忍，我猜。
到了中大在台复校，是不是该请这一位老中大来当未来的校长？有人这么想，当然他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后来主其事者为戴运轨教授，中大真有福气。
父亲过世之前，病榻上跟我说过两件事，有关当年接收台大的：
日本侨民在遣返之前，有许多事情临时才知道：比如说许多人到了那个时候才发现他们自己该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凡是要回到日本的，允许携带的行李非常有限，于是到处都有人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子。很多的图书也出现在街道旁。
父亲一看机不可失，就大肆买书，不限种类，不限哪国文字。他在日本高师的时候，就学过第二外国文德文，英日文当然也难不倒他。书到底买了多少，我算不出，只记得青田街老家无处不是书，成套的大书到单册的小书，有的有插图，有的无插图。我后来对于艺术特别有兴趣，是由于家里有好几套日本的艺术类图书，包括浮世绘、南画、禅画、西洋画、书道全集、陶器、瓷器、版画、自然科学图录、植物图录……我读到的第一本论语是日本出版的彩色插图本，那个时候还不满八岁。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父亲要把他自己的藏书捐给学校，校方请人来清点。当时父亲正在欧洲做访问学者，“监点”就成了我的事，我也只能管到他的研究室开门关门而已。
点出来的总数有十万册以上。
在父亲的病床前，我谈起小时怎么读那些书的事情，他也很讶异于我居然自己把架上的书拿下来读。其实我读也读不懂，我的不在意读得懂读不懂，是书便爱读，可能就是在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他说，台湾在二次大战末期，遭到美军很厉害的轰炸，台大也未能幸免，校园里弹痕累累。很多的课，得在露天的场地上。中国内战方酣，民穷财尽，大学要点钱办事很难。但是看到了那么多的好书，就忍不住要买，政府不给钱，自己掏钱也要买，很多日本人知道是台湾大学要这些书，也愿意捐，但是他们也非常缺钱，多少也要给一点。那个时候为台大买了大量的书，可以讲大部分的预算都先拿来买书，政府里有人有意见，觉得应该先盖房舍才对，但是他主张先把书买下来再说。政府没有预算，他就自己掏钱。其实，他们当时也相当的穷苦。他宁可让大家先在外面露天上课，图书馆的书一定要准备好才行。
第二件是关于台大医院的事。
父亲病重，非得住院不可，但是当时他早已退休多年，谁也不认得他，他更不认得谁，我们只巴望能让这位退休的穷教授有个床位，便心满意足了。经过老友前台大医院院长魏火曜的公子、也是名外科医生魏达成教授的安排，终于有了个三等床位。父亲说，几等没有关系，一样看病嘛！
他却想起了好几十年前关于台大医院的故事。
他说，大学医院原来是亚洲最好的研究医院，人才好、设备好。他们接收台大，是包括大学医院在内的。
没想到正式去接收台大医院的时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让人给搬光了，我问是谁搬的？他说：“应该是那些兵小子！”是啊，兵小子搬光了医院，怎么办？父亲说道，整个台大医院，只有一个灯泡能亮，其他的可想而知。怎么办？
父亲立刻去找陈仪，依他的说法，是打算去跟陈仪吵架的。陈仪了解了之后，马上处理，没有多久，把所有的设备都给追了回来，还另外补助了一些。
“陈仪不是不讲理的，也从来没有拿过不该拿的钱。”
这是我听到父亲对于陈仪的评论。
陈仪做过福建省主席，当时福建的民政厅长是严家淦，福建原来入不敷出，就有人推荐父亲为他想办法。
父亲受托，就在福建沿海步行走了一趟，同时画了详细的地图，圈出若干可以采盐晒盐的地方，福建省政府便以此图为准，开发了许多盐田，从此财政问题解决了，这应该是他与陈仪彼此共事的开始，并且他们也都是留日的高材生。多年后，父亲有一大本数百页、连带许多图表图画与照片的论文要出版，当时台湾没有够好的英文论文可用的字模，便只得求助当时的“财政部长”严家淦。严部长就只为了他，特别在财政困难时，进口了一套字模给他先作论文排版之用。君子之交，可为佳话。
关于地图，其实很有国防价值，父亲一直带到了台湾，交给相关单位。据说要讲功劳也不小。齐世英先生曾经问过父亲，要不要让他去给父亲从“老总统”那儿得个什么奖励？也许是个勋章之类。父亲婉谢了他的这一番心意。
父亲担任过台大地质系第一任的系主任，我只知道，有一次他从田野调查回来，发现他主任室的东西已经被人家搬出来放在外面走廊上，他的系主任就是这么样没有再干了。又过了没几年，他成了第一届退休的公教人员，当时可以说只有退休没有退休制度，父亲再婚才两三年，又有了孩子，猝然之间陷入极度贫困，而我的能力也有限。晚年的父亲常常怕台大会把他从宿舍赶走，一点风吹草动，就要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弄明白，好让他放心。
父亲是在台大医院去世的，叨蒋经国先生之光，后来住到了头等病房。他与许多政府高官都是旧识，他们也都来探望，但那个时候我看父亲已经难好了。他当大官的老朋友的确不少，父亲没事不会找他们，有困难就更不打扰了。他死于胃癌，但我总觉得他是穷死的，一个穷死的学者。
第二章 生死情怨
引子
母亲是辛亥年生人。这是母亲一百岁时摄于崇文门东大街前的公园。
来去如风的婚姻
据同母异父在北京的弟弟章立凡跟我说，妈妈是后来又去大后方重庆找父亲的。为什么在天津没有成婚？为什么分开？为什么又合到一块儿了？在北京的母亲已经九十九岁了，耳不聪目不明，我不好再问这样的问题。父亲过世了三十年，想问也没得问。这么说，他们的姻缘恩怨，我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了。三○到四○年代出生的人，对他们的父母前半生不明白的很多，也许是太痛苦，也许是太纷乱，军阀割据、对日抗战，加上国共的对立，处处也都可能有难言的禁忌。说出来，于事无补，却可能增加麻烦。父亲一生不提母亲的名字，心中一直暗暗地痛，也许是要彻底忘掉，他忘了没？就是有一天真的在另一世界会合，我也同样不忍问。
母亲是单身去重庆找父亲，当时对日战火连天，她从沦陷区到大后方，应该很不容易，她不会不爱这位有名的学者，这一点我猜得出。她的第二任先生章乃器，也是书读得非常好的人，而我在大学任教，她也视为有出息的表现，弟弟曾经经营企业，也做得不错，她却不以为然，总觉得不必要赚那么多的钱，继续用功读书才对。她私下跟我说，谁要他去赚那么多钱啊！我也不好跟她说，吃教书饭跟读不读书无关，教书跟有没有出息也无关，有钱也没什么不好。何况弟弟也是一位出色的评论家，同样的满室图书。
到了重庆沙坪坝的中大找到了父亲，看来两人的确都同意要结为连理，可是成家的条件很差，那个时候国民政府一穷二白，常常接连几个月发不出教授的薪资。要结婚，父亲连筹备婚礼的钱都没有。
但是父亲的人缘很好，许多朋友就说，钱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们替你想法子就是了。几月几日，你就来结婚，人到就行。
没想到这么省事就能当的新郎，却也出了岔子。
眼看没几天就要行婚礼了，父亲居然不见了。这可不得了，喜帖已经发出去，而且新郎官已经四十多岁，吃喜酒的多是同辈，早就想给他们好好地热闹一番，准新郎节骨眼儿上失踪，非同小可。大家议论纷纷，但是多半宁愿往好处想，那……莫非是想逃婚不成？这一点我也无从查考。总之，后来是把父亲让人从一个什么地方给拽了出来。想来这几天，马上要当新娘子的母亲，心中一定窝囊得要命。
据父亲说，他是做研究太入神，忘了这件事。
真的吗？
他做研究太入神，早就广为人知。有一则故事是他亲口跟我讲的：
他在当研究生的时候，一进研究室便不眠不休，到底在里面拼了几天了，他也不知道。
“那吃饭的事情怎么解决？”
他的办法是让那位他带到日本的厨子帮他做好几十个馒头，装在面粉袋里。在里面只喝水吃馒头度日，其余的时间都在做研究。做到精疲力尽，出了研究室的门，只一两步，倒在地上也能睡着，根本用不着回去睡。事后偶尔人家问，你做了几天研究？
“六十个馒头！”他回答。
有过这种经历，结婚这种事也能忘，我少年的时候听长辈说起，就信以为真了，但是自己成年后再想，相信他也可能不想结这个婚，至于为何不想结婚，却依然不得要领。
父亲一生大而化之，这倒是公认的，然而到我长大，自己也当了家之后，渐渐发现父亲一点都不糊涂，他事事明白，心细如发。在病床上，句句话都能逗得护士小姐大笑。达官贵人来看他，他的应对从容大方。可举一例：
有一回，“老总统”请了许多教授吃春酒，不免会问到大家有什么宝贵的建议没有？大家多是客客气气，只是谢谢便罢。他却趁机表达了他的一个想法，他表示小学教科书的插图最好是彩色的，因为科学跟艺术都只有彩色才能表达得清楚。
以后小学课本的插图果然改成了彩色，是不是父亲的功劳，也是不得而知。这在当时政府预算中不大不小，就他的立场来想，一定事先思索过，掂掂分量，说出就要能见效，又不可让“总统”为难。我知道他对国民党是不以为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