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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仅举数例，御医的甘苦就可略知一二：
（一）宫中治病，皇家对于疗效至为强调。倘若治疗效果不佳，皇帝常予以严词申斥，重则受到严厉惩处。如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十一月二十四日，太医院院使孙之鼎等奉旨治疗正黄旗内大臣颇尔盆痔漏复发症，病势已窜至左右臀，内通大肠，散发一股恶臭，浓血每天可流一碗，病情十分严重。孙之鼎等御医束手无策，只得如实奏报。康熙帝对此非常不满，在孙之鼎所呈的奏折上朱批：“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如此一批，御医又如何经受得起。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太医院院使刘裕铎领旨治疗侍卫内大臣伯依勒慎伤寒发疹之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加重，刘裕铎急忙上呈奏折报告皇上。乾隆帝闻讯，立即降旨内务府总管大臣王常贵：交给他们一个病人都治不好，你提防着点，去守着他们，看是如何治病的。显然乾隆帝极为不满。又如光绪帝死前一年间，因病情复杂，太医久治不愈，而光绪本人又怨天尤人，时常对御医恶语相加，发泄不满。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他在自述病原中谕示：“近来耳堵鸣响，日甚一日，几不闻声，屡服汤药，寸效全无，名医伎俩，仅止如此，亦可叹矣！”此类恶语，比比皆是，足见光绪帝求愈心情迫切，也说明宫中御医治疗效果不佳时，所受申斥之严厉。显然，宫中对于治病疗效特别强调，御医治疗不能敷衍了事。
（二）清代的皇帝大多以知医自诩，有关的朱批或御旨，在清宫医案中随处可见。对处方用药，动辄指责，太医纵操神技也只得勉为其难，遵旨施治。如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七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御医张献等人治疗武英殿赫世亨疾病的奏折上朱批：“理气健脾丸药，有补脾助消化之效，着每日早晨将一钱药以小米汤同时服下，想必有益。着由御药房取药试用。除此之外，禁止服用其他补药及人参等。”自然，病后调脾及防止滥用人参均有合理之处，但其论示不合医理，御医又怎么敢不遵旨照办。皇帝开方，也并非全都不合医理，也有凑巧治好顽症的时候，如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闰五月初九日，对医术颇有研究的乾隆帝得知大臣梁九功额头生有一个黄豆大的疮，亲自朱批下药：“着速用黎峒丸。”不久，梁九功就痊愈了。再如光绪皇帝对把脉开药就属于一知半解。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八月的一天，光绪帝在御医给他自己开的处方上写道：“若常用热剂一味峻补，恐前所发之恙复见于今。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麦冬、菊花、桑叶、竹茹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两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此类光绪帝钦定的药方在其脉案中随处可见，当时不管是否对症，御医也得遵旨使用。
（三）当然，御医进剂获效，皇帝也褒奖有赏，以资鼓励。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三月二十三日，太医院院使刘裕铎治好了大臣侯陈泰的伤寒病，雍正帝特意降旨：侯陈泰病症难为，经刘裕铎诊治痊愈，着赏记功一次。皇帝有赏，自然有助于日后的加官晋级。可就是褒奖，其处境有时也并非全如人意。给慈禧太后治过病的薛福辰就是一例。薛福辰本是江苏名医，慈禧患病，应召入京。经精心治疗，效果颇佳。慈禧病愈后，特赐“职业修明”四字匾额，赏赐给薛福辰。大功告成，本应载誉回籍，但是“老佛爷”却不准他即时出京，因为在慈禧大病初愈之后，还须旧恙全无，方许报安，这叫做请太平脉，他只得在京耽搁下去。不料其间，小女竟在家乡染病身亡，薛福辰悲痛万分，有言难诉。“伴君如伴虎”这句话，放在薛福辰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对清宫医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一致认为：清代御医，大多是医理精通，经验丰富，独具特色的医学家，曾为祖国医学宝库添加了光彩。清宫医案不仅吸收了历代名医经验，而且荟萃了民间验方的经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清代宫廷医疗与保健档案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是开拓继承发扬我国传统医药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相信必将会有广受欢迎的清宫医案被开发出来，造福亿万大众。
第四部分
第71节 金榜题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千百种清代档案中有一形制特殊的档案：二十几米长金黄色纸上，满汉两种文字墨书着皇帝的制书及某某皇帝某某年殿试考生成绩排名，正中赫然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着巨大的“榜”字，年月时间处落款郑重押着“皇帝之宝”。
这就是“金榜”。
金榜，或称黄榜，皆因其书写于黄纸上。又因为它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榜文，也有人叫它“皇榜”。金榜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中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成绩排名榜，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见证。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代知识分子人生成功境界的顶峰。然而，要达到“金榜题名”，却非易事。在辉煌的金榜背后有着种种离奇古怪的关于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悲欢故事。
中国封建时代，“入仕”基本有两个主要渠道：秦汉时期实行“举荐”，任官以德能为主，层层推举“孝廉方正”。魏晋以降，门阀、宗派、裙带等现象日炽，举荐制度的公正与纯洁受到挑战，推行日难。隋、唐间，政府开始尝试公开考试任官，这种方法称“科举”。之后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直至清末。
“金榜题名”是科举时代读书人成功的一个标志，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要通过漫长的层层考试与淘汰的磨练。
考童生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清代，任何一个立志走科举正途（当时人们称科举出身的人为“正途出身”）的人，童试前社会身份为“儒童”，俗称童生。童生考试一般要经过三次正规的考试。每年二月童生汇聚县里，参加“县试”。届时童生先期向本县署礼房报名，填写姓名、籍贯、三代履历以及相关保结，而后准考。考官通常为本县知县。县试一般考五场，每场一日。录取名额以县大小定十名至二三十名不等。县试后，四月间，童生赴州府，参加“府试”（直隶州、厅试同）。府试考官为知府，或直隶州、直隶厅同知。录取者获准应考院试。院试考官为各省学政，每年例行巡视下属各府县学“临案观风，出棚考试”。院试通过后，士子的社会身份便由“童生”变成“生员”，俗称“秀才”。
做到秀才，可以说在科举道路上已迈出坚实一步，其社会地位与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有所变化提升。清代秀才享受一定优惠政策，顺治皇帝在顺治九年（１６５２）时明确谕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除丁粮，厚以廪糈”，“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也即是说：秀才可以“入泮”学习，为下一步参加举人考试做准备。官学中士子一切费用由国家支付。此外，秀才的官役与差徭也被一一免去。如果秀才触犯刑律，官方在量刑时会比普通百姓要轻。
清朝定制，每逢子、午、卯、酉之年为乡试的“大比之年”。乡试通常在八月举行，故称“秋闱”。考官一般由皇帝钦派。考试地点在各省省会的贡院举行。大清帝国乡试分两京（顺天、南京）十三省，加起来全国共有十五个乡试考场（后来变成了十六个）。参加乡试的秀才每省都在几千人，有时甚至还会发生考贡院内考试场地不够用的情况。嘉庆九年（１８０４），由于宗学一体参加顺天乡试，原顺天贡院的九千一百多个号舍不够用，监试署给事中皂麟等上奏说：“本年科举共九千二百余名，又因三场并试翻译四百余名，不敷坐用。因将弹压等处席棚编列坐号，防范难周，恳请将翻译乡试更定日期。”乡试为典型的封闭式考试，届时贡院内外戒备森严，院中建有明远楼，四隅也有t望楼，人在楼上全闱内外形势悉在目中，可随时稽查士子有无私相往来，及执役人等有无代为传递关通之弊。士子入场后，关闭大门，高墙与外隔绝。围墙上遍铺荆棘，内棘墙高一丈，外棘墙高一丈五。在顺天，顺天府会派巡察御史满汉各六名，及五城兵马司率领兵丁往来巡视；而在各省，督抚派军队于四周各段驻守巡逻，以防干扰与作弊。参加考试的秀才们每人分到一单间考屋，称“号舍”。白天应试晚上睡觉，尽在其中。乡试通常要考三场，每场三天。每场考试中间秀才不得离开“号舍”半步，因此考生要备足干粮浆饮。当然不许随带违禁药品。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湖南乡试时，有谢增生等两位秀才，偷偷将鸦片烟枪带进了考场，被发现后受到重处。
乡试通过者，称“举人”。举人便获得参加每三年一次在京举行的会试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一考，一般定在每届乡试后的第二年（定制丑、辰、未、戌年）春季。各省举子入京赶考，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举人水脚费”，并由各省提供举子们插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