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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急流直下的川水还要严重。河川被堵就会决口泛滥，即便有再多的战士抢险救灾，也肯定会伤害很多人啊；对于国民的议论难道不是如此吗？正因为如此，治水的人便要排除淤塞，使其畅通；统治人民的人便要引导民众，允许他们广泛地发表言论。
这就是典型的因事而论，视事而言。邵公虎通过类比的手法，以极其简练的三言两语，把“危国”事情的严重性解释得既得体又清楚（当然，这里也蕴含时机把握的分寸），使得这个以暴政著称的周厉王从中知得了“防民之口”所“利”与所“害”，不但不杀邵公虎，而且立即改正了自己的谬误。可见在关键时刻，视事而言分寸的把握有何等的重要！
也许有人会觉得前面所谈的事例离我们现实生活太远，“邦”也太大。殊不知即使你所处的是一个小小的团队，或是一个“三人制”家庭，同样也会有许许多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让你去面对，同样有你必须说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对事件本身的分析，你就很难正确地把握说话的分寸，你所处的团队或你建立的家庭很可能就因为你“不慎”之言而跟着倒霉！
嘴碎侃爷无金口社会上有两种人最讨人嫌：一种是漏勺似地嘴碎的女人；一种是没事找事胡吹神侃的男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是这帮人“说事”的天下。他们最大的共性，就是不管大事小事都能饶起舌来。在侃爷们嘴里，天下就没有他们不知的事，世上就没有他们不敢骂的人。他们碎些什么或侃些什么，用16个字可以概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支离破碎乌七八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以侃代乐，侃晕了拉倒。社会上有很多被歪曲了的事实，往往就是出自这号人之口。至于他们真正的能力究竟如何？天晓得！
碎嘴侃爷如果真的只会“侃晕拉倒”的话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还乐于对过眼之事指手画脚乱加指责。盖因“碎功”或“侃功”了得，所以一说起话来，总是让人听了备感窝火。听者一旦窝了火，双方就会出现磨擦，就会平生事端。比如前些日子，在江苏南京就发生了一起因侃爷碎嘴没事找事，结果双双挨揍的事件。
侃爷张某与其妻刘某本是从苏北到南京的搬运工。某天下午，夫妇俩将货物运到市第二果品市场。在等工钱的过程中，张某见货主不停地清点货物，难挨之嘴便痒了起来，他说了一句：“箱子都数不清，大脑少根筋哦！”话音刚落，货主就恼了，他回过头来朝着张某双眼就是一拳。站在一旁的刘某又再叨了一句：“你们不会讲话只会动手打人呀，这话要是你们的头儿说的，看你们怎样？”这下把在场的所有搬运工都惹火了，一起冲上来对张某和刘某一顿拳打脚踢，直打得夫妇俩鼻青脸肿。行凶后，这伙人迅速消失……
动手打人当然要受到谴责。但事出有因。因在何处？碎嘴侃嘴中伤他人。其实，现实生活中不知有多少人正是因为自己“嘴痒”爱碎嘴胡侃，而屡吃拳头或类似于拳头之类的亏的呢。我看他们没什么好抱怨的，要抱怨就抱怨自己愣有那张不知分寸、没事找抽的碎嘴侃嘴了。
要让说大话者闪闪舌头本来，爱说大话的人并不见得就是一无是处。按人们平常“该说话时就说话，该闭嘴时就闭嘴”的说法，有时候说点儿大话，还真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比如冯铨，他能“一心事二君”，老而全身退之，其功夫就全在一张嘴上，其中的大话自然是少不了。可见，说大话要看针对的是什么事，要先想好大话当说不当说。
在“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当今时代，说大话差不多都快成为一种时尚了。只是人们在听大话之时或多或少地都学会了留根筋就是了，毕竟说归说，信归信，你要是不愿意信，说大话者也不会逼着你信的。问题是，许多事经人以三寸不烂之舌吹成了泡沫，竟还是不鲜见轻信者。
先看商界，例如国内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就有许多人不顾消费者把买房当作人生大事来抓的利益，毫不讲究视事的分寸，屡屡冲破道德底线，大量雇佣巧言令色、油腔滑调的说客，对所开发的房产进行“兑水”“注水”式的宣传，说大话，吹肥皂泡，搭花架子。然而这还不算最没分寸，更没分寸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向社会提供虚假信息，开空头支票，或借助同样有失道德底线的媒体，大搞无中生有的商业“炒作”，“以烂为菜”的污染炒作，甚至以报道为由的“新闻炒作”，狼狈为奸，坑害消费者。现在很多消费者算是被这些无分寸、无度的房地产骗售行为折腾怕了，因此大家对这一行业也就提高了警惕性和维权意识。人们的警惕性和维权意识越高，那些爱吹泡泡、讲大话、混淆视听的人的空间就越小。不是吗？
除商人外，人们最痛恨的恐怕莫过于官员说话不实事求是。比如有的官员官不大，口气不小，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答应。表面上，这些人好像是干脆利落、雷厉风行，结果什么事也没办成，实际上是一种不知分寸的失职。比如有的官员政绩平平，却也敢以吹出来的泡沫“政绩”向上级“交差”，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宋代柳宗元有一句名言：“言而无实，罪也。”柳公把那些无事实根据的话，也就是不负责任的话视为犯罪，真可谓谨记箴言。凡夫俗子也好，商人官员也罢，长于“说”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用“分寸”二字管好自己的嘴，惟其如此，你才会过得塌实、从容，而且也无需为哪天因为说话失了分寸而闪断舌头忧虑重重了。
对象是分寸的变色龙
韩非在《说难》和《难言》中指出，极富才智的人向圣贤的君王进言，也未必立刻就能明白接受，何况智慧的人向愚蠢的君王进言呢？由于双方认知的能力和条件存在一定差距，受言者自然不会接受。
无庸讳言，在中国古代，臣子的话只要君王不愿意听，轻则可被认为是诽谤、诋毁，重则要面临死刑之灾。因此，韩非认为，说话之困难，“不在于我的智慧能否使我有想法向君王进言；也不在于我的辩说能否申明我的想法；更不在于我能否敢于竹筒倒豆子似地把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进言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言对象的心理。
“如果对方重视名节，我却用利益来进言，必然遭到对方卑贱的待遇而疏远之；反之，对方重视利益，我却用名节来进言，对方肯定认为我不务实际而疏远之；一个表面上看重名誉，心里却恋着利益的人，我用名誉进言，他必表面接近我而暗里疏远我；我用利益进言，他必表面疏远我而暗里亲近我。这真是进言者哭笑不得的尴尬处境啊！”
鉴于如上的论点，看人说话便自然地成为了古往今来众所赞同的说话准则。在这种准则下，同样一句话可能会出现两种表达方式：一是掐头去尾添油加醋；一是变换着词儿说。第一种毫无疑问是有意识地改变说话的目的，因此也是最容易失之分寸的；而第二种情况则比较复杂，需依据具体的语言具体定性。汉语言文化丰富至极，什么话都可以有两说。比如同样是表述一个人独立完成了一件事情，亲者说他“独立性很强”，仇者说他“个人英雄主义”；比如同样一个人做出某项决断，拥护者说是“力排众议”，反对者说是“独断专行”。更有趣的是，有的以批评者的名义出现，却能轻而易举地变成歌功颂德；有的以表扬者的名义出现，却能被视为恶意的奉承。看来，说话之难，难就难在对象可以犹如变色龙般揣摩说话者，你若一言面对所有人，那就算你“不会说话”了。真正的“会说话”者依照人物对象的不同，同样的事在他嘴里通过语言的稍稍一把玩，在机巧的偷梁换柱间，语言这东西真成了地地道道的变色龙了。而且你还真难从这种“变色”中找到什么分寸的失度之处！
果真如此吗？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只能从说话者在关键的搭用词使用方面所能反映的褒义或贬义中去探究。比如某领导请惯于阿谀奉承者提意见，大抵会得到“您总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每天早到晚回”之类，这叫什么批评？又比如有媒体来单位搜集某模范领导的典型材料，逢得不满者，其颂扬词大抵会得到“他有很多事总是抢着自己干，当他在医院疗养期间，还亲自到单位来领工资”之类，这叫什么表扬？
可以这么认为，带着褒义的批评和带着贬义的表扬并不是困难的事，只要你不想实事求是或不敢实事求是，只想看人脸色说话，那么你就能当好一个“分寸”的把玩者。无论你想借批评把一个人捧上天，还是想借表扬把一个人陷入狱，从表象上看你好像都能做到既不失分寸又能游刃有余。但偷梁换柱终究偷梁换柱，偷梁换柱在逻辑上也许可以诡辩，但就分寸本身而言，它实质上已经玷污了事件内在的纯净。也就是说，依对象不同而采用偷梁换柱的说话方式本身就是最没分寸的说话方式。
前面讲的是说话用词偷梁换柱与分寸之间的“变色”关系。接下来我要指出的是一些习惯在人前总以“我讲的都是实话”自我标榜的人，殊不知，此话的言外之意恰恰说明此人是好讲批评话和专揭别人之短，甚至是靠在他人面前卖嘴皮子吃饭的人。他们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分寸失尽！这种人的所谓“实话”，实质上就是对自己所讲的每一句假话的“真皮”包装。有了这种包装，他们便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轴心，要么哗众取宠，要么求全责备他人，要么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从中渔利。
再有一种就是一些有点儿身份的人说话时不重自己身份，在评论他人时喜欢拿腔拿调地胡言乱语，制造矛盾。从根本上说，他们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即使说别人，其真正目的仍然是要让对方了解甚至注意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