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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了，周朝人看上去也像当年的商朝人一样对老天爷顶礼膜拜，而且写个诗啊、训个话啊，处处都把老天爷挂在嘴边。这样看来，周人真的是老天爷钦定的新一代选民吧？
可是，世上之事，最怕的就是有心人。偏偏就有一些有心人研究周人的历史文献，发现问题了：奇怪呀奇怪，周人怎么有时候特别强调老天爷的力量，有时候又对老天爷不大上心而更看重人民群众的力量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再往下研究，终于发现蹊跷了：周人在对商朝遗民和外族人讲话的时候，通常都会老天爷长、老天爷短的，可在对自己人说话的时候，就很少再提什么老天爷了，内容都是非常现实的。
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周朝统治者的意思是：老天爷还是要一直顶礼膜拜下去的，可这是做给外人看的，咱们自己人可千万别当真了！我们统治万民，要关注的是民心向背。
——可骗人这种事吧，骗来骗去，很容易把自己也给骗进去了。周人子孙万万千，传国十几代，自己人也没少被绕进去的，这就需要有明白人不时来给提个醒。前文介绍过的齐国的好总理晏婴就有过这么一件“提醒”的故事：
齐景公生病了，一病就是一年。国际社会按惯例要慰问一下，当时没有电话、电报，所以这类事情都要靠使者来办。齐景公卧病时间也太长了，这个国家的慰问使者还没走呢，另一个国家派的使者就又来了，这么一来二去的，齐国的国宾馆全被各国的使者住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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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猜猜梁丘据下面会说什么？
不少人肯定会说：“这还用猜！他肯定下面要说的是‘我恐怕您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错了，梁丘据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我恐怕国际影响不好。”
很奇怪吧？谁没有个头疼脑热的，就算国君卧床的时间长了些，再怎么有问题也不至于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国际影响吧？
——这又是我们用现代的观念来想古人了。古人有这样一种认识：生病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因为你造了孽了，所以老天爷派病魔下来罚你。如果国君一向行得正、坐得直，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那就不会得什么大病的，而且，就算真得了病，好好求求老天爷，好好拜拜老祖宗的牌位，神神鬼鬼们消了气，你的病也就好了。可现在齐景公面临的问题是：都整整一年了，神神鬼鬼们还没消气呢，这让别人瞎猜起来，肯定认为齐景公造了不知多大的孽呢。各国使者现在可全在齐国待着呢，大家七嘴八舌这么一传，齐景公要再想保持一个光辉形象可就难了。
梁丘据给齐景公出主意：“为了保持您老人家的国际形象，我建议，把祝史给杀了！”
祝史是谁呢？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祝史不是人名，而是职务，而且严格来说是“祝”和“史”两个官职。“祝”是祭司官，“史”是史官，古代巫、史不分，司马迁曾经担任过的太史令就是这么个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发牢骚，说自己这么个小小太史令，和占卜、算命、跳大神的是一类人，无非是给皇上消遣的。当然，司马迁这是牢骚话，有点儿过，而且又是汉朝的事，一般来说，祭司和史官的身份越往古代就越高，越是后来就越没人待见。当然，祝史和贵族们还是没法比的，《礼记》里就把祝史和弓箭手、马车司机、医生、算命先生以及各类工匠归为一个阶层，说这些人都是技术型公务员，他们既不能兼职做其他事情，也不能改行。
梁丘据为什么要杀祝史呢？他的理由是：我们可以说是祝史没把祭祀工作做好，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失职，这才导致了神神鬼鬼们迁怒于齐景公，让齐景公的病一直得不到痊愈。一杀祝史，各国的使者们就会相信原来齐景公的病不是因为自己造孽，而是因为祝史渎职。
——看，要想在古代官场上吃得开，你得懂一套独特的官场逻辑才行。
齐景公一听，立刻笑逐颜开：“高！实在是高！”
快乐一定是要和别人分享的，齐景公得找个贴心的人来分享快乐，谁最贴心呢？——晏婴。
晏婴一边听齐景公眉飞色舞地说着，一边心里痛骂：“梁丘据啊梁丘据，你小子可真够阴损的！不行，这事我得管！”
晏婴当下引古论今，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大意是说：“您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再怎么侍奉鬼神也没用，老天爷嫌弃您，老祖宗也恨您，祝史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咱们齐国的情况是：官吏太坏了，关税太高了，禁令太多了，税收太重了，老百姓骂娘了。如果祝史的祈祷真会给您带来福分，那老百姓的诅咒也一样会给您带来厄运。而祝史他们就那么有数的几个人，再会求福，也赶不上齐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诅咒的力量啊！”
齐景公一听，再一捉摸：“还是你说的在理，那我就不杀祝史了，还是多花点儿精力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吧！”
晏婴的思路是周人一种典型的天命观，意思是说：即使老天爷和祖宗神灵鬼鬼怪怪们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他们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他们和人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像商朝人普遍认为的那样：老天爷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不管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应该认命。
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人那种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做法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下来，但麻烦在于：这种事是经不起较真的。可学者治学却必须是要较真的，怎么办呢？
秦始皇的办法是：杀！
汉景帝的办法是：划定学术禁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统治者的这套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功夫你们知识分子自己心知肚明就完了，谁也别把这层窗户纸给捅漏了，那样可对谁都不好！
所以，在打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对的，伯夷、叔齐是错的；等打完天下坐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错的，伯夷、叔齐是对的。这个问题只能分别来看，不能连起来看，连起来一看不就自相矛盾了么！
——所以，伯夷、叔齐的耻食周粟和武王伐纣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在整个专制王朝史上也一直都是一个很让人尴尬的话题，是可以泛泛而谈却无法深入探讨的。现在我们回到《孟子》文本，公孙丑向老师请教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我们现在就该明白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分量有多大了！孟子当然绝对支持周武王所代表的天意和民意，但他又该怎样论述伯夷和叔齐呢？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介绍过了伯夷和叔齐，再来说说伊尹。伊尹是帮助商汤开基立业的一代名臣，伊尹之于商朝，就如同姜太公之于周朝。关于伊尹的生平，有着很多的传说。有的说法是，他有着不错的出身，后来为夏朝的末代暴君夏桀效过力，又投靠了商汤王，后来又改投了夏桀，后来又改投了商汤，如是者一共五次。如果现在有一位职员在两家竞争的公司之间也这样来来回回，肯定被同事们骂死不可。另一种说法是，伊尹出身卑贱，是个奴隶，在商汤手下担任食堂里的大师傅。有一次商汤不知怎么溜达到厨房来了，伊尹借这个机会用烹调的道理比喻治国之道，一下子得到了商汤的重视，被破格提拔，终成名臣。孟子是支持第一种说法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公孙丑的那个问题：“您怎么评价伯夷和伊尹呢？”
孟子的回答是：“这两人的处世之道大不相同。伯夷的做法是：不效力于看不惯的君主，也不领导不让自己喜欢的老百姓，遇到好世道就出来做事，遇到坏世道就脚底下抹油。伊尹的做法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主子手底下都能做事，不管是什么样的老百姓都能领导，遇到好世道就出来做官，遇到坏世道也一样做官。”
孟子接着说：“我教书是买二送一，我再额外给你谈谈孔子的做法：孔子是能做官就做，不能做就辞，能长干就长干，该卷铺盖卷的时候也毫不犹豫。这三位都是古代的圣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呵呵，虽然我们不一定都学得来。”
孟子这是从一个侧面来讨论这几位先贤，至于最敏感的“伯夷和叔齐的正义性”的问题，这时候却没有触及。孟子后面会不会说呢？等着往后看吧。
公孙丑接着问：“老师，那您在这三位圣人当中最想学习哪一位呢？”
孟子说：“那还用问，我最想学的当然是孔子。”
公孙丑真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生，接着又问：“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圣人，他们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的么？”
孟子说：“他们虽然都是圣人，可水平却还是有高有低的。孔子是圣人中的圣人，自从有人类以来，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有孔子这么牛！”
“哦，”公孙丑点了点头，“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孟子说：“他们的相同之处是：如果能有一片方圆百里的土地让他们做国君，他们都能够从此起家，使得诸侯朝见，最后一统天下。还有一点相同之处是：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孟子对“相同之处”说了两点。
其中的第一点，就是孟子一再抛出的仁政说——“百里小国可以一统天下”。
我们在“梁惠王篇”里已经看过多次，孟子的这套理论在游说诸侯的时候虽然屡屡让听者怦然心动，可等人家脑子一冷静下来，也都不会拿它太当一回事。那么，会不会有人觉得好奇呢，这个“百里小国可以一统天下”的说法难道从来就没人接受吗？
——还真有人接受过，孟子的后学荀子就赶上过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