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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富裕，唯独不能让自己富裕吗？圣人才能做到这点，可管仲不是圣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人性角度来看，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没什么不同，他不比我们更高尚，他也像我们一样追求利益，想挣钱挣得多些，想日子过得好些，也像我们一样贪生怕死，有很多私心。不知道管仲是不是像孟子主张的那样把私心“推己及人”扩大到整个齐国，反正人家客观上确实是达到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目的。
管仲在事功上做出的成绩是任谁都没法否认的，可他如此“人性化”的为人却让不少儒家学者们感到非常不快。我在“梁惠王篇”里讲过，齐宣王向孟子坦诚自己贪财好色，其实这正是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而管仲的一生则是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东西方对于政治领导人的人性一面后来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西方倾向于承认这种人性，认为领导人不比我们普通人更加高尚，认为在人性上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需要靠体制的完善设计来限制领导人可能出于人性而做出的出轨行为；而中国人则在儒家传统下要求统治者“正心”、“诚意”，靠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来克服人性的种种弱点。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一直在呼唤明主，老百姓一直在呼唤清官，却很少有人（并不是没有）会想到呼唤一个能够不依赖明主和清官的好制度出来。
而且，古代中国人的政治蓝图即便涉及制度，通常也都是纵向结构的，是由上而下的，这就导致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最高领导人的脑袋。大家很少想过横向的制度设计，也很少想过这世上是不是有些制度是能够自动运转的。
——我觉得，儒学在这个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走错了路了，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想要复兴儒学，嗯，即便真要复兴，最好也拜托要有选择地复兴吧。
说到制度设计，我倒想起外国有个老哲人罗尔斯做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有一个立法委员会，委员们正在为一个未来的社会做着法律与政治体制的设计工作，当这项工作完成的时候，所有的委员都会同时死去——呵呵，别急，他们是不怕死的，他们死后还会在被他们进行过体制设计的那个社会中复活，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虽然可以复活，却无法选择复活后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醒来之后，有人会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社会中是个议员，有人会发现自己变成了医生，有人会发现自己做了教师，还有的人变成了清洁工、下岗工人、士兵，甚至从男人变成了女人，从大人变成了小孩。罗尔斯说，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个立法委员会在做体制设计工作时能做到最完善、最公平，不然的话，当你在新社会中苏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处处受人欺负，还没有任何渠道可以让你伸张正义，那滋味可真够受的。
这个比喻还能给我们另外一个启发：无论是个人的提高还是社会的进步，内因的作用通常都微乎其微，而外因的作用却至关重要——人总是被逼着往前走的。
再举两个例子好了。一直有种流行的说法，说我们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这个发明很伟大，可外国人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洋枪洋炮，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却只拿火药做了爆竹；我们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这个发明和火药一样伟大，可外国人拿指南针发展了大航海，我们中国人却闭关锁国。
——这种说法我都听了好多年了，它非常流行，当然，用它来激励我们现代人倒也不坏，可问题是，它既没有把事情讲对，又没有触及到稍微深入一些的层面。
中国人在发明了火药之后，虽然拿它来做爆竹，但它在军事上的应用其实是非常多的，我们的祖先为了打仗能赢，发明了很多的火器，技术不断进步，到明朝的时候，连火箭炮都发明出来了，而且火器也从来不乏在实战中的应用，甚至，就连民间使用火药都远不止是些个过年才放的爆竹，比如，元朝的时候，老百姓上山打猎，腰里就挂着手榴弹。那，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的火器就比不上洋枪洋炮呢？先看下一个例子——
讲“梁惠王篇”的时候说过，朱元璋列过一个“不征之国”的清单，他觉得中华大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犯不上去打那些盐碱地，让他们“万国来朝”不是很爽么。他的想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大一统的时代里，周边几乎从来都没有过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能和中国相当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养成天朝大国的心态那才怪呢。而欧洲国家面积大多不大，接壤的若干邻国在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上都相差无几，而且，一些国家本来都是同宗同源的，论起祖爷爷来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他们的竞争压力之强自然远远大于中国。这样一看，指南针对古代中国能有多大用处呢？对技术进步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竞争环境：竞争越激烈，技术进步越快，反之就越慢，在这里，地理环境的决定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在现代社会，如果缺乏竞争压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很难去苛责老祖宗们“你们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我们时刻得想到人是环境的产物，换作你我投生到那些个时代里去当皇帝，结果也不会更好。
晏婴，人民的好总理
公孙丑在请教导师孟子的时候，把晏子和管仲并称。这个晏子，我们在“梁惠王篇”里已经认识了，齐国历史上有两大名相，第一个是管仲，第二个就是晏子，他的名字叫晏婴。
晏婴虽然这里被公孙丑拿出来和管仲并称，但从功业来说，他可比人家管仲差着一大截子，所以后世不少人都以管仲为偶像，却不大听说有人把晏婴的海报贴在床头的。但是，在管仲之后，齐国的历届总理当中还能被大家叫得出名字的也就只有一个晏婴了，而且，按我们一般人的看法，晏婴比管仲还更像一个人民的好总理。
晏婴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经常发布一些重要讲话——如果说从总理到村长，凡是讲话都是重要讲话，那么晏婴的讲话就是特别重要的讲话。
有一次，齐景公对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才跟我‘和’。”
齐景公说的这个梁丘据有点儿像电视剧里的和砸材压制刖肮不端申逃と聪袷堑缡泳缋锏募拖埃裕逃さ奔淳头床邓担骸八侵徊还恰皇恰汀！�
齐景公很奇怪：“这两个词的意思不都一样么？”
晏婴摇头：“怎么会一样呢。来，我跟您讲讲它们的区别——”晏婴的特别重要的讲话这就开始了，“所谓‘和’，就好比烹调，油盐酱醋都要搭配好了，火候也要掌握得有分寸才行，味道淡了就加点儿盐，颜色浅了就加点儿苏丹红，姜要想显得黄就得拿硫磺熏，火锅要想有回头客就得在汤里放罂粟壳，这样做出来的菜，吃着才会舒心。君臣之间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国君下达一项英明指示，大臣会提建议说：‘您的英明指示里百分之九十都很英明，可也有百分之十不太英明，要不要修改一下？’这样一来，政事才会平和，百姓才不会有争夺之心。音乐也像烹调一样，一个交响乐团那么多音乐家，那么多乐器，互相之间要配合得疏密有致、有条不紊，这才叫做和谐，这和搞政治是一样的道理。可梁丘据这个奸佞小人却不是这样，如果搞乐队，您弹钢琴他也弹钢琴，您指挥他也指挥，如果做饭，您放一勺盐他也跟着放两勺盐，这能行么！”
晏婴的这段“和同之辨”很是有名，影响也很深远。同时代的西哲也捉摸过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觉得国家越统一越好，亚理士多德却对此不以为然，反驳说：“合唱团搞合唱，有男声、有女声、有各个声部，全要配合起来，这才是和谐的社会，如果按苏格拉底的说法，那就好比把一个人唱的歌录下来，用一百台唱机同时播放。”这不正是晏婴的“和”的理论么？钱钟书在《管锥篇》里也说：“孟德斯鸠尝论亚洲之专制一统不足为训，政体当如音乐，当使相异者协，相反者调，归于和谐。正晏子所言‘和’非即‘同’也。”
晏婴在历史上也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除了他那过人的幽默感之外，他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担任齐国总理一辈子，始终勤俭节约、以身作则。
晏子的节约能节约到什么程度？我以前讲过，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不管身份有多高，吃的东西也基本上就是主食和肉类，那时候是没什么蔬菜可吃的。就在这样一个本已经足够恶劣的饮食环境下，晏婴居然连肉都吃得很少。他当然不是吃不起，他就是为了提倡节约。
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好的衣服，就算你再有钱，也不可能飞到巴黎请国际顶尖的时装设计师给你量身定做，那么，一个没有时装设计师的社会，衣服的款式自然也丰富不到哪里去，于是，衣服的质地就变得很重要了——当然，服装质地在现代也很重要，如果你拿“的确凉”做一件大衣，款式再好也招人笑话——当时的上流社会里，尤其是女人的衣服，都是帛制品，可人家晏总理家的女人却不许穿这种东西。我没看到晏婴自己穿衣服的记载，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太好的料子，而且，晏婴是个出名的矮个子，连布料用得都比别人省。
衣食住行，现在我们已经领教了晏婴的“衣”和“食”，再看看他的“住”。
晏婴住得也不好，齐景公有一天实在看不过去了，就问他：“你一个国家总理，偏偏去住在王府井大街上，那是最热闹的商业街，闹闹哄哄的能住人么！”
晏婴说：“王府井大街好啊，闹闹哄哄的，我这叫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大家在议论什么，我不用出门就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