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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不是少数精神贵族的娱乐工具，而是表现社会情感的大众艺术；同时，还从电影史、电影美学极其电影实践的角度出发，从美学高度阐述了娱乐片是电影的主流，娱乐电影作为电影文化的主流，它在最大程度上给最广泛的观众提供了感性娱乐。
1988年12月1日至7日，《当代电影》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各大电影厂的领导、电影艺术家、理论家、评论家五十多人出席了会议，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当代电影》主编陈昊苏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他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后中国电影的走向，在此以前，中国电影界尽管遭遇了市场的压力，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但主管领导在电影的功能这一涉及到电影方针的大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娱乐片的态度是傲慢的、暧昧的，最大的宽容度也只是“寓教于乐”，对电影的本性从来没有深入讨论过，更不敢有所质疑，而现在陈昊苏却亲临研讨会现场，对中国电影的创作走向进行战略调整，寻找理论依据。
参加研讨会的同志，集中观看了一批1988年生产的娱乐片，有《玩主》、《摇滚青年》、《疯狂歌女》、《他选择谋杀》、《暂缓逮捕》、《追杀刑警》、《金镖黄天霸》、《复仇女神》、《残酷的欲望》、《狂盗》，对这些电影主管领导、理论家来说，从来没有这样大范围地、深入地讨论娱乐片的话题，这是一次没有偏见的检阅，是具有长远意义的。
会议上，大家围绕着一些议题展开了讨论：关于娱乐片热的背景和意义、关于娱乐片的概念和语义、关于娱乐片的功能，更多的话题集中在如何提高娱乐片的质量、如何吸引观众上面。应该说，在这此讨论会以前，很多人对娱乐片的认识是模糊的，拍摄娱乐片的导演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而对自己拍摄的影片也缺乏足够的信心，而现在的研讨会，无疑使那些还羞羞答答的导演变得理直气壮，这次为期七天的讨论，也确实对以后娱乐片质量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滕进贤在1989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也呼吁：坚强各类片种的观赏性、娱乐性，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审美需求，实现电影的多元化功能而努力。而此时，电影局不但不回避这个问题，而是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当时是冒一定风险的，滕进贤的前任就因为和他持相同的观点而遭非议。
作为国家主管电影的机构，电影局提出了对拍摄娱乐性教强的影片的态度：一是热情支持。二是认真研究娱乐片的创作规律，三是积极引导努力提高此类影片的艺术质量，以赢得更多的观众。
陈昊苏在会上做了一次极具导向性、在后来又引起广泛争议的发言，电影界的最高行政领导陈昊苏公开为娱乐片正名，他指出：“我们的生活缺乏娱乐，这不是社会文明发达的表现，娱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过去人民生活中娱乐的地位低是由政治的动乱和经济的穷困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在到了转变这一现象的时候。电影可以教育人民，可以给人民灌输忧患意识，但没有必要将此作为艺术的唯一责任。只有宣传教育或只有艺术会导致对娱乐和对娱乐片的轻视。因此他提倡艺术家树立一种娱乐人生的观念，提倡拍高水平的娱乐片。他认为观众借娱乐片升华情感，宣泄情感都是可以的。要确立娱乐片的主体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单一。”，同时他认为电影的三大功能中“娱乐功能是本源，是基础，而艺术（审美）功能和教育（认识）功能是延伸，是发展”因此，他明确主张“恢复电影艺术的本原，即尊重它作为大众娱乐的基础的特性”，（《当代电影》1989年第一期）但不久，他的“娱乐片主体论”受到了许多质疑和批评，他也很快从部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
此后，《当代电影》几乎在每期都刊发关于娱乐片讨论的文章，198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邵牧君的《中国当代娱乐片问题驳议》、贾磊磊的《皈依与禁忌：娱乐片的双重选择》、张立新的《惊险电影叙事结构分析》，而新时期以来，在电影界历次争鸣中都表现得非常活跃的邵牧君先生，连续发表了“电影完整本性论”、“电影类别两分论”、“反媚雅论”、“新中国电影三阶段论”等一系列不同于众的论点。在第三期上发表了江浩 、张卫的《关于娱乐片的通信》、杨海波的《性与电影的娱乐功能》、许建海的《试论观众和电影创作》；第四期发表了汪天云、 祭光的《娱乐片的性格组合》、花建的《游戏中的生存和选择》；第五期发表了王云缦的《娱乐片的主体创造和接受心理》、杨剑明的《论电影的商品性》，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从理论上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娱乐片的本质、类型及其审美规律。
1992年10月7日至13日，一向注重艺术影片研究的北京电影学院却和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举办了一次“把娱乐片拍得更艺术”的研讨会。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有很多当红的娱乐片导演参加了会议，大家的讨论不再停留在“务虚”的阶段，而是试图解决创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讨论会的组织者，时任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的郑洞天认为：目前，对于娱乐片艺术规律系统的科学研究还未成行，既不能像在新时期那样，对当时电影创作从宏观上给予理论阐释和引导，更难于适应学生走出校门后首先要从事娱乐片创作的社会需要。希望这次研讨会，在学院师生中推进认真研讨娱乐片艺术规律的学术空气，并给予当前电影创作生产实际的沟通，把目前散兵游勇、自生自灭的娱乐片探索上升到群体和自觉的新高度。本次研讨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
娱乐片的功能：游戏不仅是单纯的本能，而是在工业社会里，抵御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保持内心平衡，完整的有效武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对社会群体所起的独特的心理抚慰作用。
中国电影基本上没有形成类型电影为主体的生产机制，而娱乐片最大的艺术特性应该在于它的类型规律。李一鸣在他的论文《娱乐片的定位》中提出：娱乐片和非娱乐片都讲同一个故事，娱乐片是非现实概念，虽然来自现实，却不是现实，不能按现实的观念来要求。它既要给观众表层视听上的愉悦感，又要满足深层的窥视欲。娱乐片关键在过程的表现上，娱乐片就是模式化的电影，模式清楚了，你怎么拍，观众都会跟你走，只要有了模式，手法也容易确定，模式是对导演和观众的导向，应该自觉、清醒地运用和把握。显然好莱坞类型电影是最成熟的，但如果我们照搬他们的创作规律，并不是一条现实的道路。尹鸿反对好莱坞模式，认为我们的本土电影明显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意识形态，中国既有悠久的伦理本位传统，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主义是中国主流文化和政治的核心，而好莱坞主要是被掩饰过的性和暴力，二是经济和科技因素。电影学院的章明认为：我们还没进入后工业社会，不可能通过高科技来卖座，像好莱坞的高科技影片《金刚》、《星球大战》，起码20年内我们达不到，我们更应该借鉴的是《漂亮女人》这样的影片。
观念的更新：拍娱乐片，创作人员要换脑子，首先，要把电影看作商品，电影要进入商品交换才能生存；其二，以前只要是武打片就能赚，现在不行了，题材决定论要改；其三是分配问题，要花大钱买好本子，找好导演，好演员，用小农经济意识来拍片，不可能有好效益。王云缦从观众接受审美心理的角度提出了对娱乐片的四点要求：1：新奇性和亲切性的统一，2：通俗性和艺术性的统一，3：单纯性和丰富性的统一，4：既要尊重类型规律又要有创作个性。郑洞天认为娱乐片的三个层次： 一是纯娱乐层面，二是有人物，三是涉及到浅显的社会性和人道主义主题。在强调加强影片的观赏性、娱乐性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重提高电影的文化品格和审美情趣，反对粗制滥造，反对庸俗媚俗，反对千变一律的雷同化倾向，以保证给人以健康、向上和积极的娱乐享受。一直以来是以“题材”分类的，政治文化的普泛化和单一性，使得中国电影在塑造人物，多以政治倾向和立场出发，不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情感着手。大众娱乐文化是从象牙塔走向民主化的标志，也是提供精神抚慰的。
娱乐片的拍摄技巧： 四年中拍了九部娱乐片，并都有很高票房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李文化导演认为：拍摄娱乐片，首先要解决给谁看的问题，要潜心了解电影市场，现在全国观众，20到30岁的青年人，初、高中文化的占大多数，选材上要雅俗共赏，要走向大众。在电影第一本（前10分钟）就要抓住观众。现在不像过去，一个剧本只要有二、三个冲突就行了，现在必须跌宕起伏，要不断抓住观众，文武戏穿插进行，每一本都有好看的东西。
《别无选择》的导演穆德远认为：娱乐片必须把冷静、理智打入到造型、电影美学中，在中国拍摄娱乐片必须在夹缝中生存，拿有限的经济条件做一件很大的事。娱乐片承受不了过多的容量，要单一，创作者的激情部分集中在切入点，要选择别人没有用过的切入点。创作者要对娱乐片的套路做细致的分析，比如主人公陷入绝境，如何起死回生，好莱坞一般有四个套路：一是利用环境条件摆脱困境，二是利用本人的智慧，三是第三者帮助，四是主人公拖延时间，利用对方疏忽，一招制胜。
《血战天狮号》的导演之一王瑞认为：拍娱乐片，首先要明确，我要玩什么招，要明白观众现在要看什么，我又能拍到什么份上，现在有几条路：
一是找到一伙比较绝的人，动作武打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