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就是欧洲末日。”，
阿登纳认为，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最终目标在于孤立联邦共和国。苏联提出的谈判日程把波恩置于稳输不赢的地位。即使西方让步，最多能得到的也就是本来已经有的：通往柏林的通路自由。与此同时，东德附庸政权将得到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否决权，这必然导致僵局，或者是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描述的结果，他说：
“我们不能以德国退出西方集团和放弃欧洲统一的努力为代价，买下德国的再统一。因为这么做势必在欧洲中央制造出一个无从防守、无所拘束的德国，必然会造成东、西双方对阵，使之从中得利。”
总而言之，阿登纳看不到，依据赫鲁晓夫提议的任何谈判会有何好处。然而，如果不得不谈判，他希望谈判能证明他依赖信任西方是明智之举。他强烈反对向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让步，宁愿西方以自由选举为基础提出统一方案。
然而，阿登纳的观点并不为其英、美盟国接纳，尤其是英国。麦克米伦首相和英国人民不情愿替一个战败国的首都之安危与地位冒战争风险，更何况这个战败国还是摧毁了英国作为超级大国地位的罪魁祸首。跟法国不一样，英国并不认为她的长期安全与德国前途休戚相关。30年之间，英国两度因美国援手，才脱离德国征服大部分欧洲而进袭英国之险境。虽然英国也赞同维持大西洋同盟，但是如果不得已被迫要做选择，英国倒宁可从欧洲孤立出来，而不愿与美国分道扬镳。阿登纳在西德内部遭遇的困境，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困境在英国领导人心目中的比重来得大；在面临最大危机时，后者较能召唤英国人的支持，对英国的生存也有极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些理由，英国领导人不肯为德国统一押注太多，把阿登纳的焦虑解释为：以法理上迂腐之词包装掩饰的一种民族主义的动作。
英国领导人本质上是务实派，认为没有道理为了在通行文件上盖章的权力、由苏联官员转移给其东德代理人的问题，冒核战争的风险。鉴于核战争后果可怕得不堪想象，造成法国在1940年士气涣散的一句口号：“为什么要为但泽而死？”被套用成一句更加撼动人心的口号：“为什么要为一个通行章而死？”
麦克米伦因而热切拥护谈判，任何谈判，它或许可以“改善”柏林交通的程序，至少，也可以耗些时间。他在日后回忆说：
“如果所有的国家元首都在其他国家的领土穿梭进出，很难相信会突然发生致命性的轰炸攻击吧！”
盟国所有元首中，艾森豪威尔担负的责任最沉重，因为是否要冒核战争之险，最后的责任落在他肩头上。以美国而言，柏林危机让它醒觉，在美国具有核独占优势或近乎独占优势的十年里，核武器似乎是一条求取国家安全迅捷又相对廉价的道路，可是在接近核均势之际，核武器却限制了美国冒险的意愿，因此也局限了美国外交运作的自由范围。
只要美国基本上还继续可免受攻击之险，核武器就给予她过去任何国家未尝有过的优势。通常的情形是，盛衰相替，这种优势往往是在即将消逝之际达到最高峰。美国核独占或近乎独占优势时期接近结束之时，杜勒斯发展出“大规模报复”（ massive retaliation）的观念，以威慑住苏联的侵害，并且避免未来发生像朝鲜战争这样旷日费时的僵持局面。美国将不再针对受侵略地点发起抵抗，而将即时针对乱源发动报复，并且自由选用武器种类。然而差不多就在美国宣布“大规模报复”之同时，苏联也开始发展热核武器和洲际战略导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可信度因此十分快速地消失。在最可预见的危机（包括柏林危机在内）中，全面核战争显然太不合时宜。民主国家领袖对赫鲁晓夫那种大声叫嚷、夸大苏联导弹实力的说辞，也太信以为真（艾森豪威尔则明显是个例外）。但是1958年人人都没有争议，肯定认为一旦爆发核战争，数天之内的人命伤亡将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总数。
这里就产生基本上很难相容的情形：一则是外交上需要让人相信美国可以发动核战争，一则又需要发动民主国家的舆论去对付这个空前浩劫的风险。面对大决战的信用度，代表着对挑衅可以做瞬间反应，而且展现出超乎正常估算的坚忍、残酷的反应，以致侵害者不敢轻易去试探它。但是，民主国家的群众希望、也应该获得的是冷静、理智的估算，以及弹性的外交，这却又使得敌手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走极端，不惜发动全面核战争。
柏林危机早期，艾森豪威尔就认定让美国群众冷静，比震撼苏联领袖来得重要。1959年2月18日、3月11日他在记者会中，提出一系列主张，化解核战威胁，揭示出美国的战略。他说：“我们当然不会在欧洲从事地面战争。”他特别道出柏林保卫战即属于这一类。他保证：美国不太可能“一路射击，杀进柏林”。为免有破绽启人猜测，他又特别举出不以核武器保卫柏林，他说：“我不晓得怎么能以核武器去使任何东西自由。”这些声明确实传递出“美国愿意为柏林而战的心志相当有限”的印象。
艾森豪威尔反应温和，部分原因是他和绝大多数美国领袖对赫鲁晓夫的评估一样，仍然认为赫氏是西方和平所期待的最佳希望。赫鲁晓夫的柏林最后通牒，并没有使得汤普森大使改变两年前的看法。1959年3月9日，汤普森重述他的印象，认为赫鲁晓夫的主要关切是国内问题。根据汤普森的说法，赫鲁晓夫发展共存形态时经常玩走钢索的游戏，共存并荣则是国内解放和经济改革的前提。至于战争威胁如何去建立共存形态，则没有解释。
这样的分析丝毫不能打动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心。他在经历了12年的政治空闲后刚刚复出，他不能认同英、美对赫鲁晓夫动机的分析，他认定柏林危机可以向阿登纳证明，法国才是联邦共和国不可缺少的伙伴。他对唤醒德国民族主义之危险的忧惧，大于害怕赫鲁晓夫的恐吓。至少，他希望作为阿登纳留在西方的锚；可能的话，他将寻求渐渐不再有幻想的阿登纳留在欧洲体制内，少受美国的主宰。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试图找出若干苏联的需求，在较少危害或没有长期危害的前提下去给予满足；戴高乐则坚持反对这种策略。他拒绝英、美鼓吹的“试探性谈判”，因为他看不出西方国家能因试探得到任何利益。他鄙视华府、伦敦认为或许能“改善”柏林对外交通问题那正在研讨的修订程序之政策；赫鲁晓夫提出最后通牒，根本不是为了要改善西方国家进出柏林的程序。依照戴高乐的意见，挑衅的根源是苏联的国内结构，不是因为苏联有特定的怨怼；艾森豪威尔了解苏联在军事上居于弱势；戴高乐则更进一步，认定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是色厉内荏，出于其政治制度脆弱、百病丛生、完全的劣势：
“就在苏维埃组织起来的诅咒与需索之喧嚣动乱中，出现若干反复无常与虚伪造假的事物，使人认为这可能是出于预谋发动的狂妄野心，或是为了将注意力引离其重大困难而致；这第二个假设，我比较能接受，因为尽管共产主义制度在遭其支配的国家有高压统治、孤立自主等强力行为，实际上，它的破绽、缺陷、内部失败，尤其是它不人道高压的特性，越来越为其精英和群众所认识，因而他们越来越难骗，也越来越难驾驭。”
因此，苏联的军力被用来阻挡外界透视苏维埃制度与生俱来的不间断的内部斗争：
“在他们的阵营里，政治风向、派系密谋、个人对敌等等之间的斗争，经常地就会导致难以平息的危机，它的结果——或甚至它的预兆——都只能使它乱象频生，不得解决。”
对苏联压力让步，只会鼓舞赫鲁晓夫升级在国外的冒险行动，借此扭转外界对其制度内部根本危机的注意力；它亦可能使得德国“向东方寻求出路和前途，而这正是目前西方努力提供保证要使之中断的念头”。
戴高乐可以这么洞察事理、毫不妥协，因为他不是美国总统，不必承担是否发动核战争的重大责任。当被逼到最后关头时，戴高乐是否就比艾森豪威尔更肯冒核战争之险，恐怕极为可疑；以法国的实力单薄来看，他可能更不会肯这么做。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相信战争会有发生之虞，主因是西方国家犹豫，立场不坚定，并且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遏阻苏联的国家，戴高乐因而觉得应该出来运作，促成美国站稳立场，并且为任何可能必要的让步负起责任。这并不是一场漂亮的游戏；但是事实让人们扎扎实实地得到教训。基于这些事实理由，戴高乐一反黎塞留主教极力让日耳曼软弱、分裂的传统做法，而这套政策方向已是300年来法国的中欧政策的基本策略。
戴高乐并非一时情投意合而决定促进法德友谊。自从黎塞留以来，法国的政策一直就是以促使恶邻日耳曼既分裂又衰弱为目标。19世纪的法国认识到自身没有实力围堵日耳曼，遂与英国、俄国和一些小国家结盟制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选择也消失了。两次世界大战，英、法集两国之力犹不足以击败德国。苏联军队已经进驻易北河岸，东德又是苏联的卫星附庸国，若是与莫斯科结盟的结果，恐怕是苏联主宰欧洲的可能大于德国受到围堵的机会，这才是戴高乐放弃传统与德国敌对的政策，转而把法国前途寄托在与宿敌德国交好的原因。
柏林危机使得戴高乐有机会推进他的策略。他谨慎地把法国的角色定位为欧洲命运的保卫者，利用柏林危机表现出法国对欧洲现实的了解，以及对德国国家利益的敏感。戴高乐的做法非常复杂，需要最精细的平衡动作，一方面要表示支持德国的国家目标，一方面又不能鼓舞德国自行料理或甚至与苏联勾结。戴高乐担心莫斯科在东德的军事力量，或许会使苏联领袖在德国统一之上成为大赢家，甚至就在法国边境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