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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可能的状况而言，日、美紧密的关系将大大有助于日本的温和，也是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保证。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对日本军事力量与美国结合的疑虑反而没有对单单日本一国的军事力量的疑虑来得更大。日本会认为，只要美国的安全网存在——即使已经比以往小一些——她需要的军事力量可以较小。有需要让美国在东北亚（日本与韩国）维持足够的驻军，倘若没有美军驻留，美国承诺会在亚洲长久关切，就失去可信度；日本和中国也会更加受到诱惑追求其目标，到头来可能就互相争锋，甚至波及两者之间的缓冲国家。
以平行的地缘政治利益为基础，重振和澄清日美关系，会面临重大障碍。美日在经济上不合是尽人皆知，文化障碍可能更隐晦。不同国家决策方式不同，都会有这些痛苦，甚至有狂暴的痕迹。美国人以地位做决断。某位权威人士（通常是总统、偶尔是国务卿），多少是凭借其职位在各项可能方案中挑选他赞成的路线。日本却得依照共识运作。每一位必须执行决定的人，都参与共识的制订与形成，要人人都同意了，共识才算建立。
这种差异在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会商时，就必然会因误解而更加严重。美国总统表述同意，接下来就是行动；日本首相认可，他所传达的态度未必表示他同意美国立场，而是他已经了解，会向同僚转达提出。他认为很明显，他的职权不能逾越此一程度。有关亚洲前途的谈判要成功，美国必须更有耐心，日本必须采取立场讨论有关未来合作的长期政策。
颇为奇妙的是，日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就会不稳定。日本虽然相当接纳中国文化，却一直挣扎在又敬又惧的心态中，固然想建立睦谊，却又有心要控制中国。中美关系一吃紧，日本就倾向于脱离美国，目的若非增强她在中国的影响力，至少也是不要因太紧密追随美国而损及日本对中国之影响力。同时，日本纯以本国立场出发，又有被北京诠释为表露日本有霸权思想之虞。因此，美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成了美、日长久良好关系的先决条件，也成为中日亲善的先决条件。、这种三角关系，任何一角想放弃，都会有重大风险。这种混沌情势也让美国不能完全放心，因为它违反了美国给其他国家贴标签非友即敌的倾向。
在所有的大国或潜在的大国中，中国的声势最盛。美国已经最为强盛，欧洲必须努力整合得更加团结，俄罗斯是步履艰辛的巨人，日本财富可观却仍然怯懦。然而，中国的经济成长年增率接近10％，具有强烈的国家团结意识、军力亦鼎盛，她在主要国家中的地位将出现最大的相对上升。1943年，罗斯福总统就构想以中国为“四大警察”之一，可是中国旋即陷入内战漩涡。共产党中国崛起后专注于成为独立的大国，但因意识形态的局限而大打折扣。将意识形态的骚动搁置之后，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以纯熟的坚毅，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将使美国在亚洲有遭到孤立之虞。没有一个亚洲国家希望或承担得起，在美国与中国爆发政治冲突时，出面支持美国；她们认为这是美国政策方向错误，才会爆发美、中冲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即使内心可能不愿，多少都会与美国保持距离。几乎每个国家都盼望美国创造一个稳定、长期的架构，能把中国和日本都包容进去——这项方案一旦中美对抗，就绝对不会成功。
中国具有最长久的独立外交政策历史，传统上其外交政策更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她欢迎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可畏的日本、俄罗斯两大强邻，以及印度。可是，美国政策同时要与北京睦谊，又要与北京认为对中国安全有潜在威胁的国家交好——这的确就是美国的立场——华府与北京之间就必须定期、谨慎地对话。
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后连续四年，美方拒绝与中国有高层接触，中美对话受到抑制——即使在冷战最炽烈之时，美国也从未对苏联采用此一措施。人权问题因而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心。
克林顿政府明智地恢复高层接触，中美关系的未来因此基本上要取决于这些对话的内容。很显然，美国不能放弃她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传统关切。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支持其价值观念，而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取向，要有多大程度以人权等价值为先决条件。中国认为，中美关系不以互惠利益为基础，却以华府裁量决定善恶为基础的情势，十分屈辱。这种态度令美方显得不可靠，强人所难；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可靠是最最要不得的缺点。
中国长久以来在其区域内是卓越的——的确，在她的世界里，她是天下至尊——任何企图号令其组织和内部运作的作为，都会引起她的深刻忌恨。鉴于中国对西方介入其历史的不愉快经验，此一敏感性更是深化。自从19世纪上叶鸦片战争打开中国门户以来，中国人视西方是一连串无休无止地国耻的始作俑者。地位平等、强烈坚持不听命于外国，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不只是战术，更是道德上的必然。
中国所求于美国者是一种战略关系，用以制衡她认为太强大、太贪婪的邻国。要达成这个层次的外交政策协调，中国可能预备在人权问题上做些让步，但是要做出这是出于中国自身决定的姿态。美国坚持要吻合公开划定的条件，使得中国觉得这是美国企图转化中国社会接受美国价值观的作为——中国人视此为耻辱——也证明美国人不够真诚。因为美国声称它在这类的亚洲均势中并无国家利益。如果在此一宗旨上不能指望美国，中国就没有兴趣对她做出让步。中美关系的关键——很矛盾的是，人权问题的关键亦然——是默默地在全球（尤其是亚洲）的战略上合作。
就欧洲而言，美国跟它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还未能设计出符合后冷战时期的共同政策或适当的组织；就亚洲而言，美国有可能界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全盘战略，但是没法建立共同的价值观。然而，十分出乎意料的是，在西半球却出现道德与地缘政治目标的汇合，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的汇合。
美国早期的对西半球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大国干涉主义的政策。罗斯福总统1933年公布的睦邻政策，象征着转向合作关系。1947年的里约热内卢条约和1948年的波哥大公约，提供了安全架构，后来纳入美洲国家组织的体制内。肯尼迪总统1961年以进步同盟，导人外援和经济合作，可是此一有远见的政策却因受援国走上中央统制经济而失败。
冷战时期，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受到强权政府（大部分是军人执政）的统治，在经济上采取国家控制的体制。80年代中期起，拉丁美洲摆脱其经济瘫痪，开始以可敬的一致性大步迈向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巴西、阿根廷和智利摆脱军人政府，重建民主体制。中美洲各国也结束内战。原本因胡乱借贷而破产的拉丁美洲，接受经济纪律。几乎到处都在把国有经济逐步开放给市场力量。
布什总统1990年宣布的“美国创办企业”（The Enterprise for theAmericans Initiative），以及克林顿在1993年才争到的与墨西哥、加拿大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代表着有史以来美国对拉丁美洲最有创意的政策。经历一系列起伏之后，西半球似乎已即将成为新的、人道的世界秩序之关键成员。一系列民主国家宣称要坚守普选政府、市场经济与在整个西半球推动自由贸易。西半球只剩下古巴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体制；其他地方国家本位、保护主义的经济管理方式纷纷被自由经济所取代，欢迎外国投资，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强调要有互惠的义务和合作的行动，最戏剧化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北起阿拉斯加、南抵合恩角的自由贸易区——这个构想在不久之前，还会被当做毫无希望的乌托邦念头。
整个西半球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起步，将使美国居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如果1993年谈判洽定的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原则，事实上能付诸实施，西半球将成为全球经济成长的主要参与者。如果出现有歧视性的区域集团跃居上风，西半球挟其广大的市场，也可以有效地与其他区域贸易集团竞争；的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预防此一竞争的最佳方法，如果发生竞争，也可在竞争中获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准许西半球以外的国家加入成为准会员，可以激励自由贸易，并且惩处坚持具限制性政策的国家。在美国经常不得不于价值观及需要性之间力求均衡的世界里，我们发现理想与地缘政治目标竞在西半球充分契合，而西半球正是美国期望所源生的、也是其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创意实施的地区。
第三度建构世界秩序
美国在发起20世纪第三次创建新世界秩序的任务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在隐藏于其例外主义内的两大诱惑之间，取得平衡。这两大诱惑一是认为美国有必要纠正一切错误、安定一切骚动；一是她有潜伏的本能要退却回去。毫无区分就介入后冷战世界的一切种族纷争和内战，势必让美国资源耗竭。可是美国若是自顾门前雪，关起门来砥砺国内道德，势必把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交给偏远地区的其他社会代为决定，美国将因而逐渐失去控制权。
182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奉劝美国人不要妄想“跨海平魔”时，他一定想象不到后冷战世界会有那么多、那么强大的恶徒存在。不是每个恶魔美国都能对抗，若是单凭美国之力更是力有未逮。但是若干恶徒即使无法剿灭，至少也得被抵制。最需要者乃是选择的标准。
美国领导人一般重视动机，大于重视结构。他们重视影响对手的态度，而非估算对手的实力。因此，美国社会对于历史的教训特别是爱恨交织。美国影片经常描写戏剧化的事件如何使得恶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转变成道德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