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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协助其以夷制夷，在18及19世纪将大片大片的领土让给俄
国，开启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尤其是
共产党政府一致谴责。
俄罗斯对亚洲领土的胃口随着每一次的斩获越来越大，似已成了
一种模式。1903年沙皇亲信也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 Serge Witte），
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说：
“以中俄接壤之广及吾国极其有利之条件，俄罗斯吸收
极大部分之中国乃迟早之事。”
俄国领袖对亚洲的态度与对奥斯曼帝国一样，主张远东属它本身
的事，其他国家无权插手。俄罗斯全方位的扩张有时是同时进行，但
较常见的是此起彼落，看哪个方向所冒的风险最小，就向哪边进发。
帝俄时代的决策机构反映出俄罗斯的双重性格。俄国外务部
（ Foreign Office）属枢密院（Chancery），其独立自主的官员立场基本
上以西方为重。这些官员多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他们把俄罗斯看
成是欧洲国家，所拟定的政策也以在欧洲协调下执行为前提。但枢密
院的角色有同样独立的亚洲部（ Asiatic Department）分庭抗礼，负责
对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及远东的政策。换言之，俄国实际上是全方位
的扩张。
亚洲部与枢密院不同，不认为自己与欧洲协调有关，反而它视欧
洲各国为其图谋的阻碍而予以忽视，并尽可能地设法通过片面的条约
或战争，不理会欧洲，以遂行其目标。由于欧洲各国坚持有关巴尔干
及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必须协调解决，冲突便在所难免，俄罗斯对于来
自被它视为多事的欧洲列强的阻挠则深感愤愤不平。
既为防御，又为进攻，使俄罗斯的扩张企图总是暖昧不明，因而
也引起西方对俄国真正的意图辩论不休，一直延续到苏俄时期。俄罗
斯的目的何在始终令人参不透的原因之一是，俄国政府总是更近似于
18世纪的专制政府，即使是共产党时期亦不例外，而不像是20世纪
的超级强国。不论是帝俄或苏俄时代，俄罗斯从未出过伟大的外交首
长。历任外相或外长都与涅塞尔罗德（ Nesselrode）、哥尔查科夫、吉
尔斯（ Nikolai Giers）、兰姆斯多夫（Lamsdorff），甚至葛罗米柯
（ Gromyko）等人一样，聪明才干不在话下，但都缺乏擘画长远政策的
实权。他们不过是善变又易于受干扰的专制君主的仆人，必须与相互
排斥的诸多内政问题相竞争以争取君王的重视。帝俄时期没有俾斯
麦、索尔兹伯里或罗斯福一类的人物，也就是没有对外交事务握有整
体执行权力的外交大臣。
即使是强势的沙皇在位，以俄罗斯的专制决策体系，也难以形成
一贯的外交政策。一旦沙皇找到可信赖的外相，往往会一直留任到极
高龄时也不换人，涅塞尔罗德、哥尔查科夫与吉尔斯都是如此。19世
纪的大半便是这三人包办的。这些人即使年事已高在外国政治家眼中
仍十分被看重，认为是在圣彼得堡唯一值得会晤的人，因为他们是唯
一能面见沙皇的大臣。其他人则受到仪节的限制几乎见不到沙皇。
更糟的是沙皇的执行权经常与其自认的帝王式生活方式起冲突，
使决策过程益形复杂。例如亚历山大三世在签署再保险条约后，俄罗
斯外交的关键时刻，却立即离开圣彼得堡出巡连续四个月之久，在
1887年7—10月间，出海游玩，检阅演习，还探访丹麦的姻亲。唯一
真正的决策者远在天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岂能不出差错。而沙皇的
政策不仅随情绪而变，也极受军方煽动的民族主义所左右。军方冒险
家如在中亚的考夫曼（ Kauffman）将军，对外相根本不理不睬。上一
章中提到哥尔查科夫与英国大使晤谈时，表示他对中亚一无所知，或
许真说的是实情。
到1894~1917年在位的尼古拉二世时代，俄罗斯被迫为其专制
的体制付出代价。他先是把俄国带向与日本的一场毁灭性战争，继而
又让俄国身陷于同盟的体系中，使得对德作战几乎等于势在必行。俄
罗斯的精力均投注于对外扩张，并被随之而来的对外冲突消耗殆尽，
其政治与社会结构却日趋脆弱。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应是一项警讯，
表示伟大改革家斯托雷平（ Peter Stolypin）所主张的巩固内政，已是
刻不容缓的了。俄罗斯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但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的对
外冒险。在亚洲受阻后，它重拾泛斯拉夫主义的梦想，转向君士坦丁
堡进发，而且这一次失去了控制。
然而，扩张到达一定程度后，不但不能增强俄罗斯的实力，反而
促成其衰弱。1849年时俄罗斯被公认为欧洲最强的国家。70年后其
王朝倾覆，本身也暂时退出了强国之列。1848~1914年间俄罗斯曾卷
入六次以上的战争（殖民战争除外），远超出其他主要强国。而每一
次的争战，除1849年干预匈牙利之外，其财政及政治上的支出都远
超出可能得到的好处。虽然一次次的冲突都弊多于利，俄罗斯仍把领
土扩张看成是强国地位的象征，对土地贪得无厌，却没有实际需要，
也消化不了。尼古拉二世的亲信维特向他保证：
“由太平洋岸迄喜马拉雅山峰，不仅亚洲甚至欧洲事务
均将在俄罗斯控制之下。”
在工业化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强国的地位，比在保加
利亚有个附庸国或在韩国有个保护国更为有利。
俄罗斯也有一些领袖人物如哥尔查科夫，已觉悟到这一点，因此
主张对俄罗斯而言，“领土延伸便代表弱点延长”，可惜他们的观点终
究未能缓和俄国对不断征服的痴迷。后来的共产党俄国也是因与沙皇
时期大同小异的缘故而瓦解。苏联在二次大战后若能够安于其国界之
内，与日后所谓的卫星国（ satellite orbit）建立类似于与芬兰的关系，
境遇会好很多。
当中欧出现双雄——实力强又莽动的德国及疆域广又不安于现状
的俄罗斯——相持不下，即便德国与俄国交战得不到任何好处，俄罗
斯若与德国开战也毫无胜算，冲突仍恐怕在所难免。因此欧洲的和平
取决于19世纪扮演平衡角色极为称职且极有节制的一个国家。
英国的外交政策
到1890年“光荣孤立”这个名词仍可贴切地点出英国的外交政
策。英国人骄傲地自诩其国家为欧洲的“平衡之轮”，借平衡之轮的
重量可防止欧陆各国盟中出现唯我独尊的局面。而对参与这些同盟，
英国政治家的想法与美国孤立主义者一样是感到应敬而远之。但仅仅
25年后，英国却加入法国并肩对德作战，英国人成千上万地在佛兰德
斯（ Flanders）泥泞的战地上捐躯。
1890～1914年英国外交政策发生显著变化。而领导英国走过这个
转变期的前半段的，居然是代表英国所有传统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的一
位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侯爵（ Marquis）是道道地地的圈内人。他出
身历史悠久的塞西尔家族（ Cecil），其先祖自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时期起，便曾担任朝廷重臣。1901~1910年在位的英王爱
德华七世（ King EdwardⅦ），他的出身比起塞西尔家族只能算是后
进，据说他偶尔会抱怨索尔兹伯里对他说话带有纡尊降贵的语气。
索尔兹伯里崛起政坛可谓不费吹灰之力，而且是命中注定的。年
轻时在牛津基督教堂（ Chris Church Oxford）受教后，他周游全国，
熟读法文，与政府领袖会面。他担任过负责印度事务的次官（ Secre
tary of State for India）后，在48岁时成为迪斯累里的外相，曾在柏林
会议上担当大任，负责大部分实际细节的谈判。迪斯累里辞世后，他
成为托利党党魁。除1892~1894年格莱斯顿最后一任任期外，索尔
兹伯里是19世纪最后15年间英国政治的主导人物。
在某些方面他所处的环境类似布什总统（ Gee Bush），只是他
担任国家最高领袖的时间更久。他们两人掌握政权时都正值既有的世
界正在消失中，他俩都知晓该如何应变，并留下功绩。布什的世界观
受冷战的影响，他崛起于冷战期间，却在事业最高峰时必须领导冷战
走完最后一段岁月；索尔兹伯里的成长经验则发生于帕默斯顿执政时
期，英国海外势力如日中天，英俄对立根深蒂固，但到他主政时这两
个现象都已明显露出疲态。
索尔兹伯里的政府必须面对英国相对国势已衰落的现实。其庞大
的经济实力现在已有德国可相抗衡；俄法也已加强殖民攻势，几乎在
世界各地都对大英帝国构成挑战。虽然英国仍是一等强国，但它在19
世纪中叶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如今是江河日下。正如布什对他未能预见
的情势能够高明地加以应对，英国领袖在19世纪90年代也认识到必
须调整传统的政策，以适应出人意表的现实。
外表肥胖臃肿的索尔兹伯里爵士，所代表的是英国满足于现状而
非求新求变的仙人掌。“光荣孤立”这个词语就是他首创的。他明确
保证推行英国传统的政策，在海外坚定地对抗其他殖民强国，对欧陆
诸同盟，则唯有在英国面临最后选择、否则均势有失衡之虞时才会介
入。索尔兹伯里认为英国是个海岛，最理想的政策便是在海上积极进
取，对欧陆各国习以为常的同盟则保持距离。他曾直率地说过：“我
们是鱼。”
但后来他却不得不承认英国已过分扩张的帝国，在远东及近东感
受到俄罗斯的压力，在非洲感受到法国的压力。连德国也加入这场殖
民竞赛。德、法、俄虽相互在欧陆时起摩擦，但在海外一律是与英国
起冲突。因为英国不仅拥有印度、加拿大及非洲的一大部分，更基于
战略理由而坚持掌握大片大片的土地，即使不是为了要直接控制，也
是要防止其落入别个强国的手中。索尔兹伯里称此为“仿佛在土地上
加盖记号，以防万一有变时这些领土不致为其他强国所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