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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灾难也不例外。一旦事实摆在眼前，他并未达成“当代和平”，张
伯伦的名声便一败涂地。希特勒很快就找到另一个战争的借口，此时
张伯伦曾领导英国，使后来英国能全民同仇敌忾并以重建的空军渡过
难关，这些功劳已得不到任何肯定。
在事后对绥靖者天真的言论嗤之以鼻固然很容易。但他们大多是
正人君子，在对欧洲传统外交普遍失望之余，在人人感到身心疲惫之
际，为实现威尔逊理想主义所建构的新世界秩序而积极奔走。过去从
未有一位英国首相，会像张伯伦在慕尼黑那样，用这种理由为一个协
定辩护，指它能“去除长久以来破坏气氛的猜忌及敌意”。此言仿佛
认为外交政策属心理学的范围。然而，这些观点都来自于想要以公理
正义为诉求，以超越现实政治及欧洲历史为目的的理想主义做法。
希特勒并未让姑息他的人等得太久，便粉碎了他们的美梦，也因
而加速他本身的覆亡。1939年3月，慕尼黑会后不到半年，他占领捷
克硕果仅存的领土。捷克人居住的部分变成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
理论上是个独立国，但也是德国的附庸国。英法虽在慕尼黑表示要保
护捷克，但这个保证始终未形诸文字，也不可能形诸文字。
毁掉捷克自地缘政治上看不出任何意义；只显示希特勒非理性的
思考与一味求战。捷克失去国防力量及法苏的盟约后，势必落人德国
的势力范围，东欧也必然要针对这个新现实有所调整。苏联刚完成整
个党政军领导阶层的整肃，有一段时间内不必在意它。现在希特勒只
需要耐心等待，因为以法国实际上保持中立，德国迟早会成为东欧的
盟主。但等待当然是希特勒情绪上最大的弱点。
英法（由英国领头）势不两立的反应，就传统权力政治而言同样
没有多大意义。捷克被占领既未影响均势，也未改变局势演变的方
向。但就凡尔赛标榜的原则来说，占领捷克却是个分水岭，因为此事
显示出希特勒志在征服欧洲，与民族自决或平等无关。
希特勒的错误不在于违反了传统的均势原则，而是他触犯了英国
战后外交政策的道德前提。他的侵略行为是要把非德裔的人口纳入纳
粹德国之中，这就违反民族自决原则，而他先前所有的片面夺取领土
都因这个原则而被容忍。英国的容忍度并非毫无止境，也不是国家懦
弱使然；希特勒终于符合英国民众对侵略所持的道德看法，虽然还不
合英国政府的定义。张伯伦迟疑数日后，改变顺应民意的政策。自
此，英国开始对抗希特勒，但不是为遵守传统的均势原则，而只是因
为希特勒已不值得信任。
威尔逊对国际关系所采取的原则，促成希特勒为过去欧洲所有国
际体系所不容许的行为，但到某个程度后，也造成英国划下比在现实
政治下更严格的界线，倒是相当讽刺。威尔逊的主张虽导致未能及早
对付希特勒，但也种下一旦他明显违反道德标准后便让人恨之入骨的
因子。
1939年希特勒主张收回但泽，并企图修改波兰走廊，此时问题的
症结与一年前大同小异。但泽是个纯德语都市，其自由的地位对民族
自决原则而言，与苏台德区在捷克的情形相同。波兰走廊的人口虽较
复杂，但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对边界有所调整确实相当可行，至少理论
上是如此。但希特勒未能了解情势的演变，他不明白一旦越过道德上
所能容许的界限，以往使民主国家能容忍他的道德至上原则，现已转
化为空前难以妥协的态度。德国占领捷克后，英国民意已忍无可忍；
自这一刻起，除非希特勒按兵不动，否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指
日可待，但真实证明按捺不住是他的本性。
在那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国际体系又遭遇再一次震撼，这一次
是来自另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多事之秋一直被忽视的也是企图翻案
的强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
第十三章 斯大林待价而沽
希特勒与斯大林
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
联手，这跟300年前黎塞留与土耳其苏丹的情况类似。但地缘政治上
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
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
此事发生时民主国家难以置信；各国的惊愕显示他们对斯大林心
态的了解跟对希特勒同样不足。斯大林与希特勒一样都是自社会边缘
起家，虽然他花了更长久的时间才取得绝对的权力。希特勒仗恃他煽
动人心的才能，不怕孤注一掷而大获全胜。斯大林则深入俄共官僚体
系内部清除异己，终至大权在握，而其他角逐权力者并未把他放在眼
里，因为他们起先认为这个来自格鲁吉亚的工于心计的人不是他们的
对手。希特勒以超乎常人的坚持精神令僚属唯有俯首听命。斯大林则
凭借不断的暗中运作累积实力。
希特勒将其狂放不羁的工作习气及善变的个性转用于决策上，使
其政府政策无法一贯，偶尔还带些一知半解的性质。斯大林将他早年
在宗教训练中学到的严格诘难法，应用于冷酷地演绎俄共世界观，并
将意识形态转换为政治控制的工具。希特勒借助于大众的拥戴而地位
日益巩固。斯大林个性过于偏执，不可能采取如此强调个人魅力的做
法。他极在乎最后的胜利，远超过对一时掌声的期待，而且宁愿以一
一摧毁所有潜在敌人的方式达到目的。
希特勒的野心必须在他有生之年完成，在言谈之间他只代表自
己。斯大林同样妄自尊大，但他自视为历史真理的仆人。他跟希特勒
不同，他有无比的耐心。他也不同于民主国家的领袖，他是时时刻刻
不忘仔细研究权力关系，再小的细节也不放过。正因为斯大林深信其
政治思想代表历史真理，因此他毫不留情地追求苏联国家利益，全不
受在他眼中被视为虚伪的道德包袱或感情因素所阻碍。
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
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西方民
主国家却对此一无所知，以为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的思想冲突绝无和
好的可能，便将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给斯大林一个与法国的条约，
却又放弃军事合作，不邀请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又在大势已去，已
无法阻止他与希特勒签署协定后，才勉强与斯大林展开军事谈判。民
主国家领袖误以为斯大林长篇大论、略带宗教意味的演讲，反映出他
一成不变的思想与政策。但斯大林坚持的仅限于共产主义思想，而这
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使他在战术上极有弹性。
除以上的心理层面外，斯大林的个性中还有重要的哲学成分，这
使他几乎令西方领袖无从捉摸。身为老共产党员，在掌权前的几十年
里他曾因信仰坐牢、流亡，备尝艰辛。苏联共产党人自诩为对历史演
变有高人一等的见地，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在客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中，助一臂之力。他们认为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差异，近似于科
学家与门外汉的对比。科学家分析物理现象，但并不能真正制造这些
现象；由于他们了解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委，因此得以偶尔操控其间的
过程，但也仅能依照现象本身的定律加以操控。同理，苏联共产党人
自认为是历史科学家，其任务在于彰显历史的演进动力，甚至于可能
包括加速其演进，但决不可改变历史必然的方向。
苏共领袖表现出冷酷坚持，不讲温情，对其历史使命坚定不移，
也决不为传统的理念，尤其是非共产党所提的传统主张而动摇。他们
觉得自己在外交上占有优势，因为他们自认为比对手还了解对手本身
的想法。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有“让步”的可能，也只能对“客观现
实”让步，决不可被一起谈判的外交官说服而退让。由此可知，外交
是现有秩序终将被推翻的过程中的一环；究竟要以和平共存的外交运
作或是以军事冲突来加以推翻，则取决于评估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
不过，在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决不为可疑的
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意识
形态冲突，属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整体对立，而且在斯大林眼
中，英法也包括在内。因此苏联的敌意会针对哪一国而发，完全要看
当时莫斯科认为哪一国的威胁最大。
斯大林并不在道德上区分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极力颂扬全球和
平之可贵的国家，他真正的感想可自1928年他对凯洛格一白里安协
定的反应中看出：
“他们奢谈和平主义，高唱欧洲各国和平。白里安与
（奥斯汀）张伯伦彼此拥抱。这一切毫无意义。我们从欧洲
历史可以知道，每逢为下次战争重新铺排各方势力所签订的
条约，他们都称之为和约，（虽然）签订这些和约的目的是
在记述未来战争的新组合。”
斯大林最恐惧的梦魇，当然就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同时进攻
苏联。1927年斯大林以与10年前列宁相同的说法解释苏联的战略：
“……极为……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展延与资本主义世界注定会发生的
战争……直至……资本主义者开始自相残杀……”为助长这种情势，
苏联与德国于1922年达成拉巴洛协定，于1926年签订柏林中立条约
并于1931年续约，明白保证不介入资本主义战争。
在斯大林心目中，希特勒辱骂共产主义的言论，并非是与德国保
持良好关系的不可超越的障碍。希特勒开始掌权时，斯大林立刻摆出
亲善的姿态。他在1934年1月苏共十七大会上说：
“本党对德国法西斯政权毫不热衷。问题不在于法西斯
主义，意大利便是个好例子，其法西斯主义无碍于苏维埃共
和国联邦与该国建立绝佳之关系。本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