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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预睹希特勒得逞获胜，将会伤害到美国的安全，可谓独具慧眼的先见之明。但是他不肯接纳传统的欧洲外交世局观点，却又与其国人无殊。当他坚信纳粹获胜将威胁至美国时，他并不是要号召美国人以恢复欧洲均势为己任。就罗斯福而言，战争的目的就是要除掉希特勒这个障碍，以和谐而非均势为基础来建立国际合作秩序。
因此，罗斯福对于宣称融和历史教训的这一派老生常谈，非常不耐烦。他不接受德国若是被彻底击败将产生真空状态，苏联可能乘虚而人的想法。他也拒绝鼓励以某种机制防止战胜国战胜后可能又互相为敌，因为这样做代表又得重建均势，而事实上他又一心想摧毁这种均势体制。他认为，和平可以借集体安全体系来维持，而集体安全体系又要靠战时盟国协同行动，以及相互善意和警觉来维持。
既然不需要维持均势，而是建立全球和平状态，罗斯福决定，在纳粹德国战败后，美国应将其军力撤回国内。罗斯福毫无意愿把美军长期部署在欧洲，更不想以驻军欧洲来制衡苏联，因为他认为美国民众决不会支持他这么做。1944年2月29日，美军还未踏上法国国土之前，罗斯福致函丘吉尔说：“你千万别要求我把美军留在法国。我办不到！我必须把他们全都带回国。就如我以前说过，我谴责、也抗议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父权做法。你必须教养、带好自己的子弟。鉴于他们在将来可能成为你的堡垒，你起码现在就得为他们付些学费！”换言之，英国必须担负起防卫欧洲的任务，不能仰赖美国。
基于同样的精神，罗斯福也不以为美国有任何责任要承担欧洲的经济重建。他说：“我不要美国在战后有再造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重担。这不是远在3500多英里以外的我们之责任。这必然是英国的职责，因为英国在其中的利益远比我们大得多。”
罗斯福可谓过度高估了英国在战后的实力，才会要求它同时承担欧洲的防务和重建工作。英国在这个构想中的角色被过分膨胀，也是因为罗斯福打从心里看不起法国的缘故。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是同盟国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有一天，罗斯福当着斯大林的面，指责丘吉尔也不看看法国有何分量，想把法国培养成为强国之一。好似此事愚蠢到不值得一谈，他嘲弄丘吉尔的动机乃是企图在法国的东部国境建立一道防线，一旦有警，英国可以在这道防线后方集结兵力。而这个时候，这项做法凑巧是唯一可以奏效的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做法。
罗斯福并不预备让美国承担永久的角色，他要求战胜的盟国来监督德国的裁军和瓜分，以及把其他国家纳入他们的掌握之下（最令人吃惊的是，罗斯福把法国也列入应被接管的国家之一）。早在1942年春天，在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华府时，罗斯福即大略提出他的“四大警察”理论来执行战后世界和平体系。霍普金斯致函丘吉尔，报导罗斯福此一构想的内容是：罗斯福向莫洛托夫提到一种制度，只准许英国、美国、苏联以及或许中国等大国可以拥有武装。这些“警察”将合作来维持和平。最后，罗斯福也决心终止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帝国。他说：当我们赢了大战，我将全力以赴绝不让美国被甘词美语诱惑，以免接纳促进法国帝国主义野心的计划，也决不接纳协助或煽动大英帝国的帝国野心的方案。
罗斯福的政策可谓糅合了传统的美国主义、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以及他自己对美国人心理的敏锐观察，冶为一炉。美国人一般较倾向于普遍目标，而不是依赏与罚的衡量合计而做事。丘吉尔又是太成功，制造出假相，让他们觉得英国依然是个大国强权，足以独力抗拒苏联的扩张行为。也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说明为何罗斯福主张的世界新秩序，其基础是：美军由海外撤退回国，德国解除武装，法国亦降为第二等国家，而苏联面前却留下一个大真空状况。战后时期因而变成教导美国了解它所忽视的新均势的一段时刻。
罗斯福以四大警察促成及保证全球和平的构想，代表着丘吉尔的传统均势做法，与罗斯福的顾问（尤其是国务卿赫尔为代表人物）的不加限制的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妥协。罗斯福决心避免重蹈覆辙，不要再犯国际联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订立的制度的失败错误。他需要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安全，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经验又知道集体安全需要有执法人，而这个角色正是要由四大警察来担任。
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观念，事实上其架构和梅特涅的神圣同盟相似，只是美国的自由派一想及此恐怕就要吓坏了。每个体系都反映出企图通过有共同价值观的胜利者同盟，来维持和平。梅特涅的体系能奏效，是因为它保障了真正的权力均衡，体系内的主要国家实际上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俄罗斯虽然偶尔会捣乱，但多少还能和大家合作。罗斯福构想不能实施，是因为没有从战争中产生真正的权力平衡，因为斯大林一旦去掉德国这个心腹大患，已经毫无顾忌要推进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甚至不惜与其昔日战时盟国反目对峙。
罗斯福没有说清楚，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绝扮演分派给它的角色时，情形会是如何？尤其如果这个不合群的警察，凑巧就是苏联时。在这种情形下，为人鄙夷的权力均衡就必须整个重新建构了。传统的均势的因素被摒弃得越彻底，创造新均势的任务就要变得越加艰巨。战时三巨头
罗斯福寻遍天下也很难找到一个交涉对象，像斯大林这样与他大大不同，罗斯福想要推行威尔逊式的国际和谐理念，斯大林视外交政策行为完全就是旧世界现实政治那一套。波茨坦会议期间，一位美军将领为了向斯大林示好，说：“真高兴见到俄军开入柏林。”斯大林却冷峻地答说：“当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挥军直抵巴黎咧！”
斯大林界定的和平条件与数百年来的俄罗斯政治家完全一脉相承——环绕在苏联广泛的边境，建立一条最宽广的安全地带。他欢迎罗斯福强调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主张，因为这样一来轴心国家就不能参加和平会议讨价还价，并且还能防止在和平会议上出现像塔列兰那样杰出的德国政治家。
意识形态更强化了传统信念，身为共产党员，斯大林拒绝承认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有何不同。虽然他毫无疑问，认为民主国家没有那么残暴，甚至或许没有那么强悍难胜。斯大林根本不具备一种观念架构，使他能以信誉放弃领土，或者暂时搁置“客观”事实。因此，他要向其民主国家盟友提出一年多以前，他曾向希特勒提出的同一建议案，斯大林之与希特勒合作并非出于同情纳粹主义，后来与民主国家结盟也没能使他了解自由体制的可贵。他会借外交手段从每个临时伙伴那里拿走可以到手的东西，如果不能免费拿到，亦不惜武力抢来——只要不会有发生战争的危险的话。他的最高指导原则还是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国家利益。套句帕默斯顿勋爵的话，他没有朋友，只是唯利益是图。
斯大林唯有在其军事处境最困难之时，才显示最乐意谈判战后的目标。当刀子已经架在脖子上了，他才在1941年12月英国外相艾登访问莫斯科时做了些表示；其后在1942年5月，他派莫洛托夫先后走访伦敦和华府。然而，这些努力由于罗斯福激烈反对在此时详细讨论和平目标而告失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斯大林越来越有把握，战争结束时苏联将拥有大多数领土。鉴于由谈判桌上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有收获，斯大林把战后世界版图如何划定，交给他的军队能推进到哪里去决定。
若是丘吉尔就会在斯大林占领有利位置之前，就和斯大林开始谈判战后欧洲秩序。毕竟，像斯大林这样的扩张主义的盟友，英国历史上已经遭遇过不少，也都克服过不少。若是英国国势更强大，丘吉尔必然也会从斯大林那里挤出实际的妥协，因为斯大林仍然需要别国施援——就好像远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前，已经从盟国得到承诺，在战后将允许低地国家得到自由。
丘吉尔比他的两位盟友参与战事的时间要长得多，从1940年6月法国沦亡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英国独撑反希特勒大局，也陷入无法思索战后目标的情境。挣扎求生存已经耗掉它的全部精力，并且战争的结果会是胜是负，一点都不确定，即使美国已经提供大量物资援助，英国也未必能够得胜。如果美国和苏联不参战，英国终究会被迫妥协或遭到失败。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数日之后，希特勒也对美国宣战；情势如此发展，保证了英国将站在胜利的阵营，虽然战事可能还要拖延，牺牲依然不可避免，丘吉尔从这个时候起才能够实际地去思索战时目标。他必须在英国毫无判例的状况下去思索。当大战继续下去，情势越来越明显，英国维持欧洲势力均衡的传统角色已经逐渐淡出，加上针对德国要求它无条件投降，苏联势将崛起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导国家，尤其是如果美国把部队班师回国后，更是英消苏长的局面。
因此，丘吉尔的战时外交就是在两大国之间运作——这两大国都威胁到英国的地位，只是来自不同方向而已。罗斯福主张全世界的自决运动，是对大英帝国的挑战；斯大林企图将苏联势力伸入欧洲中心，则有危及英国安全之势。
丘吉尔夹在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和俄罗斯扩张主义之间，只得尽其所能，从英国全面相对弱势的地位去辨明英国古老的政策最合适——那就是，如果世界不是听任最强大、最蛮横的国家恣意横行，和平就必须以某种均势为基础。他也清楚了解到了战争终止时，英国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全靠自己去防卫其重大利益，当然更谈不上去监督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