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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继承人比他更急盼与西方国家能够缓和紧张关系。然而，斯大林的权威、精明和毅力，以及最重要的，要采取如此复杂的路线必需的政治团结，他们都缺乏。斯大林的继承人无可避免地陷人他身后的权力竞逐战。在这场混战中，人人试图组建党羽以支持自己夺得大权，谁也承担不起对资本主义国家让步的责任。贝利亚被整肃的罪名就是这个原因。事实上，他的罪责是他知道太多内幕隐私，威胁到太多有力的同僚。他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被捕，不久就以阴谋放弃东德的罪名处死——虽然斯大林一年前提出的和平通告，以及其后与西方多次函电往来的内容要点，也都同样指向同一方向。
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所述，斯大林的继承人非常担心西方会利用斯大林逝世这个机会，与共产世界大摊牌。或许是为了吓阻任何人搞政变的野心，斯大林曾一再警告左右手，一旦他撒手人寰，西方会把他们当做小丑扭断脖子。与此同时，斯大林的继承人对西方的疑心，也因彼此激烈争权而抵消掉。即使苏联新领导班子渴望自冷战中暂时缓和，每一位竞夺大权的人都知道，除非已经掌握绝对大权，在外交上稍示弹性都会致命。但是，他们对紧张局势持续下去，亦相当不放心。1946年，丘吉尔曾评论说，斯大林只想不战而享受战争的果实；1953年，斯大林的继承人想要得到紧张舒缓的果实，却不愿或不能做出让步。1946年，斯大林制造一外交死结来维持他和西方的谈判地位；1953年，他的继承人却躲到一个外交死结中，以保持互相斗争时的选择。
当政治人物要争取时间思索时，他们就提议大家来会谈。3月16日，距斯大林亡故一个多星期，担任总理的马林科夫，没有指出特定内容，但是邀请西方国家会谈：
“目前没有一种有争议的或未决的问题，不能以当事国相互协议为基础的和平方法去解决。这涵盖到我们与美国在内的全体国家的关系。”
但是马林科夫并未提出具体建议。苏联新领导班子不晓得如何达成缓解紧张局势，又只具有远低于斯大林的权威去凝铸新方案。在同一时期，新当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与苏联谈判的提议，忧心忡忡，也与苏联生怕向美国让步一样。
担心的原因，两方都一样——苏联和美国都对新环境害怕。两者都很难消化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产生的变化。克里姆林宫担心放弃东德可能会使整个卫星国附庸阵营崩溃30年之后的情况就果真如此。可是，不放弃东德，真正想要舒缓紧张却是镜中月。美国也关心一旦开启德国问题的谈判，会伤害到北约组织，实质上等于是以大西洋同盟去换得高峰会谈。西方国家是否实际上丧失了斯大林死后的大好机会
要讨论西方国家是否实际上丧失了斯大林死后的大好机会，必须先回答三个问题。大西洋同盟可否与苏联进行重大谈判而不会分裂瓦解？如果对苏联再施压，他会不会提出较有意义的方案？苏联领导阶层是否利用谈判来阻止德国再武装和西方统合，而又不用实际上放弃东德附庸或放松它对东欧的控制？
美国领袖的评估是：真正谈判的幅度极为狭窄。此说正确。中立的德国若非对人人构成威胁，就是容易招致勒索。外交上有些试验只能纸上推演，不能实际付诸实践，因为一旦实验失败，风险大到无可挽回。大西洋同盟好不容易才有的建树，岂可冒险让它付诸流水？
事实上联邦共和国保留在西方统合体系内，符合大家的利益，苏联尤其受惠最大，只是权位犹未稳定的任何一个苏联领袖，都不能承认此事。如果德国留在大西洋同盟之内，就可能要同意对沿着新国界线的军事部署施以限制（因而实质上削弱了统一后德国的军事实力）。如果全德都纳人中立区，北约组织就会受到影响，中欧会变成真空或潜在威胁。
如果民主国家预备以军事后果相威胁，或起码提高冷战程度，斯大林的继承人可能就被导引接受让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组织中（虽然多少会有若干军事限制）。丘吉尔在1951年又复出执政担任英国首相。他在斯大林犹仍健在时就有类似想法。丘吉尔的机要秘书约翰·柯维尔曾记载：
“W（Winston，指丘吉尔）好几次向我透露，他希望能对斯大林有联合行动，召开一种类似维也纳和会的会议，重新召开波茨坦会议，弄出结果。如果俄国人不合作，我们就加强冷战。”
但是西方其他领袖没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或提出这样易被批评的大西洋同盟人士指为一面倒的方案。美国领袖因而停止任何重大举动，也就停止认真利用斯大林猝逝的乱局之机会，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他们保存了大西洋同盟的团结。
僵持对峙的代价就是辩论的重心由谈判的实质内容转变成是否需要谈判。即将步人一生事业终点的丘吉尔，变成力主召开谈判的人，可是谈判内容为何他从未精确描绘过。丘吉尔一辈子都力主搞权力均衡，虽然已经年逾80，依然辛辣尖刻如常，力主召开高峰会谈。
美国领袖批评丘吉尔热衷谈判是接近老年痴呆，有失厚道。事实上，丘吉尔的立场一贯如常，在战时、在战争甫结束，甚至遏制政策初步订定之时，都主张应该和苏联谈判。（详见本书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有改变的是，这些方案提出之时的环境条件。20世纪50年代的丘吉尔从来没有明白说出他主张的全球和解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大战时期，构想基础是假定美国会撤离，甚至根本就不会在欧洲驻军，因为罗斯福一再这么说。后来，在1945—1951年担任反对党领袖时，丘吉尔显然没想到与苏联全面和解要有下列条件：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沿法德边境建立西方同盟体系，苏联军队撤到波、苏边界，在苏联周边国家依照芬兰模式建立政府——也就是中立、民主的政府，尊重苏联立场，但本质上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
在1948年以前依照这个思路和解，也就等于把欧洲回复到历史上曾有的状态。在战时，以及战后若干年，丘吉尔可谓高瞻远瞩，领先当时的时代。如果他没在1945年大选中失败，交出政权，说不定可以给兴起的冷战一个新方向——假设美国及其他盟国愿意冒险实行丘吉尔策略的重点：不惜与苏联对立的风险。
可是，到了1952年，丘吉尔设想中的和解已经几近不可能了。除非爆发政治大地震。阿登纳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他所创建的联邦共和国在1949年以前可以说是几近不可想象。丘吉尔在1944年之后所设想的世界大局，就要求联邦共和国中止与西方的统合，并作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民族国家，回到先前的状态。在1945年，于东欧建立芬兰式的政权等于是回归到常态。到了1952年，这已经无法通过谈判去建立，只能由于苏联崩溃或重大冲突才能产生。甚至，这个大冲突可能是因德国统一这个议题而起——可是，没有一个西欧国家预备在大战结束没几年，就替一个战败的敌国冒险出头。
假如大西洋同盟是一个能够执行统合政策的单一国家，它可能就会按照丘吉尔的构想采取全面和解的外交做法。问题是1952年的大西洋同盟太脆弱，经不起这样的豪赌。美国两大政党产生的总统都没有选择，只好痛苦地静待苏联回心转意。
艾森豪威尔的新国务卿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认定东西冲突是一个道德议题，极力避免就任何问题谈判，除非苏联制度发生重大转变——因此，与英国长久以来的观点迥然不同。英国有史以来就没有空间说，它只和友善、意识形态相仿佛的国家谈判。英国在其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有享有像美国的安全空间，因此它必须务实地与意识形态上的大敌国谈判，寻求共荣共存。由古至今，英国对其国家利益有相当清晰的界定，因此英国民众得以评断其政治家能干与否。英国或许偶尔会对某特定和解方案的条件有所争议，但是几乎决不会争辩应否谈判。
丘吉尔遵循英国传统，以近于永久性的谈判寻求与苏联有更宽容的共存共荣关系。另一方面，美国领袖却只想到要改变苏联的制度，而不是与苏联来交涉谈判。因此，英美之间的辩论日益演变成谈论应否要和苏联谈判，而却不谈谈判要有什么内容。1950年大选期间，丘吉尔提出在当时冷战阶段可谓革命性的点子——召开四国高峰会谈（不过，丘吉尔在这次选举又告铩羽）。他说：
“我还是不禁又想起与苏俄最高层谈判的构想。这个构想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它代表以最大的努力来弥缝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双方各自能生活，即使不能友好亲睦，至少也不必活在冷战的仇恨之中。”
但是刚组建成立大西洋同盟的艾奇逊，认为这样操作的时机犹未成熟：
“我们由艰难的经验发现，与苏联交往的唯一方法就是制造出实力情境。当我们尽力消除所有的软弱地域之时——我们就可以与俄国人形成可行的协定。目前由我方主动要求对话，不会有何效果。”
丘吉尔要到1951年10月才又复出担任首相，他在杜鲁门总统任期所剩无多之情境下，选择不再大力推动召开高峰会议。他决定等待美国新政府上台再说。最后由他的战时老友艾森豪威尔脱颖而出，当选美国总统。在这段等候期间，他也同意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召开高峰会议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无论谁是苏联领袖，他应该都会接纳高阶层协定。1952年斯大林仍为苏联当家领袖，当年6月，丘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