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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让她成为她们的化身，让她们赋予她思想。所有这些我都没有告诉过她，
就在我们亲如姐妹、彼此在纸上写下想念对方的话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告诉
她，那时候，她，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珍藏。
宁宁在我们重逢的第二天中午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她说她只有中午的时间是属
于自己的。她依然在电话里跟我讨论她的两个追求者，她依然举棋不定，也依然希
望这两个人能把优点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角色，那样，“宁宁就是世界上最幸
福的女人”。除此之外，她也会告诉我一些新的进展，比如老外带她去什么地方吃
了饭，或者那个小伙子怎么痛苦地给她写信等等。我这里有些像一个有关爱情的情
报站。而宁宁似乎也并不期待我说出什么对她有实际意义的话，只要把这些事情说
出来给我知道就已经足够了。
这样的电话每天中午都会如期而至，每天的话也都差不多表达着相同的内容。
我在听着电话中那个我熟悉的声音的同时也真切地看着那个我曾经熟悉的女孩子正
在一步、一步远离我，我们已经不在一个世界，我们的烦恼和快乐其实已经与对方
没有任何关系了。
最后一次接到宁宁的电话仍然是在中午，她告诉我那个老外已经给了她最后的
机会，如果她愿意，可以到她的公司工作，他们一起去澳门，如果她拒绝，老外会
一个人离开中国，也许不再回来了。她仍然拿不定主意。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
的朋友是一个美丽的女演员，她不顾一切地选择了一个清贫的军人，而放弃了下苦
工夫追求她的一个有钱人，她随着军人变换着生活的地点，每天为了柴米油盐和丈
夫的升迁操心。闲暇的时候，她坐在窗户边上，每当这种时候她就非常怀念那个曾
经追求她的有钱人。宁宁说她的朋友在信中劝她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爱情而失去过
富足生活的机会，她说：“一个人完全可以在漂亮的别墅里感伤地追忆自己失去的
初恋，但是，如果你是坐在破平房里后悔当初的幼稚，那么你的一生就全完了。”
我不知道宁宁是在告诫我还是在说服她自己，但是，我知道她也许就在这个时
候已经决定了什么，我说什么话或者默不作声对于她来说都是同样无足轻重。
我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定数的，人和人也是一样。宁宁打电话的当天，我接
到通知，调离原来的部门，到一个业务处工作，走的时候，我跟同事交代，不用给
我转电话到新办公室来，如果是我的朋友，我自然会通知他们。
此后，我与宁宁没有联系。
不久，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再次议论起那些没有到场的人，这一次没有人忘记
宁宁，大家还是众口一词地说女孩子长相出众的种种好处，有人举出宁宁的例子，
说她就是因为这个出了国、“一步登天”的。
我没有觉得宁宁有什么错，只是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可能每个人都不希望
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带上世俗的气息，但是殊不知所有世界上的美丽原本就是无法
逃脱这些的。
这样想着，我就变得非常平静，非常平静地跟大家喝了一杯酒，说“为宁宁的
幸福干杯”。
我觉得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体格上，鸭子都应该算是勇敢的人，而对于一个勇
敢的人来说，生命的多与无多都是一件非常尊严的事情。我宁愿用喝彩的方式来表
示对这种尊严的肃然起敬
你不认识的唐老鸭
其实，我应该早就认识唐师曾，他曾经是我的老师兼哥们儿从小一起长大的朋
友，北京人称之为“发小儿”。小时候的我是一个对各种规矩和规范深恶痛绝的人，
而我的老师以令我在他们的苦口婆心之中就范为己任，所以千方百计不准我认识这
个当时就被叫做“鸭子”的人。多年以后我得知真相，说是怕在鸭子的鼓励下，我
这只总是热衷于跳跃篱笆的“黑羊”走得更远。所以，虽然一直在见面的问题上受
阻，但在我心里，早已把他引为同道。
真正和鸭子接上头，是在1998年9月27日。当时《北京青年报》在劳动人民文化
宫搞发行宣传，他和我都在当日下午进行的签名售书活动中作为被邀请的作者。那
天很热，他戴一顶四面通风的黑色小帽儿，穿说不上来有什么款式，只是一看便知
非常凉快的大背心，因为好歹都是写过书的人、是作者，所以我们各自坐在分给自
己的那只太阳伞下，拿着各自的笔，不敢有半点懈怠。我没有看清楚鸭子穿的是什
么裤子，后来问他，他说他自己也忘了，因为所有的裤子都是一种，都是有好多兜
儿、特能装东西那种，颜色也和我后来经常跟他一起“工作”时看到的那些差不多，
界于米色和灰色之间，脏了也不容易看出来，北京人称之为“自来旧”。
签名售书的时候我们是挨着的，时不时有一句半句的对话，都是什么，已经记
不住了。曾经一起回忆过当时都说了什么，两个人都困惑，怎么自己说过的话就全
都忘了呢？我为此感到沮丧，说“一次历史性的会晤居然什么痕迹都没留下”，鸭
子很懂事地安慰我说：“算了，反正不会是有意思的话，要不，咱们不会怎么也想
不起来。”我于是释然。
但是有一件事是鸭子非常得意的。那天跟鸭子比起来，我的读者显得非常非常
少。因为《我从战场归来》和《我钻进了金字塔》这两本书以及充满了英雄色彩的
传奇经历，鸭子颇似偶像一般地接受着大群年轻读者的拥戴，表情尽管谦恭但仍不
免面露得意之色。后来鸭子自己说，他的得意只有特别了解他的人才会一眼识破，
我想，我其实在多年以前就已经了解了这些，原因非常简单，在这一点上，我们一
样。当日坐在那里看鸭子挥舞着他的派克笔给人签名，还不时口中念念有词道：
“您说的这几个字我不会写……”心里不免会有几分酸溜溜的，于是纠集几个同来
的朋友一起逃走去吃烤肉。这一走可坏了，一个29寸的大电视居然就被鸭子轻轻易
易地以最撞大运的抽奖方式得了去。鸭子越发得意地说：“交了狗屎运了！”
此后心里常常会想起这个别人也说、他自己也写的曾经出生入死的人，但也就
是想想而已。因为鸭子，我想我大概真的过了那个真英雄、假英雄瞎崇拜一气的年
龄了，欣慰之余也有些黯然。直觉上认为鸭子和他所做的事情之间有一种类似于爱
情似的东西，说不太清楚，但是，看见一个男人为了这种别人说不明白的东西而艰
辛地活着，本能地就会有些心疼，当然，不可能把这些话告诉鸭子。更多的时候，
是腆着一张脸为他的文字、图片甚至一句玩笑话喝彩，不管别人是不是认为这个女
人可能有恭维人的癖好。
曾经有过一个宁静的晚上，鸭子、我和我少年时代的一位老师在我家，我们每
个人都抢着讲自己喜欢的音乐。鸭子忽然说，他会唱一首歌，而且，长这么大他只
会也只唱这么一首歌。说着他就唱起来：“他知道被你们看上就只有英勇地牺牲/这
个问题他早已想通/他知道不就是为了你们的光荣去斗争/为了你们的幸福就把腿儿
蹬/把属于我的就全部都拿去/这条命我不想再节省/千万别把我当人/这人生就是风
前的一盏灯……”
鸭子唱歌的时候我是坐在地上的，需要抬起头来才能看见他的脸。我很想知道
鸭子是什么样的一种表情，但是，看到我的老师逐渐严肃又逐渐带上一种戚戚然的
面容，我无论如何不敢看鸭子。鸭子说，他在中东的时候，每到有采访的时候，开
着他的大吉普，车里放的就是这首歌：“我有一盒磁带，全是这个歌，别的我什么
也不听。”
从鸭子的书里、从相识的人们嘴里，都知道鸭子的身体不好。甚至，当我第一
次听说“再生障碍性贫血”这种病就发生在鸭子身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心碎的感
觉，此后，我因为不敢看他为了说话太多而出汗就自己在他面前拼命说话，我们一
起工作的时候，即使是很近的路我也强烈要求打车，让鸭子坐在车上尽情嘲笑我的
奢侈……我几乎从来不问他的病情。我觉得无论从性格上还是从体格上，鸭子都应
该算是勇敢的人，而对于一个勇敢的人来说，生命的多与无多都是一件非常尊严的
事情。我宁愿用喝彩的方式来表示对这种尊严的肃然起敬。
也正是因为我的这种执著的叫好，终于让鸭子感动着成为了我在《北京青年报》
主持的“人在旅途”版的作者，因为他的一篇长达1万多字、把以色列外交部长沙龙
作为主角的稿子《农民沙龙》，我们的合作正式开始了。我对鸭子有承诺，不在万
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对不会轻易删改他的稿子。我说：“鸭子你放心，我也是写字
的人，知道每个人都有让那些字谁跟谁挨在一起的理由，也知道被人把自己写的字
重新码过不是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轻易不给人修理稿子，我会在你写之前使劲跟你
说我对这个选题的感觉，但是你真写了，我就要全力以赴保证你的东西原汁原味……”
鸭子认真地听，面无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说：“好，你真好。”
编发《农民沙龙》那天，鸭子在珠海看航展。稿子实在太长了，我的版面挤到
最紧也就能装下4500字，还要委屈鸭子提供的很好的图片。排版之前我把鸭子的稿
子抱在怀里，跟主管我的主任说：“我实在不会删他的稿子，就像吃炒人心一样，
怎么吃怎么疼……”我说我无能，这么好的稿子让我一改就化神奇为腐朽了；我还
说我贪心，这么好的稿子鸭子看得起我给了我独家首发……我的赖皮赖脸换来的是
对开的两个大版面，鸭子的文字加了小标题，鸭子和沙龙这两个大白胖子的照片也
舒舒服服地安置在显著位置。珠海归来的鸭子兴高采烈地展示他的新照片、炫耀他
的新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