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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关于信任
搬离从前的妇产科医院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小团队迁到了街对过位于森林公园大道4910号的一幢白色廊柱建筑中。他们为自己的性爱门诊取了一个委婉的名字（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就和门口那小小的指示牌一样小心翼翼。马斯特斯确保了自己新创立的非营利性基金会里都是一些忠实于他个人并感激他临床服务的托管人。在他与华盛顿大学苦乐参半的分离之后，充斥着谣言和谴责，马斯特斯只想要那些可以信任的人。
托里·福斯特就是这个小集团的典型，尽管缺乏经验他还是担任了基金会的新任律师。从还是孩子起，他就和位于拉杜区的隔壁邻居马斯特斯一家认识了。在生孩子之前，托里的妻子一直依赖着马斯特斯，他是她第一位妇产科医生。基于长久的交情，马斯特斯从不怀疑福斯特的忠诚以及他保守秘密的能力。福斯特第一个任务是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国家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会议，看看新成立的基金会对性爱的研究是否会妨碍其申请免税资格。门诊从志愿捐献以及外部拨款得来的资金流至关重要，特别是没有大学提供医院设备以及其他支持的情况之下。“对于主题本质我们尽可能地做到坦白直率，”福斯特谈起国家税务局的会议时说，“但是对于其具体实施方案我们没有谈及太多的细节，他们也没有询问。”
在讨论会上，福斯特联合了马斯特斯另一位坚定的朋友——小伊桑·A·H·谢普利，前华盛顿大学校长的儿子。年轻的伊桑成为了基金会主席。和父亲一样，他坚定地认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免于道德威胁的环境。“当时引进了很多前董事会成员，因为基金会在圣路易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况，”谢普利的遗孀佩吉·谢普利回忆说，“人们都会因为自己去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儿而感到尴尬。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凭借着伊桑家族在学术界以及圣路易斯社区的良好声望，它变得有了些尊严。”其他一些早期的托管人为基金会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学术成果与技术，比如密歇根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的雷·瓦格纳医生，以及知名家庭治疗师，后来在费城创立婚姻咨询所的埃米莉·马德。但绝大多数托管人，比如警署署长H·萨姆·普利斯特或者保险经理约翰·布罗德黑德，都是出于喜欢马斯特斯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曾经是他的病人而接受签约的。多年前两家人一起在密歇根度假时就与马斯特斯一家结识的约翰·布罗德黑德解释说：“我其实是他妻子贝蒂的朋友。比尔觉得他需要一些已经成名的人物来排除对性爱研究的攻击。”在加入董事会之前，约翰的妻子多迪·布罗德黑德说他们就这个分歧讨论过。“要参加的这个董事会争议重重，我的丈夫完全是出于好意才答应这么做。”感激马斯特斯的不孕不育治疗帮助自己成功怀孕的她说，“他觉得比尔·马斯特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也许他所涉足的领域并不能被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人接受。他想我们可以以朋友的身份为他摇旗呐喊。”在董事会会议上，基金会的托管人依旧保持着沉默，听从着马斯特斯对日常事务的判断和安排。就算约翰逊插话，也只是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或者提醒他某些他可能忘了提及的地方。“托管人知道他感兴趣的东西，也知道他打算要写的东西，”约翰·布罗德黑德回忆说，“但对于细节我真的不太知情。”
除了秘密和勇气之外，还有激进的氛围笼罩着基金会，他们就好像在从事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太空计划一样，背负着通过科学让生活更美好的使命。但是马斯特斯在他们面前保守着许多秘密，包括之前在研究中使用妓女一事——这是担任律师的福斯特多年之后才了解到的事实。“比尔在董事会面前并不够坦率，”福斯特说，“我认为他不想因为我们了解此事而受到怀疑。他只是那么做了。”福斯特对朋友比尔·马斯特斯年轻而纯洁的支持掩盖了许多微妙的暗流。他没有意识到比尔和吉尼之间关系的复杂，相反，他只用英雄般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合作。“我当时参加的时候，一心以为她是以专业方式参与其中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有那种亲密的关系。”福斯特说。在家庭聚会上，福斯特的母亲玛吉和朋友们一样对此也有些疑虑。但托里为比尔的信誉和正直辩护，并打消了这些担心。
有一次，莉比带着疲惫而忧虑的表情反复地询问托里·福斯特自己丈夫最近的活动情况。
“你真的觉得最近他有必要在门诊加班到那么晚吗？”她问道。莉比勉强才让自己没有提及吉尼·约翰逊的名字。她思忖着为什么自己的丈夫会失宠离开大学医学院，并停止了自己报酬丰厚的行医工作。“对于他全身心投入到性爱工作上我感到很不舒服。”莉比告诉他说。
在他们的交谈中，莉比想知道比尔是否在拿自己的医学生涯，以及暗中——虽然没敢直说——拿他们的婚姻冒险。
托里语重心长地向莉比保证说她的担心是没有理由的，并强调说比尔是值得信赖的人。
“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渐入佳境，”福斯特解释说，“比尔所做的事是合法的，而且非常重要。我非常肯定你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对于托里的回答，莉比露出了满意的表情。或者也许她自己更清楚，只是决定不再盘问他们从前的邻居，他显然在专业上非常尊重比尔，无法看清他的真面目。托里和比尔信任的其他董事会成员都证明除了莉比之外，比尔在门诊没有任何其他个人问题。“老实说，关于所发生的事，我有点天真。”福斯特数十年之后承认道。“她担心比尔的工作以及它对比尔个人方向的影响，特别是和吉尼一起。最后证明她的直觉是对的。”
每天黎明前后，比尔·马斯特斯都会在拉杜区湿漉的草坪以及空荡的街上慢跑，然后回家洗个澡，开始一整天的工作。他铁青色的面孔以及始终严厉的行事风格都散发出一种自律的气息，这是他从汉密尔顿大学足球队起就引以为傲的风格。据后来《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观察描述说：“马斯特斯的表情总是生硬、尖锐，如同X线一样阻止着一切轻率，要求立马坦白。”被医学院非正式地驱逐之后，马斯特斯在门诊更加努力了，就好像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做任何事——甚至是付出生命。”约翰逊解释说，“他必须赢。”
当该领域最有名望的杂志拒绝发表他的性爱研究时，马斯特斯一直努力尝试希望自己的文章被接受。他不断地给编辑投稿，直到一个很小的医学期刊——《西方外科杂志： 妇产科学》（Western Journal of Surgery，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愿意发表他的文章。被最尊敬的同僚冷落让他狂怒。马斯特斯咒骂他们目光短浅的拒绝以及他们对他科学发现的草率忽视，他觉得这些发现足够赢得诺贝尔医学奖。“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数年之后他仍旧愤愤不平地写道，“对于研究资料的拒绝不仅是一次审查结果，而且也包含了对我个人品质的故意攻击。”《西方外科杂志》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总部既没有同行评审也没有仔细阅读，但它的编辑罗伯特·卢瑟福医生因出于“好心”让他们的研究得以发表而成为了马斯特斯眼里的英雄。在美国妇产科学年会上，马斯特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芝加哥大会上，马斯特斯被告知他不能在学会的前辈面前透露他们的发现。在一阵严厉的谴责中，他回忆说，“他们不允许我在学会常规会议时间里讨论我的内容（性爱研究）。”于是马斯特斯在大会指定的宾馆租了一个小套间，在大会休会期间做了一个即兴的陈述报告。“马斯特斯遭到了自己学科的可悲对待，虽然他们已经发表了许多他在产科及外科突破性的成果。”约翰逊回忆说，“没人想和性爱有所联系。”和自己丈夫一起参加了那次大会的桑德拉·谢尔曼非常惊异同行的反应。“他们连忙回避，就好像得了什么可怕的疾病一样，”她回忆说，“我当时心想，‘天哪，这些人怎么了？’这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能谈论这个并在这方面有所帮助是多么棒的一件事啊。”
带着报复的心情，马斯特斯想要证明那些贬低他的人对弗吉尼亚·约翰逊的观点是错的。医学院拒绝了他为她申请的教员任命，质疑她参与这样一个敏感研究的资格和能力，但马斯特斯坚持证明约翰逊是能够胜任的。他要向世界展示她是与他同一个级别的人。在他们新成立的基金会，没有了大学的干预，他把她从一个助理升职为研究伙伴，并不断提高她的薪酬。一些华盛顿大学的医生通常很兴奋地想知道为什么马斯特斯可以给自己的秘书这样无根据的升职。“这很不寻常，因为她一直被称为约翰逊医师，而她压根没有任何的学位。”H·马文·卡梅尔医生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单纯的事，因为她一直对此默许，从不进行纠正。如果人们这样称呼她，她从不跟他们解释什么。”数年之后，吉尼拒绝称自己为约翰逊医师，外行人遇到穿着白大褂的治疗师很容易就会将他们误称作“医师”。
就像一个骄傲的经理人，在他们的科学产品上，马斯特斯支付给弗吉尼亚·约翰逊同等的报酬。他让那些怀疑者知道她提供了许多最初的